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强 中评社

    半年过去了，回头再来看这篇文章，仍深有启发。

    无论是贸易问题还是台湾问题，特朗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面对日益发展强大的中国，美国试图通过“挡”的方式来阻挠中国的崛起。不过这种手段并非特朗普首创。2003年，面对不断崛起的华为，美国政府就极尽各种手段，阻止华为的发展。

    然而事实表明，美国的阻挠不仅没有挡住华为发展的步伐，反而成了华为加速崛起的助力。美国政府无法阻挡一个中国公司的崛起，自然就更无法阻挠整个中国的崛起。

    本文节选于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于强博士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6月号发表专文《中美交锋的实质和未来：华为成长哲学的视角》。

01赴美考察，决定了华为的开放

　　1997年岁末，任正非带领华为公司的高管们横跨美国大陆，从东到西，访问了休斯公司、IBM、贝尔实验室、惠普公司等美国企业。那一年的圣诞夜，任正非带领大家在硅谷的一家小旅馆中，三天没有出门，开了一个工作会议，总结美国之行的所感所想。

　　给大家最大刺激的，不是这次访问的几家公司，而是曾经的美国电子业霸主、此次无缘访问的王安电脑公司。这家公司的浮沉，给华为管理层以极大的震动和启示。

　　1975年，王安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具有编辑、检索功能的文字处理机。这款机器可以在萤幕上直接显示文字，用键盘快速修改文稿，它把美国办公室的文员从笨重的打字机中解救了出来。这款产品一经面世，从白宫到企业，再到各大机构，订单雪片一样飞向王安电脑公司。当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IBM掌门人小汤玛斯·沃森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大声斥责身边的人：“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王安走向了辉煌，鼎盛时期，王安电脑公司员工3万多人，年营收30亿美元。王安本人也以2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成为美国第五大富豪。比尔·盖茨曾说，如果王安公司没有陨落，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今日的微软公司。①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却在1992年轰然倒下。

　　任正非和华为的高管们一直在追问，为什么二十年间，王安电脑公司“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是什么让王安电脑公司从浪潮之巅坠落深渊？

　　因为封闭，因为不开放。

　　王安的失败首先是战略的封闭。

　　文字处理机的下一代产品是个人电脑。IBM和王安公司选择了不同的路线。王安既想要硬体利润也想要软体利润，舍不得把软体的利润分享给别人，因此王安电脑上必须运行王安公司自己开发的软体，其他所有公司的软体都无法在王安电脑上运行。相反，IBM开放技术标准，鼓励其他公司开发能与IBM个人电脑相容的应用软体，目的是让这些公司与IBM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仅仅三年之后，因为软体的丰富，IBM的个人电脑拥有了比王安电脑更广泛的用途，IBM个人电脑的销量把王安电脑远远甩在了身后。

　　王安的失败还源于组织文化的封闭。王安电脑公司鼎盛时期精英云集，后来思科的董事长钱伯斯当时只是王安的副手之一。但是王安最终还是选择把董事长职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王烈，这使得王安公司大量人才流失，其代表就是“三剑客”考布劳、斯加尔和考尔科的离开。

　　关于王安电脑缘何失败的讨论，使得华为决策层形成了一个共识：在这个技术与社会快速变化的时代，唯有充分开放，才能生存和壮大，封闭只能是死路一条。

　　从此开始，“开放”成了任正非口中的高频词汇，他说：“公司长远坚持开放的政策，是从来不会动摇的”、“不开放就不能吸收外界的能量，不能使自己壮大。”

　　在《致新员工书》中，任正非写道，“华为公司共同的价值体系，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同为世界、为社会、为祖国作出贡献的企业文化。这个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不断吸纳世界上好的优良文化和管理的。如果把这个文化封闭起来，以狭隘的自尊心、狭隘的自豪感为主导，排斥别的先进文化，那么华为一定会失败的。”

　　今日看来，王安的思路与特朗普极为相像。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无非是什么好处美国都要全拿通吃，一点也不愿意分给别人。特朗普以为，占到所有的便宜就是胜利。殊不知这样等于把所有人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独奏的音量永远小于合奏，一个人走也许走得快，但是一群人走才能走得远。

　　战略的开放事实上是心胸的开放，要能容忍别人有所收获，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一起把饼做大。

　　另外，特朗普在职务任命上重用家人的做法，与王安组织文化的封闭也是高度一致，当下属发现所有人都是给你家人卖命的工具的时候，团队成员的忠诚、全身心投入自然都无从谈起。团队必然因此丧失了稳定性，成员走马灯式地换来换去，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之差，也就可想而知。

02与美较量，帮助了华为的成长

　　坚持开放，不重蹈王安覆辙的华为其后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1997年华为的销售额是41亿元人民币，1998年销售额提升至89亿元人民币，1999年销售额达到115亿元人民币，其中有了0.53亿美元的海外销售，2000年华为销售额攀升至213亿元人民币，其中海外销售额扩大到1.28亿美元。同时，华为的员工人数也从1997年的6000人增长到1999年的12000人，进而增长到2000年的16000人。也是在2000年，华为来到美国，在硅谷和达拉斯设立了研发中心，一年以后，华为在美国再设立四个研发中心。

　　然而好景不长，在市场上崭露头角的华为，自2003年开始遭到了美国政府无端的指责和打压。

　　2003年新年伊始，全球数据通信的巨头思科，在美国对华为提起了知识产权的诉讼，长达70多页的起诉书，几乎涵盖了全部的知识产权法类别。起诉地点选在美国得州东部马歇尔镇的联邦法庭。美国律师分析思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诉讼地点时说：“该法院以快速审结知识产权诉讼案见长，以判罚严厉着称，而马歇尔镇民风则保守排外。”②当时的西方媒体评论说，华为肯定会陷入“灭顶危机”。

　　华为选择了直面美国的挑衅。

　　应诉初期，有人建议华为高举“捍卫民族企业”的大旗，获得国内媒体和政府的支持。华为决策层否定了这个方案，因为华为最终要走向国际，要开放，要靠实力说话。

　　世界五百强企业，有哪一个是高举民族企业旗帜的？一个都没有。

　　市场是无国界的，伟大的公司视野要放在全球，公司的成功会成为自己国家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华为在美国，按照美国的规则，在法律和媒体两条线上与思科展开正面交锋。一年半之后，这场官司以和解告终。今天看来，这场官司对于华为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思科通过全球媒体，甚至头版头条‘宣传了’华为，使用户知道了一个能与思科竞争，并且对思科有威胁的公司，就是华为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公司。这是用多少广告都做不到的。”③

　　虽然这场官司和解了，但是美国政府取代了美国公司走到了台前，对于华为的打压也更加变本加厉。

　　2007 年，美国贝恩资本联合华为欲收购美国3Com公司，遭到了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的抵制，最终收购失败。

　　2010年华为试图收购摩托罗拉公司的无线资产，还是被美国政府拒绝。后来华为收购美国3Leaf公司，结果这一笔仅200万美元的小交易，也在2011年被美国政府叫停。

　　不仅并购被拒绝，连正常的销售活动也遭遇阻碍。

　　2010年华为竞标美国第三大移动运营商Sprint的蜂窝网络升级项目，美国国会数名议员对华为的并购横加指责。最终，虽然华为的竞标价格低于对手阿尔卡特、朗讯、爱立信和三星，但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Sprint还是无奈地放弃了华为。④2018年，美国的电信运营商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不再分销华为的智能手机。美国政府公开表态，希望美国公民不要购买华为手机。

　　并购也好、销售也罢，美国政府十几年来对于华为的打压，所使用的理由无非是“与解放军有密切联系”、“中国政府的财务支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等。

　　这些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与解放军有密切联系”的指责，源于任正非创业前曾经是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的一位技术副团级军官。且不说基建行业和通信行业之间相隔十万八千里，如果美国指责的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二战以来，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中，有一千多位有在美国军队服役的经历，是不是这些公司都与美国军方有密切联系？

　　而所谓“中国政府的财务支持”更是无稽之谈。的确，中国政府会给华为一些税收优惠，但是这种优惠是中国政府给予所有高科技企业的，华为并没有获取正常高科技企业之外的额外优惠支持。华为几十年的年报都是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如果按照美国所说“中国政府每年给华为三百亿美元财政支持”，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什么多年来从未发现？

　　至于“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也是无稽之谈。与其说华为涉嫌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不如说是华为直接威胁到思科的商业利益安全。其背后的实质是思科越来越惧怕华为、越来越惧怕竞争，越来越走向封闭。⑤针对“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华为副董事长胡厚昆2011年致美国政府的公开信中，公开表示，“（华为）愿意遵照美国政府在安全方面的任何要求，开放给美国的权威机构进行调查，我们（华为）将坦诚地给以配合。”同时，胡厚昆也反问美国，“美国政府是对华为的过去担忧？还是对华为未来的发展担忧？担忧在哪些方面？具体什么事情？我们能否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⑥

　　这些站不住脚的理由背后，美国政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面对不断成长壮大的华为，通过将其拒之于美国市场之外的方式，来保护美国企业短期的市场利益。

　　这种阻挡并没有压住华为的成长。相反，因为华为遭受了压力，因此被逼得必须创新成长，变得更加强大。

　　美国打压华为的十四年，是华为越发展越快、思科越发展越慢的十四年。2003年华为的营收是317亿元人民币，海外营收占比27%，2017年华为的营收是6036亿元，海外营收占比49.5%。而同期，思科的营收只从189亿美元增长到480亿美元。14年间华为增长了19.04倍，而思科只增长了2.54倍。

03开放、学习才能保持竞争力

　　当今世界，网络正在深刻影响着我们社会的规则和组织形态。Uber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程车公司，它却没有一辆自己的车；Airbnb是世界上最大的酒店集团，却没有自己的一间房；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公司，却没有任何库存；脸书是世界上最流行的媒体平台，本身却不创造任何内容。时代的重点已经转移，所有权已经逐渐让渡给使用权，使用权的崛起也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得到更加定制化、更符合我们需求的服务。

　　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化的组织正取代科层制的组织成为新的组织形态，平台协同成为新的致胜法宝，微信、Uber、阿里巴巴、Airbnb、安卓这些提供平台协同的组织成为市场新的霸主。⑦在这样的平台上，大家不再是“你多一口，我就少一口”的零和博弈关系。大家之间新的关系，更像是生物学上的共生关系。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自己的成功不再建立在别人失误或者失败的基础上，相反，自己成功必须依托于别人的成功。

　　在这样一个大平台上，全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连成一体，通过“挡”，通过“捞”，通过“占便宜”是无法强大自己的，只有通过开放，广纳百川，最终才能在竞争中占得先机。

    今天的中美之争的背后，是中国的开放与美国的封闭之间的斗争。

    华为的崛起，证明了封闭的美国、封闭的思科无法挡住开放的华为。

    同样的，封闭的特朗普、封闭的美国无法阻挡开放的中国大陆。

　　在这一过程中，也许会有很多的不愉快，但是我们的开放，会始终不变。因为这才是中国能够持续快速增长的秘密。这种开放不会因为美国的小动作而有所改变。2018年2月，华为消费者BG CEO余承东，对于华为手机在美国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表达了愤怒。结果次日，华为公司董事、公共及政府事务部总裁陈黎芳对于余承东的说法做出了修正。陈黎芳说“因为不接受我们，就批评对方是不对的。我们只能更努力，保持我们的开放性和透明性。目前，美国政府虽然没有选择华为，但只要美国政府愿与华为沟通，华为愿始终对美国政府保持开放和透明的态度。”⑧

　　中国的开放，不仅包括与美国持续沟通，也包括持续向美国学习。1997年，任正非在《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一文的结尾处提出“中美关系时好时坏，是出于美国政府的需要，我国斗而不破的政策也是为保护自己的灵活措施。美国一边使用人权为幌子，拼命攻击中国，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干扰你，使你只有招架之力，一边它就乘机获得贸易的好处。从事高科技的产业更应向美国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与创新机制，在软体技术革命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始终充满追赶的机会。”

　　占便宜是暂时的，关起门阻挠别人也只是暂时的，因为这最终只能使自己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唯有开放才能不断强化我们的实力和竞争力。当下这场中美的较量，只要中国始终站在开放一边，美国的阻挠就只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种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