学人简介

作者分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暨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越南 民族性格 历史文化

内容提要

历史文化因素对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越南民族性格所具有的特征，既是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烙印，也是其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碰撞的结果。“北属”这一历史所造就的独立意识、敏感戒备心理，以及在中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重义轻利、仁爱宽容、谦恭礼让、尊老爱幼、中庸和谐、行善戒恶、心怀感恩等价值观念，成为越南民族性格的核心要素。在中越宗藩关系的约束下，越南民族性格开始具备能屈能伸的色彩，而中国文化的全面输入，则使越南民族性格渗入大越民族主义，并逐渐融入包容性、开放性和实用性的成分。随着“南进”的推进，越南民族性格表现出对外扩张、英勇尚武的特点，兼具细腻柔和、灵活多变的特性。在反抗法国殖民入侵过程中，越南民族性格中的爱国主义、反抗精神、“无敌”思维开始迸发，越南民族性格的浪漫主义则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得以形成。

民族性格习惯上又称为“国民性格”。俄国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指出，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表现在行为举止、思维方式及精神气质上的心理特点的总和”。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莱文逊(Daniel J·Levinson)从统计学角度来界定民族性格，在《民族性格》一文中把民族性格定义为成年人中最频的、比较永续的人格特征和方式，并称之为“众趋人格”。中国学者沙莲香提出，民族性格是某种在民族内部“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点的总和，是人格的综合体。吕锡琛的看法是，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熏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赵荣和张宏莉认为，民族性格是抽象与具体、固定与历史、共性与个性等三组矛盾的对立统一。本文认为，民族性格是由一个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熏陶而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气质、人生态度等要素形成的稳定的民族心理特征。民族性格的形成与该民族的历史发展及文化精神有重要的联系,在某一程度上可以说，民族性格的形成是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及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历史文化因素。

越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4个民族共同构成了越南民族共同体。越南民族性格具有非常丰富多元的内容，既包括能屈能伸、英勇尚武、反抗、扩张的行为方式，也具备独立意识及敏感戒备、大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心理意识;既拥有行善戒恶、心怀感恩的人生态度,也包含重义轻利、仁爱宽容、谦恭礼让、尊老爱幼、中庸和谐的价值观念;既蕴含细腻柔和、灵活多变、浪漫主义等精神气质，也融入包容性、开放性、实用性的思维方式。与其他民族一样，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也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特殊的历史进程在越南民族性格形成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越南先后经历了“北属”时代、自主时代、近今时代，每个历史时期都使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推进，中原文化、中国文化、占婆文化、高棉文化、西方文化相继进入越南，对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越南民族性格所具有的特征，既是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烙印，也是其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碰撞的结果。

关于越南民族性格，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越南的民族性格特点进行了归纳和诠释,二是强调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越南民族性格也具有丰富多样的特征，疏于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深入探讨，就无法以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角度发掘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和表现，从而导致对越南民族的认识缺乏应有的理性和客观。本文尝试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进程及其外来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造成的影响，或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和文化的双重维度来增进对越南民族性格特点的认知。

一、“北属”及其文化影响

从汉武帝取赵氏的南越之地起直到五代时期为止，越南处于“北属”时代。“北属”时代在越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原王朝的统治和文化传播促进了越南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越南社会的基本特征。一般而言，一个民族最本质的性格特征都是在其早期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确定的，而“北属”时代正是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一)“北属”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北属”时代持续千年，中原王朝在越南当地设置官府，派遣官吏，推行郡县制度，越南始进入封建时代。“北属”期间，在隶属于中原王朝的同时，越南也与中原王朝展开了长期的较量。公元40年，越南当地的雒侯、雒将长期维持的氏族部落制度与汉朝准备推行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激化，引发麊泠县雒将之女征侧、征贰率领的反抗汉朝统治的起义。“二征”起义最终为中原王朝所平息，但却开创了越南寻求独立的先例。随着从中原迁入的封建地主和当地成长起来的封建主逐步形成越南的割据势力，越南谋求独立的斗争也越发频繁。当中原王朝处于强盛时期，越南的割据势力暂时得到控制，而在中原王朝的影响力衰落之时，越南的割据势力则乘势崛起。到唐宋五代时期，越南逐步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总之，由于与中原王朝的较量，“北属”时代的越南已经产生了寻求独立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培养了越南独立意识，使越南民族不仅对独立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也对独立有着强烈的渴望，认为“没有什么比自由、独立更可贵”。在这一历史传统的影响下，独立意识逐渐成为越南民族的重要思维，也逐渐成为其民族性格的核心要素。

“北属”时期，越南逐渐产生了“南北”观念。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古代，作为中原王朝最南边郡县的越南对“南”和“北”的感受自然更为强烈。越南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之后，与中原王朝的文化联系日益紧密，政治关系逐渐深化。无论是3世纪时北方士人南下越南避难，还是7世纪时唐朝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都强化了越南民族对“南”和“北”的认知。因此，地理、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南北”观念形成并且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北属”时期越南非常重要的世界观。在越南的“南北”观念里，“南”和“北”分别用来代表越南和中原王朝，“南人”和“北人”分别指称越南人和中原人。又由于中原王朝相对越南而言是文明中心，中原王朝也在事实上左右了越南政治的发展，因而这种“南北”观念有着更加深刻的内涵。“南”和“北”除了具有地理上的差异，也具有力量强弱的对比，“南”较“北”落后，“南”受“北”的影响，“南”和“北”是边疆地区与中心地区的关系。这种“南北”观念促使越南一直将“北”作为参照，视“北”为强者，从而逐渐形成了畏惧中原王朝的心理，而这种心理通过神话传说、历史著作、历史博物馆等方式得到强化，在越南民族中世代传承，从而造就其十分敏感戒备的民族性格。

(二)“北属”时期中原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随着中原文化的全面输入，越南成为中原文化在边远南方的前哨。作为一种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文化逐渐在越南社会取得支配地位的同时，亦渐渐渗入到越南民族的精神内部。两汉三国时期，儒家学说已经传播到了越南的边远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继续向越南社会各个领域传播，其伦理道德观念影响到了社会下层普通民众，而到了隋唐时期，“安南之文风益兴盛，儒教之思想，更为深入”。经过一千余年的浸润，儒家文化早已融入越南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从此之后，“凡事皆以儒教为依据，以三纲五常为处世之根本”。儒家文化的文化核心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道德本位、忠孝为上、和贵中庸等儒家根本的价值取向，三纲五常以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规范，逐渐构成了越南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准则,使越南民族性格融入了重义轻利、仁爱宽容、谦恭礼让、尊老爱幼、中庸和谐等要素。

“北属”时代既是佛教传入越南的时期，也是佛教对越南传统信仰产生影响的时期。东汉末年，南下躲避战乱的僧侣为越南带来了大乘佛教;6世纪末，大乘佛教的重要派别——灭喜禅派传入越南;9世纪初，大乘佛教的另一重要派别——无言通禅派传入越南。自佛教传入越南以来，崇信佛教的人日益增多，佛寺遍布各地，数量比道观多。据《安南志原》记载:“交趾名寺四，名观一;朱鸢名寺二十九，名观九……南定县名寺七，无观。”大乘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不仅奠定了越南佛教的发展特色，也有力地冲击了越南的传统信仰。这一时期，中原佛教流派的思想，即大乘佛教教义逐渐被越南佛教接受，大乘佛教强调的“慈悲心、善恶因果报应、四恩”等观念，为越南民族传统信仰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大乘佛教的影响下，行善戒恶、心怀感恩等理念早已成为其民族心理的一部分，根植于其民族性格之中。

二、中越宗藩关系的建立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丁朝标志着越南摆脱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越南围绕如何处理与中国封建王朝的藩属关系与文化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民族意识日趋强烈，思维、价值观、精神气质等也逐渐走向成熟,民族性格中的重要特征开始形成或强化。

(一)中越宗藩关系的建立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宗藩关系是东亚特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模式，它以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为基础，是儒家文化等级观念和治世思想在国家关系上的反映，并以实力的消长为后盾。中越宗藩关系绵延一千多年，始于公元960年丁部领遣使向宋请封，直到1885年才宣告结束。从宗藩关系的性质来看，中越宗藩关系无疑是一种附属关系——中国为宗主国，越南为藩属国。这种关系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治世思想，打上了“夏尊夷卑”的烙印，反映了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中国长期把越南看作“蛮夷”，视双方的关系为“华夷”之间的宗藩关系。然而,越南认为其与中国所称的“蛮夷”有着本质的区别，两国的宗藩关系是“中华体系内部平等的‘兄弟国’关系”。因此，在宗藩关系的框架下，越南虽在形式上臣服于中国，却对藩属国的地位心有不甘，并且极力在政治、文字、历史等方面追求自主性和平等性。作为藩属国，越南应该使用宗主国纪年和宗主国颁赐的印玺，其国王也理应以真名与宗主国交往，但其不仅使用自编的纪年和自铸的金印，而且其国王与中国交涉时一般使用假名，在国内则用真名。喃字是最早记录越南语的文字,越南为喃字的系统化发展和全面推广作了长期的努力，目的是逐渐摆脱对汉字的依赖。这些摆脱中国影响和探求民族独立的努力最终成为越南文化特色并固定下来，促使国家独立观念代代相传，故而宗藩关系的等级观念和治世思想强化了越南民族性格中的独立意识。

长达近千年的中越宗藩关系，既有文化上的原因,也不乏现实的考量，是两国实力消长、抗衡的结果。中越宗藩关系的肇始，为中国的相对衰落时期，自宋朝以降，中国各个封建王朝再也无力收复越南。在越南看来，中国始终是强大的“北国”。越南与中国之间曾发生多次军事对抗，使越南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强国，最好还是不要向它挑衅”。新立的越南王朝，即使战胜了中国，也自知无法长期与中国为敌，从而恪守朝贡之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越南对中国就完全顺从。随着国家实力增强，越南抗衡中国的意识也日趋强烈，甚至侵扰中国边境。对越南而言,无论是暂时的妥协还是抗衡，都是服从政治现实的策略。作为“南国”以及中国的旧郡，越南唯一不变的策略就是针对中国的防御。其在诞生之初向宋朝请封,即出于担心宋军来攻，此后一直缺乏安全感，严防中国收复旧土。在中越宗藩关系的长期约束下，为保持国家独立和争取生存空间，越南民族逐渐形成了亦刚亦柔的思维和防范中国的心理，民族性格不乏能屈能伸的色彩，其固有的敏感戒备也自然持续强化。

(二)宗藩时期中国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越南尽管摆脱了中国的统治，但仍对中国文化十分依赖和仰慕。越南不仅继承了以儒释道为主的文化模式，还继续学习、模仿和吸收中国文化。儒学自李朝时期初步发展，到黎朝时期出现独尊的局面，儒学日益适应了越南封建统治的需求，直至19世纪仍持续昌盛。由于一直有着较强的华夏文化情结且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独立以后的越南不仅认为其与中国封建王朝分别继承华夏文化正统，也认为其深得儒学之正宗，从而拥有了优越的文化心理。在传承儒家文化的过程中，这种文化心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程朱理学在陈朝时期传入越南，而程朱之学大旨“主在正统”，正是在“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观念在越南形成。越南自称为“中国”，同时称中国为“北朝”“明国”等。伴随着“中国”观念的扎根，华夷尊卑观念也植入越南的意识之中。越南自认为“夏”、“汉民”，将占婆、哀牢、万象、真腊、暹罗等视为蛮夷，认为双方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完全不同，双方的关系是“华夷”之间的宗藩关系。越南民族在文化上的优越心态，逐渐发展为大越民族主义，深深地渗入越南民族性格之中。

除了儒家文化，越南还广泛吸收中国的佛教和道教文化。历史上，前黎朝黎桓遣使入宋乞请佛教大藏经，李朝李太祖向宋真宗求道教经典汇编《道藏经》。尽管佛教在越南李陈时期被尊为国教，一度凌驾于儒、道之上，儒学则在后黎朝和阮朝时期居支配地位,但是儒释道三者始终共生共存。从“三教并尊”演变为“三教一致”，从“三教一致”递进到“三教同源”，越南民众对儒释道的态度愈加包容和开放，“三教的融合是在越南民众情感与行为中自然形成的”。与此同时，越南对儒释道的吸收十分注重实用性。佛教和儒学的势力和地位在越南历史上的消长，实际上反映的是越南封建王朝在不同时期为维护统治而做出的现实选择。对于越南民众而言，他们亦以实用性的标准来接受儒释道，尽管儒学主张“男尊女卑”，但越南女性可以拥有较高的地位;越南佛教在追求“出世”的同时，为参与国家建设表现出明显的“入世”特征;越南的道教则“摈弃了高深的哲理部分，保留了与现实生活需求相适应的部分”。因此，在吸收中国文化过程中，越南民族性格逐渐融入了包容性、开放性和实用性的成分。

三、“南进”与占婆文化、高棉文化的影响

独立后的越南，除与中国维系宗藩关系外，还不断向南方开疆拓土，并吸收南方的文化成分，疆域上完成了由小到大和由北到南的蜕变，文化上产生了新的效应，其民族性格也相应地增加了新内涵。

(一)“南进”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由于自然地理的限制，越南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欲望十分强烈，但北部的强国不可轻易挑衅，而东为茫茫大海，西为崇山峻岭，遂向南扩张成为其最佳的选择，故武力征服占婆和真腊便成为“南进”的主要内容。10世纪之前，越南的版图仅限于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其南是占婆，再南是真腊。10至14世纪，越南对占婆的战争十分频繁“南进”的步伐逐渐推进。这一时期，越南并布政、地哩和麻令三州，收乌、厘二州，从而将领土范围扩展到今广治、承天地区。15世纪初，越南处于强盛时期，“南进”的进度加快。1471年，黎圣宗取佛逝、大占、古垒之地，将领土边界推进到今富安省、庆和省交界的石碑山。在沉寂了一个世纪之后，越南于17世纪重启了“南进”的步伐。1653年至1693年，广南政权吞并占婆余下的领土，将领土版图扩张至今庆和省、平顺省和宁顺省。然而，越南“南进”的步伐并未停止，而是迈向了与占婆相邻的真腊。17世纪下半期至18世纪上半期，通过武力介入真腊王位纷争，越南的广南政权取得了真腊的半壁江山。19世纪，阮朝继续与暹罗争夺真腊的控制权，曾一度完全兼并真腊。总之，越南自恃兵力强盛，凭借武力优势迫使占婆节节败退，逐步渗入真腊地区。不管王朝如何更替，“南进”的政策一直为统治者所继承,除了16世纪因陷入南北纷争而一时无暇向南扩张外,越南“南进”的步伐在大部分时期都未停止。通过“南进”的武力征服和扩张势头,越南将版图扩张至今越南南部。在“南进”过程中，越南形成了向外扩张的历史传统，也逐渐具备了对外扩张的惯性思维，因而其民族性格中包含着扩张性。与此同时，“南进”导致尚武精神在越南膨胀，从而使其民族性格烙上了英勇尚武的印迹。

“南进”增强了越南民族的优越感。如前文所述，对于占婆、真腊等“蛮夷”，独立之后的越南原本就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在“南进”的进程中，以儒家文化教化占婆、真腊等“蛮夷”，似乎成为了越南的一项道德使命。在越南看来，征服占婆和真腊是“抚蛮”的重要内容，而“抚蛮”的目的并非欺压，而是对“蛮夷”的施恩教化。随着“南进”的推进，越南民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日臻加强，在政治上的优越感也开始逐步显露。自前黎朝开始，越南极力将占婆、真腊变为其藩属。随着1471年对占婆的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黎朝于1485年定出了《储藩使臣朝贡京国令》，其中将占婆、老挝、暹罗、爪哇、满刺加等均定为“朝贡国”。1658年，阮主派兵侵占移民地，迫使真腊向其称臣纳贡。随着“南进”的胜利，越南建立了自身的宗藩朝贡体系，俨然成为区域内的一个中央王国，其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从此开始膨胀。因此，在“南进”过程中，越南的优越文化心理得到极大满足，并逐渐演变为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其民族性格中的大越民族主义也得以强化。

(二)“南进”时期占婆文化和高棉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尽管早在公元2世纪至15世纪，占婆就已受到了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熏陶，接着又在公元15世纪至19世纪受到马来伊斯兰文化的浸染，但其文化并非单纯的“印度化”“中国化”或“马来化”，而是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不得不提的是，占婆文化起源于海上，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文化范畴，具有海洋文化的色彩。由于长期居住在沿海的顺化－广南地区，占婆很早便开展了海洋贸易，建立了多个海港。在15世纪前，占婆是海上重要贸易通道，会安港也已成为重要的海港。与此同时，浦那格女神是占婆的重要神祇和保护女神，代表着占婆的海洋崇拜。随着“南进”的推进，越南继承了占婆开发海洋的文化传统。17至18世纪，越南广南政权占据顺化－广南地区后，积极开发和管理，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从而使该地区成为当时重要的海洋贸易区，会安港重新崛起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在向南迁移的过程中，越南亦将占婆的文化融入其信仰中。17世纪至18世纪，浦那格女神越南化，成为越南中部地区最重要海神天衣阿那。为供奉海神天衣阿那，越南的广平、承天－顺化、广义、平定、富安、庆和、平顺等地都建立了天衣阿那神庙，但建在海边的浦那格神庙仍旧是天依阿那女神最重要的宗教场所。从本质上说，早期越南是一个农耕文明国家，海洋文化并不发达，在越南广南政权之前，越南各个王朝并不鼓励海外贸易，甚至采取杜绝的态度。伴随着越南对海洋的开发以及对海洋信仰的接受，占婆文化中的海洋成分被吸收进入越南文化之中，越南的海洋意识逐渐增强，其民族性格的开放性也逐渐增强。

除了占婆文化，越南也吸收了高棉文化。在阮王统治的越南南部，占婆文化和高棉文化的某些方面被越南人吸收或者改造成越南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在越南的各种神灵崇拜和小乘佛教中特别明显地体现出来。“南进”的文化意义在于，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越南北方文化不断向南推进，吸收了中部和南部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占婆文化和高棉以及更具东南亚本土特性的本地文化，极大地丰富了越南文化的内容。“南进”之前，越南文化属于中华文化圈，其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延续，而“中华文化比南方文化极端性更强”。“南进”之后，越南文化开始进入了今天所说的东南亚文化圈，其接触的东南亚文化(占婆文化、高棉文化)则“偏重阴性文化，而且偏向阴性的思维(可以形容于女性的思维)”，更具柔和性和灵活性。因此，在与更具东南亚本土性质的占婆和高棉文化接触的过程中,越南文化实现了一次大的飞跃，其民族性格也深刻地吸收了阴性思维的影响，表现出细腻柔和、灵活多变的特性。

四、法国殖民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进入19世纪中叶，法国加快了侵略越南的步伐。随着法国的殖民入侵,阮朝名存实亡，越南进入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在政治变革与社会思潮相互交织，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冲突的情况下，越南传统的民族性格特点被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其民族性格中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

(一)法国殖民入侵对越南民族性格的影响

自法国1858年派联合舰队炮击岘港开始，越南进入了长达百年的抗法斗争时期。1858年至1884年，法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迫使越南签订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越南的南圻、中圻和北圻，并建立了殖民统治。法国的殖民入侵不仅使越南丧失了主权和独立，而且使越南的国家分裂加深。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越南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并将矛头指向了外来侵略者。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相继掀起了农民阶级组织的鹅贡起义、安世农民起义，封建爱国官吏领导的“勤王运动”，资产阶级发起的“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及“光复军”武装暴动。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越共领导越南人民进行艰苦的反法斗争。二战爆发之后，由于法国同意日军在越南驻扎，越共又带领越南人民抗法和抗日，先后取得“八月革命”和“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当法国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南北分裂问题因冷战的到来而爆发十分惨烈的越南战争，越共又继续领导越南人民展开斗争，最终在1975年战胜美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一百余年的斗争中，为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越南各个阶层先后登上了斗争的舞台，虽然屡遭失败，但从未停止战斗，其民族性格中追求独立的心理意识不断得到强化，爱国主义、抗争精神不断迸发，发挥了支撑民族生存的作用。与此同时，持续的斗争状态让越南的民族性格更加英勇尚武，而先后战胜强大的法国、日本和美国的历史，使其民族性格中融入了“无敌”思维的成分。

在入侵越南的同时，法国也着手将柬埔寨和老挝置于其“保护”之下。19世纪90年代，法国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将越柬老三国纳入殖民统治体制之中。联邦推行统一的财政制度、税收方法、货币，建立统一的司令部，使越柬老三国结成了一种联邦形式的“特殊关系”。尽管如此,越柬老三国在联邦内部的地位并不平衡。法国将越南作为统治印度支那地区的基地，联邦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别设在越南的河内和西贡，由河内的法国总督府管辖驻扎在柬老的法国理事长官或最高专员，西贡等港口转口柬埔寨和老挝的全部或大部分的贸易，河内或西贡的大学或中等专科学校接收柬埔寨和老挝学生。①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殖民统治加强了越柬老三国的紧密联系，并确立了越南在越柬老三国中的优越地位，促使越南区域中央王国心理再度膨胀，客观上增强了越南民族性格中的大越民族主义。

(二)法国殖民时期西方文化对越南民族性格的影响

伴随着殖民入侵，西方文化不断涌入越南。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以汉字、喃字和儒家思想为架构的越南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而新形成的文化则在语言、思想、宗教和教育等方面深深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其中西方文字和思想传入越南，引起了越南文字和思想的变革。16世纪，欧洲传教士用拉丁字母为越南创造了拼音文字。19世纪中叶,为削弱汉字在越南的影响，法国殖民者强制政府、学校使用拼音文字。

与此同时，由于容易学习和掌握拼,音文字逐渐得到越南先进知识分子的支持，并被当作国语字推广。进入20世纪，越南爱国志士发起推广国语字的爱国运动，鼓励人们学习国语字,并利用国语字传播爱国思想、革命思想，国语字从此日益普及，而汉字和喃字则逐步退出越南的历史舞台。而在思想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势不可挡。在探索救国救民理论的过程中，越南先后从儒家思想转向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了胡志明思想。随着文字和思想的变革，越南的传统文化在逐步向新文化转变的同时，也广泛吸收了新文化的精髓，其民族性格中的开放性更为鲜明。与此同时,法国文化开始传入越南，并逐渐被接受。法国殖民期间，法国极力推行法语，将咖啡树引进越南，在越南修建法式建筑，并把越南作为制作香水的原料供应地。面对法国文化的输入，最初越南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但随着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大为削弱，越南民众对法国文化的态度也开始转变。越南逐渐将法语融入越南语中，接受了法式咖啡，至今仍保留着喝咖啡的传统;不但保留了诸多法式建筑,也继续建造具有法国建筑风格的楼堂馆所;不仅接受了法国香水，也生产出具有法国文化气息的越南香水。在接受法国文化的同时，越南也接受了包含在法国文化中的浪漫生活理念和浪漫生活方式。法国文化给越南社会增添了法式的浪漫，也使越南民族性格中多了几分浪漫主义色彩。

结 论

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毫无疑问，历史文化因素在其中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塑造作用。从“北属”时期到宗藩时期，从“南进”时期再到法国殖民时期，越南民族性格的重要特质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其他民族接触、互动中形成或强化的。越南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抗拒到被动吸收，再到主动吸收的转变，越南民族性格也在一次次外来文化冲击下得到塑形、丰富、升华。尽管如此，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对越南民族性格的影响并非相互隔绝，而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跌宕起伏的历史赋予了越南民族极其厚重的历史情结，灿烂多彩的外来文化则为越南民族输入了十分多元的价值观念，历史与文化共同塑造了越南民族性格的两面性。越南民族性格中的独立意识和敏感戒备，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属”时期与中原王朝的较量，并在宗藩时期中越宗藩关系的约束下得到强化，而大越民族主义肇始于宗藩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成长于“南进”时期的扩张，定型于法国殖民时期的“印支联邦”实践，前者潜藏着越南民族在中国面前的自卑心态，而后者彰显了越南民族对中南半岛周边国家持有的自傲心理。

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既赋予了越南民族性格强硬的外表，也赋予了越南民族性格柔和的内里，无论是独立意识、敏感戒备和行善戒恶、心怀感恩，还是对外扩张、英勇尚武与细腻柔和、灵活多变，抑或是反抗精神、无敌思维与浪漫主义，都似乎并行不悖。儒家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为越南民族性格的发展奠定了底色，重义轻利、仁爱宽容、谦恭礼让、尊老爱幼、中庸和谐的民族性格敦促越南民族坚守传统，而儒家文化、占婆文化、西方文化的持续冲击为越南民族性格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放性的民族性格促使越南民族与时俱进、适应时务。越南民族性格中的两面性体现了越南民族的行为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特征、精神气质，深刻地反映在其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之上。由于追求独立、敏感戒备的民族性格，越南一直对中国缺乏信任，长期采取“南攻北防”外交政策，而其扩张、尚武的民族性格则使其在南海恣意扩张，意在牟取更多的实利。分析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及其特点，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越南对外交往特点的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促进中越关系发展。（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