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原：张虹倩 胡范铸 话语生态研究

    当地时间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德拉姆堡基地签署“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7160亿美元国防开支。其中规定：“禁止通过孔子学院进行语言培训”。全美孔子学院共有一百多家，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五分之一，直接受到影响的接近二十家。

    对此，我们怎么办？亡羊补牢是否还有可能？重发我们去年的研究报告，供参考。

全球治理视域下孔子学院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与建议

    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创办于2004年11月，截至2016年底，已发展至513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40个国家。据《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最新数据显示，孔院目前拥有各类面授学员155万，网络学员59.7万。我国为此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与财力，仅2016年，外派院长、教师与志愿者达14442人，孔院年度经费达314,116，000美元。

    发展不可谓不迅猛，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一   孔院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1.

孔院发展增速明显放缓‍

    其中，孔院的增速经过高速增长之后，明显放缓，2016年仅仅从500所增加到515所，净增15所，年增速回落到3%，为历年最低；孔院的经费增速也开始放缓；2016年度总经费314，116，000美元，年度增速回落至1%，同样为历年最低；孔院教师数量增速更明显停滞，2016年有14442人，低于2014年的15500人。显然，这与国家总预算的制约有关，中国经济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L形发展期，对于孔子学院的投入也就不能不有所控制。不过，制约孔子学院发展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经费问题。

2.

孔院建设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一是孔院全球布局意图与设置分布随意性的矛盾。

    以地缘论， 陆地上有14个国家和我国接壤，分别是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还有6个隔海相望的国家自北而南依次是：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不过，尽管在全世界我们已经设置了515所孔院，但在我们的这些邻国中，仍有3个国家（朝鲜、不丹、文莱）既没有孔院也没有孔子课堂；在直接接壤，拥有大量华人华侨，并且也是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国家的缅甸，只有3个孔子课堂，却没有一所孔院。甚至，在越南、老挝这样的极其重要的邻国，也分别仅有一所孔院。

    以人口论，在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在美国开设了110所，约300万人一所；而在印度这一13亿人口的最大邻国居然只有2所孔院，约6.6亿人才一所。中印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同为发展中国家，更是直接接壤的邻国，彼此却显得相当陌生，这与孔院的数量至少可以部分构成互为因果。详见下表：

表1：2016年全球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及国家人口情况

    造成这一布局的理据是什么？很难解释。

    二是孔子学院发展目标与学科类型设置的矛盾。

    现有的孔院学科类型基本都是“汉语教学+”，不过“＋”什么，却没有清晰意识。据调查，孔院的学科类型目前绝大多数都是“汉语教学+文化”。所谓“文化”本应该有三大层面：“器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最能体现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应该是“观念文化”，但孔院“+文化”中所加的却主要是“中国传统工艺”“中国传统艺术”“中国传统武术”等今天的中国国内年起人都越来越生疏的东西，结果，“汉语教学+文化”就演变成“汉语教学+书法”、“汉语教学+古筝”、“汉语教学+太极拳”，甚至只是“汉语教学+剪窗花”、“汉语教学+包饺子”。这一学科设置的思路似乎出于一种传播上的“文化猎奇者假设”，努力满足海外一部分对于中国的“文化猎奇心理”。

    应该说在孔子学院的起步阶段，这一学科设置策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时至今日，如果孔子学院始终还只能是、只应是满足国际社会“文化猎奇者”心理吗？

    三是中外合作机构与孔子学院办学层次的矛盾。

    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都是中国有影响的高校与所在国的有影响或较有影响的高校合作的机构，但迄今为止，这些孔子学院不但大多未能融入所在国的高等学历教育体系之中，基本上属于“兴趣班”的性质，并且大多也未能对所在高校的学科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少数孔子学院的课程也成为所在高校的辅修学分，也有个别高校孔院如吉尔吉斯斯坦建成为合作高校本科的一个专业）。至于更高层次的办学形式更是缺乏，据调查，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孔院设立可以招收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所，更不要说博士研究生。

    这固然与孔院的师资结构有关，孔院的中方院长的主体是教学型的副教授，专职教师以讲师及以下的教师为主，志愿者主体则是在校的硕士生，这样的队伍结构自然很难开展高层次的教学与研究计划（只有部分孔院如罗马大学孔院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在推动着某种意义上的高端对话）；同时，这一现象应该更与孔院的“自我期许”相关。

    可是，孔院难道只应该成为满足于一般性汉语知识的传授和导游观光性的文化交流，甚至只是一些幼儿园的游戏伴侣和保育老师，更高层次知识阶层的对话、更深刻的文化思想的交流是否更为重要？

3.

受目标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制约越来越明显

    中国尽管已经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孔院。但在某些地区，开设孔院却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仅就邻国而言如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更不要说朝鲜、土库曼斯坦等。即使在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孔子学院开设后又被关闭。

    何为其然？除了中国有关部门、机构和主事者的原因外，孔院的开办与发展的国外阻碍一是源于所在国意识形态的封闭性（意识形态越是封闭，则孔院进入与坚持就越是困难）；二是来自异质文化的困扰（对于印尼等国来说，孔子常常被视为“儒教文化的符号”，相应地，孔院的开办也就很容易被视为一种“文化侵略”）。不过即使是在意识形态开放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孔院也同样受到了种种责难（如201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相继提出终止与中国孔子学院的合作。校方解释：孔子的君臣父子观与美国的平等宪法观冲突；中国政府出资办校影响其学术自由；与其巨资文化输出不若先救本国失学儿童）。

    那么，化解至少是部分化解这些问题的策略是什么，其理据又是什么？我们以为，必须从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目标和孔院任务的重新考察开始。

二  突破困境的对策与建议

1.

孔院任务的重新设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孔院是一个汉语教育机构，其任务一是传播汉语，二是传播中国文化。”这是孔院迄今为止的基本定位。我们以为，孔院要走出困境，就必须重新定位，从而在国际政治大背景和负责任大国条件下，从“全球治理”的根本任务出发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全球治理的目标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今天，我们则需要据此进一步认识：孔院的建设、汉语的国际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孔子形象的重新定位：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教师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这是我们对于孔子的基本认识，也是孔子学院“孔子”形象的基本定位。但必须指出：如果说孔子的这一定位对于中国公众是合适的，那么，在海外就可能遭遇种种误解。因为这里的“思想家”与“儒家学说创始人”、“儒教始祖”很容易画上等号，而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传播儒教是难以接受的。

    为此，在孔子学院建设中，应该重新设定孔子形象。我们以为，孔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原则，迄今仍然是教育学最重要的原则。因此，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孔子首先应该被界定为一位“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教师”。

    中国传统有所谓“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世界各国也都有“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理念，将孔子定义为杰出教师，无疑比定义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儒家学说代表）”更能获得世界性认同。

    鉴于目前还没有全球性的教师节，据此，还可以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孔子诞辰日定为“国际教师节”。这样，不仅可能化解对于孔子“儒教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冲突的疑虑，更可能使得中国文化符号“孔子”以国际“节日”（教师节）的形式进入到国际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

3.

孔院机构形象的重新设计：孔子世界和平基金会‍

    孔院目前的形象是政府的一个机构，这一形象不但容易招致海外的“政治企图”警惕，还容易招致“有钱为什么不解决自己国内贫困地区教育问题”的责难。对此，我们建议设立“孔子世界和平基金会”，由基金会下属孔院，将孔院改造成为一个非政府组织，这样不但便于化解海外公众对于政府行为的天然的警惕，同时，也便于吸纳多种资金，尤其是一带一路开发企业的资金投入。

4.

孔院教师身份重新定义：教学者、思考者和学习者

    现在通常只是把孔院教师只当作汉语与文化的“教学者”，其实，在异文化语境中，孔院教师应该既是教学者，也是思考者，更是学习者。作为思考者，在异文化语境中，更有机缘对跨文化交流的问题与对策，对全球治理社会基础的差异与联系，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可能与困难展开探索；作为学习者，这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教学的需要（越是善于学习当地文化的，教学越是容易成功），还是个人发展的需要（越是注意学习当地文化，教师回国以后的职业发展就越有机会）。

5.

孔院学科类型的重新设置：“汉语+应用学科”

    孔院传授的“知识”能否切实给对象国国民带去福祉，不但关系到孔院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全球治理”、构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的实现。由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孔院的学科“＋”应该是：

    ——与援建医院、派遣医疗队结合起来，开设“汉语＋医学卫生”的孔院，培训初级医学人员，这对于缺医少药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

    ——与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结合起来，开设“汉语＋建筑工程”的孔院，培训建工初级技术人员；

    ——与中国电信、华为走出去结合起来，开设“汉语＋电子商务”的孔院，培训懂汉语的国外电商；

    ——与全球旅游市场开发结合起来，开设“汉语＋旅游职业”的孔院，培训导游等旅游业服务人员。

6.

孔院办学层次的重新规划：高端对话平台‍

    一种观念的传播与传播者的社会影响力密切相关，越是高层越是能够影响整个社会。孔院的“中国故事”传播应该努力争取社会高层“喷淋效应”，而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应注意各种“研究所”“工作室”“研究中心”的设置，特别是应该更多地首先成为中外合作方各自所拥有的研究机构、研究专家之间交流的平台，并进一步成为中外学术与思想研究者、企业高层、社会管理者之间的高端对话的平台。对此，孔院近年刚开始实施的“新汉学计划”即是这一意识的折射。但对其后续支持，如面向国外博士后、国外著名大学领袖型青年教师（未来海外社会意见领袖）的项目等，似乎都还未得到关注。

7.

孔院空间分布的重新调整：充分关注印度等国

    孔院的下一步建设需要高度关注中国周边国家如越南、缅甸等国，尤其是印度。印度就人口而言是除中国以外最大的市场；就语言而言是英语人口第一大国，其声音可以没有语言障碍直接在整个英语世界中获得回响；就地理而言，直接与中国接壤，印度的社会发展与中国尤其是中国西藏的发展直接关联；就意识形态和宗教而言，印度文化缺乏极端主义土壤，容易构建长期的和平共处关系。但与此同时，当代印度与当代中国之间却彼此相当隔膜，中国无论民间还是学术界对于印度的了解甚至远远不如对于一个欧洲小国的了解，国内的印度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成果都极其匮乏。可以说，中印近期的边境冲突与中印社会多年来的彼此隔膜密切相关。由文化交流和汉语教学入手，全力以赴地发展中印社会的彼此理解，应该成为孔院下一步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印度才两所孔院，平均6亿多人口一所，这是极其不够的，印度的孔院建设至少应该有十倍以上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国际政治红利将持续影响国际关系的变化。

    《世界汉语教学》新年第一发| 汉语国际教育何以增加国人和世界的“获得感”？

    （全文见“社会科学”杂志2017年第10期，并为新华文摘、全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本文作者：

    张虹倩，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晨晖学者”。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

    胡范铸，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总编委，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全国话语研究会顾问。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政治传播、法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