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民族冲突  民族冲突类型  宗教成因

内容提要

按照不同标准可把民族冲突划分为不同类型。本文将宗教成因作为划分标准，把世界民族冲突划分为基穆冲突、巴以冲突、印巴冲突、僧泰冲突、北爱尔兰问题和巴斯克人问题、美国的拉美裔问题、非洲部族冲突等。这些冲突似乎是民族冲突，其实也都是宗教冲突，确切说是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的合成，因此彰显了民族冲突的宗教成因。研究世界民族冲突类型的宗教成因，对挖掘民族宗教冲突的文化根源,寻找世界民族冲突的类型成因，识别各类世界民族冲突的危险等级和危害程度，分析世界民族冲突的未来趋势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开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20世纪末以来，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共同造成了种种人间惨剧，对当代全球化和各国的现代化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成为国际新闻媒体重点关注的内容，也成为老百姓关心的世界大事，不仅严重地影响到国家安全，而且还威胁无辜人们的生命安全。民族宗教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政治舞台上最难解、最严重的世界级问题之一。不难断定，没有民族宗教关系的和谐就不会有当今世界的安宁，更不会有世界和平。

一、民族冲突研究缺陷及宗教研究方法论

学者对世界民族冲突的研究是多视角的：更多的学者注重民族冲突的个案研究，个别学者对民族问题进行某种归类研究，但远未达到完整的类型研究，有的侧重对世界民族冲突进行历史及现实事实层面及其未来走向的预测性分析，有的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性分析。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为后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世界民族宗教冲突的称谓比较复杂，以往大多是“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各自称谓。由于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往往合力“行动”，使人们分不清两者的界限，所以后来学者开始将其合称为“民族宗教冲突”。

在世界民族宗教冲突研究中，有两大研究焦点，一是世界民族宗教冲突产生的根源性研究，一个是世界民族冲突的未来走向研究。多数学者把殖民地民族冲突归因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分而治之”的后果。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郝时远的看法。他把民族问题归结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的。20世纪是世界民族问题全面释放的世纪,但是释放并不意味着解决。从世纪之交的世界民族问题发展态势中可以看出，那种造成国家裂变的民族冲突的高潮已经过去，除少数热点仍在僵持外，其他地区的热点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寻求以和平方式的政治解决，已经成为普遍的选择。有的学者注意到相反的现象，认为世界民族问题为一些国家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借口。

概括起来，以往对世界民族冲突的研究大都是个案研究，近年也有个别学者开始对某一类民族冲突进行研究。然而，学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把个案研究提升为类型研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仅停留在个案研究层面，无法把握民族冲突的规律性；只有提升为类型研究，才是能把握其内在本质。有的学者虽然也注意到对世界民族冲突的分类问题，但是却停留在外因层面，提出从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存在的范围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全球性的民族问题、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一国内的民族问题。这种分类缺乏对各类冲突的内在分析。

其实，世界民族冲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必然包括宗教冲突。因此，从宗教冲突视角去解析民族冲突，是对世界民族冲突类型研究的一个突破。民族问题的成因离不开宗教问题。无论世上正能量的民族和谐，还是负能量的民族冲突，多数都与宗教文化有关联。和谐的宗教关系往往导致民族关系的和睦，紧张的宗教关系甚至冲突往往导致民族冲突，尤其是各种宗教文明交会的边界，容易产生国家之间的民族冲突。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宗教文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只有负面影响，而不会产生正能量的影响。由于本文重点是研究宗教冲突引起民族冲突的因果联系，因此有关其中的正能量分析，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

笔者从宗教角度观察并研究世界民族冲突，发现世界民族冲突往往具有如下一些共通性现象：

第一，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往往具有深刻的共振性，并共同造成了种种人间惨剧。因民族宗教悠久的历史宿仇而使得民族冲突不断升级，难解性不断加大，从而使得历史上的冲突延续为现在，还必将延伸到遥远的未来。这些世界性的冲突存在一个共性，那就是凡是历史悠久而且还在继续的冲突往往都是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合力作用的结果，从而具有从历史延续到现在再到遥远未来的巨大潜能；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往往互为因果、相互推手、同生共长。

第二，世界民族宗教冲突的主体是世界不同文明板块的挤压效应，包括宗教文明板块的边界挤压效应。塞浦路斯土耳其人与希腊人的冲突、土耳其文明立场摇摆不定，显然是欧洲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板块的挤压效应。阿以冲突和巴以冲突是犹太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板块边界互相挤压效应。僧泰冲突是佛教文明和印度教文明板块的边界挤压效应。从印巴分治到克什米尔问题显现的是印度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板块的边界挤压效应。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以及美国南部的拉美裔问题,都是天主教文明和新教文明板块的边界挤压效应。

当然，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说明。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把基于同种宗教冲突的不同民族冲突等量齐观。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美国南部的拉美裔问题，虽都是天主教文明和新教文明板块的边界挤压效应，但各自的爆发点、冲突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虽都基于同种宗教冲突的不同民族冲突，但由于参与数量、宗教冲突凝聚点等具体冲突元素的不同，必然使得其危险程度等级也就不同。另一方面，宗教冲突也不全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有很多是同一民族内部的冲突，同一民族的不同成员往往信奉不同宗教，这是宗教冲突不是民族冲突。美国南部的拉美裔问题属于国内冲突，而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虽然也主要是国内冲突，但却包括了复杂的国际冲突，三者的国际危害程度显然不尽相同。

第三，民族宗教冲突往往跻身于“世界冲突之最”的行列。世上各种冲突，相比较而言，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往往都是历史积怨时间较长、问题较难解、死伤人数较多、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冲突。亨廷顿把这些冲突诠释为文明的冲突，在本文作者看来那只是表象，其深层诠释应是民族宗教冲突，而不是单纯的民族冲突或宗教冲突。很显然，民族冲突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宗教纷争的民族冲突，另一类则与宗教冲突无关。

和其他社会冲突相比，世界民族宗教冲突大都具有如下几个特点：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合力打造世界热点（是现在进行时，不是历史过去时）、历史积怨深厚、死伤人数众多、国际危险性或社会危害性大、冲突难解、国际联动性强、利益冲突或利害关系严重等特点。本文侧重从宗教元素解析世界民族冲突的根源。我们可以基于这些特征的程度不同把世界民族宗教冲突的类型社会危害程度进行排序。这种危险等级排序研究显然是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民族宗教冲突危害性的防范。

二、民族宗教冲突类型及其危险程度排序

世界民族冲突的危险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参与冲突的人口数量的多少、积淀宗教的文化质量的高低、不同民族宗教冲突的导火点或爆发点的危险性三个因素。其一，凡是参与冲突的民族人口数量越多，危险等级或者危害程度就越大，死伤的数量就越多，反之则小。其二，凡是宗教文化积淀越是深厚的，宗教文化质量越高的，其民族宗教冲突的能量就越大，因冲突产生的危害性就越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人口数量最多，占全世界人口数量的近六成，两大宗教的世界影响力最大，基于两者冲突的危险性也就最大。其三,民族冲突的导火索或爆发点各不相同，有的出于某种重要的民族宗教习俗，例如，如何对待黄牛和下等人（在印度种姓中称为“不可接触者”）成为印巴冲突的一个不可化解的爆发点之一,不过印巴冲突的关键是克什米尔问题。古代十字军东侵是出于圣城之争。僧泰冲突则是出于宗教政策、教育政策的不公，政府单方面推行“只有僧伽罗主义”“只要佛教”的政策。巴以冲突是出于圣城之争、领土之争、难民问题等因素。

本文把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结合起来进行分类研究,重点以其难解性、严重性及危害性程度的由重到轻进行排列，把当代国际民族宗教冲突类型区分为下述几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基于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民族冲突类型，简化为基穆冲突型，包括古代十字军东侵，现代的美伊冲突（包括美国与伊拉克、伊朗之间的冲突）、西亚穆斯林世界与欧美基督教世界紧张关系引发的所有事件。这里的基穆冲突仅限于国际冲突，并不包括国内冲突。在中国,不存在基穆冲突，因此本文研究也仅限于或适用于国际冲突和具有国际冲突性质的跨界民族问题。

基穆冲突是各种民族宗教冲突中危险等级最高的、死伤人数最多，也是危险程度和国际社会危害程度最大的一种类型。本文之所以将其排序为第一位，是基于如下理由：

首先，基穆民族冲突的历史积怨最深、冲突的时间最长。沿着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边界线发生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已有一千多年，可追溯到11世纪末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即十字军东侵。这场战争最后以西方的失败而告终。因此，古代十字军东侵因西方的失败而为后来的基督教世界埋下了深刻的复仇种子，也给阿拉伯地区的人们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灾难。双方的历史宿仇为后来基穆民族冲突的升级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其次，现代基穆冲突包含的世界热点最多：人类历史上和现代最大的世界热点问题就是基穆紧张关系。21世纪爆发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还有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2011年的利比亚问题和叙利亚问题。此外，基穆冲突还包括两个容易忽视的个案：历史上了包括以基督教“民族身份”与印尼进行识别的东帝汶问题。还包括欧洲与亚洲文明交汇产生的塞浦路斯的宗教冲突问题。

再次，基穆民族冲突参与和死伤的人数最多。从古代十字军东侵到现代“9·11”事件，再到美国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再到欧美颠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进一步危及叙利亚和伊朗政权等冲突中，死伤人数不计其数，对相应的地缘国际社会的危害性之大难以想象。

总之,基穆民族冲突是世界上最危险或社会危害最大、死伤人数最多、历史积怨最深或冲突的时间最长、冲突的战线最长、冲突的难解性也最大的民族宗教冲突。基穆冲突的发生地成为人类文明冲突的重灾区，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基穆冲突长达1000年之久而且仍在持续，它不仅向世人诉述了数不清的悲壮故事，而且还预示了未来此类冲突还将在很长的时间内难以解决。

第二种类型是以色列人与周边阿拉伯人，尤其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从阿以冲突演变为巴以冲突的典型，在宗教上属于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型。从阿以冲突从军事冲突走向文明冲突、民族冲突，不仅以往的冲突旷日已久，而且未来危机的解除也将遥遥无期,成为国际新闻永恒的焦点问题。因此，其危险等级仅次于基穆冲突，属于第二危险等级。之所以说上述冲突“属于第二危险等级”，或者说犹穆民族冲突能由历史延续到现在还将伸展到未来仍然难解的原因有很多，如下因素必须考量：其一，犹穆冲突包括所有的阿以冲突。单看巴以冲突，其所危及的人数不是很多，但间接连带的关系问题很大，是以色列与其周边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人数众多不难想象。其二，由于美国有超过以色列人口的犹太人，通过影响美国选票而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永远偏袒以色列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极大地提升了其冲突的难解性，甚至巴以冲突的难解性远远高于基穆冲突。其三，领土问题、难民问题、耶路撒冷圣城问题成为解决巴以冲突的难点。其四，如果把早期人类文明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那么中东地区就是这个有机体的心脏，因此巴以地区就成为人类文明心脏中东地区中的“心血管”。由于这个“心血管”的过分狭窄，使得人类文明生命体的“心脏地区”不堪重负。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极大地加大了巴以冲突的难解性、严重性、危害性。

上述两个系列的民族宗教冲突有两大共同点：双方信奉的宗教都是一神教，排他性都很大，都是由近邻或地缘政治冲突走向全球性冲突。因此，其国际社会的危害性和危险等级居于世界前二。

第三种类型是南亚地区印度教民族和伊斯兰教民族的冲突，典型案例是印巴冲突，焦点是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问题涉及到领土问题，因而提升了民族问题的难解程度。周边国家及美国等西方插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或增强了其难解性。

印穆民族冲突直接表现为克什米尔问题，进而引起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两国关系，间接包括受牵连的和参加进去的国家，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因此，其危险范围也较大，但远远小于前述两类冲突，因此国际社会的危害性和危险程度低于前两类。很显然，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属于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的地缘国际冲突。

第四种类型是佛教与印度教的民族冲突，僧泰冲突是其典型。僧泰冲突属于跨界民族问题引起的冲突，虽然具有一定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的性质,但主要是隶属于斯里兰卡的国内冲突，因此其社会危害性和危险等级程度不能与前三类国际冲突相提并论。以往的历史事实证明，僧泰冲突的国际危害程度等级远远低于前三种类型。因为前三类属于国际冲突。僧泰冲突只是具有一定的国际连带性，因泰米尔人是跨界民族，引起印度官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在短时间内的干涉。但很快印度就撤出了。因此，2009年5月18日，泰米尔猛虎组织最高首领被击毙。泰米尔猛虎组织承认与政府军战争以失败告终，宣布放下武器，结束长达37年的独立运动。

第五种类型是非洲部族宗教冲突型，卢旺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已，还有很多其他相近的问题。非洲民族宗教冲突的宗教成因主要是本地部族宗教之间及其与外来宗教的冲突。非洲的民族宗教冲突的危险等级比较特殊。其对于国际社会危害程度远远低于国内危险程度，直接威胁到本国政权的安全和稳定。从其国内国际的连带性看,非洲部族冲突由于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因而危害国际社会。由于非洲民族宗教冲突主要是基于部族的冲突，因此国内社会首遭其害，也因跨界民族问题而殃及邻国的安全，但是其冲突的矛头指向的是国内社会而不是国际社会。因此,其社会能量远远小于亚洲、欧洲国家，因此其国际危害程度远远小于前四类民族宗教冲突。

第六类型民族宗教冲突是基督教内部天主教与新教的教派之间的民族冲突，包括英国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美国的拉美裔问题等几大民族宗教冲突。这三个冲突都属于跨界民族问题。英国北爱尔兰问题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已经趋缓，美国墨西哥裔古巴裔即拉美裔问题，只是隐藏于美国社会中，由于美国的强大,美国拉美裔问题还不是十分严重。在笔者看来，亨廷顿担心2040年美国的民族属性将会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讲墨西哥语信仰天主教的拉美裔数量多于讲英文信仰新教族群）属于过度担忧。第六类的社会危害程度或危险等级不仅低于前三类，而且低于第四类。理由如下：首先，相邻国家政府文明程度比较高，虽然英国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美国拉美裔问题的冲突都属于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问题往往危及相关国家的安全问题，但英国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美国拉美裔问题的冲突的相关政府能够保持理性克制，并把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且能防患未然之中，而不是激发矛盾使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升级。更重要的是，由于英国、西班牙、美国三国可以借助于国家机器、国家法律和国家伦理的力量来解决本国的跨界民族问题，因此使得这类冲突不仅从属于有解冲突，而且其社会危害性或危险性程度远远低于前四类。其次,欧洲国家能够在欧盟的政治大框架下得以解决。英国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巴斯克人问题的发展态势不是不断升级，而是不断消减。美国拉美裔问题由于墨西哥和古巴的弱势，美国的绝对强势，使其问题主要不是国际问题，而是美国国内问题。第三，这三个跨界民族问题同属于基督教世界，因此能够大致认同于同一宗教文明系统，文明冲突的程度远远小于前五类。

通过上述解析，不难发现，前三类型与后三类型具有一个根本不同特点：前三类即基穆冲突、巴以冲突、印度克什米尔冲突这三类型的民族宗教冲突都主要不是国内冲突，而是国际冲突，因此其难解程度远比国内民族宗教冲突要难解得多。如果说国内民族宗教冲突相对有解的，或者其难解程度较轻而成为好解冲突或易解冲突，那么国际民族宗教冲突则相对是一种难解冲突。相比之下，后三类型的民族宗教冲突虽然也包含一定的国际元素，对国际社会也造成危害，但后三类主要属于国内民族宗教冲突，对国际社会的危害程度远小于国内社会。究其根本原因是，对于国内的民族宗教冲突问题的解决有国家军队、国家法律、国家伦理道德等有效保证，因此属于易解问题，而国际无政府状态缺乏有效的国际法、全球伦理的有效力保证，很难保证国际性民族宗教冲突的有效解决，因此疏于难解问题。

三、民族冲突的宗教成因

世界民族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且互为因果，宗教紧张关系是民族冲突的重要根源。世界民族冲突的宗教成因有很多，至少有下述六大元素：

第一，宗教冲突不仅是民族冲突的重要成因之一，而且是促成民族冲突不断升级的重要成因。很多民族冲突偏执于自己的宗教而互不尊重，因而产生相应的民族冲突。宗教冲突越严重，激发的民冲突也就越严重。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交织起来的合力往往使得民族冲突的性质不断升级。宗教冲突引起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反过来又加重了宗教冲突，再进一步加深民族冲突,如此发展形成恶性循环，使得灾难性、难解性和危害性不断加重。因此，宗教赋予了民族冲突当事人以精神力量，也相应增加了冲突的社会危害性。

第二，宗教文化的不同属性是导致民族冲突的一个诱因，决定了民族冲突的强弱。诚然，不同民族宗教相遇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但排他性较强的宗教文化容易导致民族宗教冲突。宗教属性不尽相同，有的排他性强，有的排他性弱；前者容易产生民族冲突，而且容易使民族冲突不断升级，后者不太容易产生民族冲突，即便产生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也较小。拥有较强尚武宗教精神的民族之间较容易产生冲突，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交汇处的西亚非洲；拥有较强崇文宗教精神的民族之间不太容易产生冲突，如东南亚信仰佛教民族与周边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间。此外，即便是相同的民族和宗教,在不同发展时期，宗教的文化属性也不尽相同。如伊斯兰教在最初扩张时代,尚武精神较强，与其他宗教的冲突性较大，后来则逐渐减弱。

第三，宗教是排他还是宽容，决定了相关民族关系是冲突还是兼容和睦等特点。一元神教的排他性最强，兼容性最差，因此产生了“越是有文化血缘关系越是近亲，冲突越大”的现象。基穆冲突、犹穆冲突是进行时态，基督教与犹太教冲突是历史过去时态。对此，美国著名宗教学家L·M·霍普夫曾对巴以问题给予这样的评述：“犹太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的冲突，虽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宗教分歧作为重要原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儒教的多元信仰、兼容性、宽容性最大，因此儒家或儒教很难和其他民族产生冲突。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世界民族宗教热点问题多数是由相邻地缘政治冲突演化而来，上述六类民族冲突都发生在宗教文明板块的交叉地带。基穆民族冲突发生于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主要交汇地是西亚北非）。阿以冲突、巴以冲突发生于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交汇地（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印巴冲突发生于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交汇地（克什米尔地区）。僧泰冲突发生于佛教与印度教的交汇地（斯里兰卡北部好印度南部的纳德邦）。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美国的拉美裔问题也都是发生在天主教与新教的交汇地区。，不难发现，民族宗教冲突地区最大的普遍性就是当今世界热点问题多数发生在不同宗教文明板块之间的交叉地带。

第五，宗教是民族集体无意识，有些民族的宗教集体无意识发生冲突往往是导致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宗教集体无意识的扭曲性是导致民族宗教冲突的机理之一。虽然用宗教划分民族是很荒唐的事情，但宗教毕竟是民族四大纽带之一，是民族集体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不然，没有办法识别中国的回族与世界上的犹太民族。离开宗教很难解析民族问题。宗教往往是民族形成（发生）、发展、自我认同的重要文化元素。

第六，任何民族宗教冲突都是群体利益纠纷的特殊表现形态。民族利益冲突导致民族宗教冲突。民族利益的纷争往往表现为民族宗教冲突，时常让人分不清利益、民族、宗教三者的界限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民族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而民族精神利益的冲突往往表现为宗教利益的冲突。

总之，宗教冲突是民族冲突的一个深层原因，也是加深民族冲突其他元素的重要成因。正是因为宗教积怨的深厚性才导致了民族历史现实及未来积怨的深厚性，宗教原因是激发民族情感献身精神的本源之一，也是导致民族冲突难解性大和社会危害性大的根本。其中，国际性民族宗教冲突远比国内民族宗教冲突要难解得多。（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