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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多地发生了反对穆斯林难民的大规模极右翼示威，这是德国战后从未有过的现象，这一事实也证明，极右翼在欧洲的崛起。特此重发一下2016年一篇文章，以兹纪念。

    历史将会用冷冰冰的事实，无情地告诉后人：如果一个政治家沦为媒体和报纸的傀儡，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党基民盟在柏林地方选举中遭受惨败。与之相应的是，极右翼另类备选则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一步跨入柏林市议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受选举结果的打击，默克尔在选后对自身的难民政策作出了忏悔。但事实上，默克尔难民政策的破坏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从长远来看，默克尔的利令智昏还将把整个欧洲的未来甩上毁灭的祭坛。

    毫无疑问，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是在左翼作家、媒体和娱乐明星的联合鼓动下轻率做出的。众所周知，当默克尔不顾安全部门的疑虑，下决心引入难民时，全世界的媒体几乎全在为默克尔唱赞歌，西方学界领袖更毫不吝啬对默克尔的赞美，被媒体誉为“诺贝尔和平奖重量级分析学者”的哈普维肯直接将默克尔视为新时代的“道德领袖”。凡此种种，不绝于耳。也正是这种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淹没了决策者默克尔的最后一丝理智，使其做出了近乎疯狂的决定。

    对于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知名媒体《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欣喜若狂，纷纷将默克尔视为世界最杰出的领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恩甚至将她誉为“相等于、甚至超越”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施密特和科尔的史上“最杰出欧洲领导人”。

    仅仅在2015年5个月时间里，德国吸收的难民数量就超过了100多万，这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1.6%。2015年，德国接收难民所花费的费用，就已经超过211亿欧元(约226亿美元，1441.13亿人民币)，极大地加剧了德国的财政负担。不过，金钱问题仅仅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因为，无论从各方面来看，引入的穆斯林难民都不存在融入欧洲世俗文化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德国将会因为默克尔的决策，出现难以避免、且将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而这种预判，绝非危言耸听的虚妄之词。

    首先，穆斯林具有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归属。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千百年前开始散居在中国的穆斯林信徒，还是奥斯曼帝国遗留在欧洲巴尔干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遗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强大异质文化的重重包围下顽强的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而在法国、瑞典、英国，当地的穆斯林几代人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不但能够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还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无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背景的相同事实表明，默克尔引入的穆斯林难民将永远不可能被欧洲文明所同化。

    其次，穆斯林移民相对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难以适应西方工薪社会的宗教习惯，再加上语言难题，将使大部分穆斯林移民几乎不可能在西方社会看到上升通道，并不得不走向极端。由于穆斯林社会相比西方式教育，更注重宗教教育，这就使得穆斯林在就业竞争市场上沦为不择不扣的弱势群体，而穆斯林不吃猪肉、每日五次礼拜和戒斋的宗教习惯更难以适应西方式的工薪环境，这也意味着穆斯林年轻人将很难在西方社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为此，他们不得不投入宗教热情的环抱，并大量沦为宗教激进分子。

    法国社会党议员比伯尼曾表示:“法国穆斯林大量在古兰经学校，而非正常学校就读，这为法国穆斯林的受教育状况敲响了警钟。”而事实也表明，大量恐怖分子来自于经学校园，因为难以找到正常工作，而变得宗教狂热。伊斯兰国领袖巴格拉迪就是如此。

    同时，德国穆斯林难民大部分都是散尽家财，怀着“德国梦”历经千辛万苦，一贫如洗地进入德国，而后他们还将在德国承受最底层的生活。毫无疑问，这将产生巨大的期望落差之下，再加上宗教隔阂，难民们必然大失所望甚至产生憎恨，由于这些难民大多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他们更加倾向于以暴力手段倾泻自己的不满，从而引发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如果再考虑到穆斯林远远高于德国本土人的生育率，那么大量的穆斯林难民瞬间涌入将会对德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难民的涌入不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难题，还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狂潮和政治海啸。

    德国《经济数据》表明，２０１５年底，难民状告联邦移民与难民局“不作为”的案子就已接近２３００件。截至2016年５月，这一数字竟然升至近６０００件。而伴随着犯罪数量迅速飙升的是，难民与本地民众、难民与难民之间的剧烈冲突，2015年9月，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的一处难民居住营地在一日之内发生3次大规模冲突；2016年1月，德国科隆发生难民对德国本地民众的大规模性侵；2016年9月，德国萨克森州包岑镇发生当地民众和难民之间的大规模斗殴。而类似的事件在现今的德国早已数不胜数。

    与治安事件层出不穷相应的是德国恐怖袭击的频发：2016年7月，德国仅在一周之内就发生了四起恐怖袭击，频率之高超乎想象。最终，难民危机全面重创了德国传统政治力量的权威，并为激进政治势力的觉醒制造了足够的道德土壤。

激进反穆斯林的德国政党AFD，在默克尔难民决策的帮助下迅速崛起

    遗憾的是，当上百万的难民瞬间涌入，并大规模地群居在德国境内之时，那些真正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德国不可能再有效遣返难民了。因为，这些难民正是听信了默克尔的号召，才不远万里跑来德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了进入德国，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在习惯了德国相对舒适的生活之后，大部分难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到残垣断壁的家乡了。而如此规模性的难民群聚形成之后，任何对他们的遣返都会遭到剧烈的反抗甚至引发全面暴乱，这也意味着在德国现有制度下，难民的进入将会形成再也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即纷乱的社会治安和愈演愈烈的恐怖袭击将会永远陪伴德国和欧洲——而这一切，都是默克尔造成的。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迫使英国走向脱欧，同时让东欧国家与西欧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整个欧盟几乎濒临崩溃

    实际上，可怜从不等同于无害，难民并不意味着朋友。现实的冷酷将远不止于目前欧洲所看到的小打小闹，历史上：

    灭亡罗马的日耳曼蛮族就是逃避匈人的难民；灭亡西晋的五部匈奴就是逃避北匈奴和鲜卑的难民；窃据河西走廊的西夏党项人是逃避吐蕃的难民；而灭亡明朝的建州女真就是逃避朝鲜迫害的难民（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贴木尔）。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有恩必报，历史只存在有机必趁。

    公元376年，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日耳曼人遭到匈人的杀掠，大量的日耳曼难民跪伏在罗马帝国边境祈求庇护，罗马皇帝瓦林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慈，不顾边境将领的反对，准许这些难民部落进入。仅仅两年之后，由于难以忍受罗马帝国的生活境遇，群居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并成功取得在帝国境内自由迁徙的权利，这掀开了罗马帝国的崩溃进程

    德国画家Otto Knille的作品《日耳曼人在流亡途中》，讲述了日耳曼难民为了逃避匈人屠杀，逃亡罗马避难——这些日耳曼野蛮人最终灭亡了接纳他们的罗马帝国。

    1600年后，历史重复着相同的故事。穆斯林或为了躲避战争，或为了富裕的生活，成群结队地涌入欧洲。

    所以，无论是暴力袭击的愈演愈烈，还是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都只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效应的开始，而非结束。这些让人恐惧不安的现实只是为欧洲昭示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要么法西斯化，或者伊斯兰化。

    总之，曾经欧洲的宽容和美好将随着去年夏天的瞬间冲动永远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