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退休教授梁英明当年是归国印尼华侨，但他也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保持敏感度，不要模糊了“华人”与“华侨”的区别。　

原籍印度尼西亚，1950年代回归中国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退休教授、海外华人专家梁英明受访时指出，中国向东南亚华人招手时，应对他们的国籍和政治归属有一定的敏感，也要理智看待海外华人的立场，不能要求拥有外国籍的华人，和中国公民有一样的立场与观点。

1955年6月5日是梁英明（84岁）毕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放弃了印度尼西亚国籍，与父亲在雅加达的码头永别，登上开往香港的船，开启了作为中国人的人生新阶段。

退休前在北大钻研海外华人课题的梁英明教授受访时回忆道：“我们站在船上，每个人手里握着一卷彩纸，把另一端扔下让在码头送行的亲友接着，几千条长长的彩纸齐展开，非常壮观。汽笛一响，船徐徐走远，纸条就断了，我们就这样走了。”

他追溯那段历史时指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中华民国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梁英明说：“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跟着高涨。海外华人过去受到压迫和歧视，现在一下子感觉自己成了大国公民，特别希望中国从此富强起来，自己就有一个很好的靠山。”

中国在二战后陷入了三年内战，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海外华人形成了对立阵营。梁英明说：“但不管是左派或右派，这些海外华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华侨。”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之后的十年里，每逢六七月暑假，成千上万的印尼华族高中毕业后就奔向中国。印尼政府不加以阻止，唯一条件是必须签字，保证永远不再回印尼。

梁英明是家中长子，这一走意味着与七旬祖母永别，他说：“可当时我没有伤感，一心就只想回国、回国！”归心似箭的华族学生跟学弟学妹们道别的一句话也是：“北京见、祖国见”。梁英明说：“没有别的，没有说回到印尼见。”

当年离开印尼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荷兰轮船公司的邮轮，半个月一班，一趟可载三四千人，回中国的印尼学生多到需要睡在甲板上。

邮轮离开雅加达后，先在新加坡停留一晚，七天后抵达香港九龙码头。学生下船后转乘火车，英政府派持枪辜加兵守着，以防有人偷渡入香港。

梁英明回忆：“我们当时哪想去香港？一想到快回国了就情绪激昂，一路上不停地唱歌，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那些辜加兵一脸的惊讶，在他们看来，我们就快要进到可怕的共产党统治的地方，怎么还有心情唱歌。”

印尼归侨们在罗湖终站下火车，通过狭窄的罗湖桥进入深圳。梁英明记得，桥的一边挂着英国国旗由英国士兵站岗，另一边飘着五星红旗、解放军站岗。归侨们从桥的这边走到那边，感觉回到家了，所有人都激动得哭了。

发现现实与想象存在差异

中国当年对归侨是欢迎的。华侨事务委员会在广州、厦门、北京办了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让还没考上中国大学的学生落脚。梁英明考入北大历史系，毕业后留在北大执教。

满怀憧憬和理想的印尼归侨，不久后就发现现实与想象存在差异。梁英明和同学原本打算回中国后把父母接去养老，但最终没有人办得到，因为微薄的工资只养得起自己，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有更多幻想。

他说：“父亲当年就是因为在广东很穷所以才移民到印尼，我坚持说新中国富强了，他才答应让我回国。可毕业后的窘境，我不知道怎么跟父母解释。”自从1955年在码头与父亲挥别后，梁英明再也没有见到父亲。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有海外关系的归侨过得胆战心惊。梁英明有十年不敢写家书，担心被贴上特务或间谍的标签。一些同学的资产被没收。文革后，很多当年一起过来的同选择移居香港，离开大陆这伤心地。

梁英明在大陆留了下来。他记得，“1990年印尼与中国复交，我第一次回印尼，同学问我的第一句是，你有没有后悔？我说没有，当时我们都被历史的潮流裹挟，我没有其他选择，所以谈不上后悔。”

他说：“我们当年太幼稚、太天真，但那不是罪过，是成长过程必有的阶段。我们对得起原来的国家，对得起中国，也对得起中华民族。我们虽然没能奉养父母，在这点我很对不起他们，但是我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对社会也算有一些贡献，我想他们不会怪罪我，这么想，我比较心安。”

梁英明当年自愿放弃印尼国籍，投奔中国，他没有为此感到后悔。不过，今天见到中国官员主动把海外华人当“华侨”，他持保留意见。

他在受访时指出，近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和民族自豪感的上升，一些中国官员在东南亚国家发言时，开始含糊地把海外华人统称为“海外侨胞”，无视中国政府对华侨（海外的中国公民）和华裔（拥有他国国籍的华人）的明确区分，甚至有意无意释放海外华人应回到祖国怀抱的信号，这样让印尼官员感到不舒服，当地的华人社群也感到不妥。

梁英明也注意到，近年来，已故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和美国原驻华大使骆家辉分别从各自国家的立场发表对中国的批评时，部分中国民众很不理解，认为他们是“数典忘祖”。

但在梁英明看来，李光耀和骆家辉既然分别是新加坡公民和美国公民，代表本国利益说话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他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国，要心平气和、理智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能要求拥有外国籍的华人，跟中国公民有相同的政策立场和观点，不能要求海外华人事事都得跟着你。”

他也提醒说，当年，一些东南亚国家提防中国动员海外华侨来影响所在国政治，例如通过马来亚共产党等组织颠覆东南亚国家政权。为消除东南亚国家的顾虑，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尼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取消华侨的双重国籍身份。中国在1980年颁布国籍法时，也确定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反对双重效忠。

梁英明认为，中国当年考虑东南亚国家的国情，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这个政策不应该改变。

此外，中国向海外华人招手时，也应对他们的国籍和政治归属保持一定的敏感。

认为放宽绿卡政策较理想

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具有国际视野与创新思维的海外人才为中国服务；也有许多移民欧美的原中国公民，希望分享中国经济起飞的红利，希望回中国工作，并享有公民在买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的便利，于是呼吁恢复双重国籍。

为满足高端产业对国际化人才的需要，中国去年12月放宽出入境政策，吸引拥有他国国籍的华裔到北京中关村就业。

梁英明认为，放宽绿卡政策比恢复双重国籍更理想，也不应以华裔卡之类的形式为华裔提供特别的方便，应对各种族海外人才一视同仁。这一方面可避免东南亚国家再生疑虑，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其他种族的海外人才感到受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