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缅讲好中国故事

亨凯

从针对密松项目的生态毁灭论与安全阴谋论，再到皎漂项目的债务陷阱论，然后是中缅经济走廊项目激化地方武装冲突论，中国故事在缅甸总是呈现出说者和听者（复述者）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版本。

自2016年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掌权以来，缅甸政府的“友华”政策缓解了中国对中缅关系的忧虑。而中国方面也在中缅关系上做了各种改进，与缅甸各界开展了频繁的多层次公共外交。然而，即便中国已成为昂山素季上任以来出访最多的国家，每年受邀访问中国的缅甸各界人士也数量庞大，然而中国在缅甸舆论场中的形象并未获得明显改善。

由于中缅两国土地相连，两国人民来往密切，但两国在政治、经济与人口的发展和国际地位都有明显差异，自然容易产生矛盾。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在缅甸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影响力，使得“反华”声音总是能迅速传播扩大。但中方及缅华社会在应对这种舆论挑战时总是不得其法，甚至常常引起相反效果。

心态需要改变

据说鸵鸟在遭遇危险时会把头埋入沙坑，蒙蔽自己的视线，使危险在“眼前消失”，以逃避现实。心理学家于是将因为懦弱不敢面对现实，而使用逃避手段求得心理安全的行为称之为“鸵鸟心态”。中华文化也强调“以和为贵”，再加上一些历史教训，使得如今的我们在面对他人对自己的批评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发动“鸵鸟心态”，以逃避现实问题。许多从事友好工作的人士和团体，平日里不予余力地宣传两国友好象征，但每每遇到来自外界的挑战时，我们均以“不屑争辩”、“息事宁人”、“要有自信”等理由来回避与外界产生争执。在无人回应外界批评的情况下，就形成了“默认”的现象。

例如，不久前，缅甸一家媒体以“中国政府如何利用缅甸媒体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媒体、曾接受中方的广告文章的媒体都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实际上，这家媒体的批评逻辑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例如，文章中批评对象涉及到中国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这些媒体并非“缅甸媒体”，因此文章的批评是不成立的。又如，该文在开篇时，以有缅甸妇女被贩卖到中国为由，将中国地方媒体曾报道一名缅甸妇女嫁到该地的幸福生活解释为与事实不符的“意识形态宣传”。只要进行理性推导，我们就能明白，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有缅甸妇女被欺骗贩卖到中国，不代表就没有通过合法途径、正常渠道认识嫁到中国并生活幸福的人。正如，缅甸国内虽然也时有性侵妇女的罪行发生，但不代表缅甸全国妇女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外，该文也指责了所有与中方有经济合作的本地媒体。事实上，媒体作为一个合法的“盈利机构”，在符合相关法律条件下有权自由进行经济投资合作甚至是资助。例如，该媒体在这篇文章中也承认包括自己在内缅甸绝大多数媒体获得了西方的资助。

然而，这篇文章虽然逻辑论证方面漏洞百出，且对涉事各方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却不见到有人进行反驳。这样做有以下三个理由：有人认为，中方只要把事情做好就行，不用在意这些闲言杂语。也有人认为，反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件事很快就被其他信息所淹没，因此不用在意。甚至有人认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文章，因为这家媒体自己把自己的底揭露出来了（即承认了绝大多数媒体拿取西方资助的事实）。

实际上，正由于中国长期秉持着“做好事不留名”的态度，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因此中国即便对缅给予了大量的有益协助，但总是“事倍功半”，很少被缅甸社会认可。虽然由于网络时代带来的信息爆炸，使任何信息都很快被新的信息所淹没而消失，然而这些信息所产生的影响则会被遗留下来，对人们的认知和价值观产生影响。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评中国及所有“友华”媒体，其目的可以说完全达到了，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实，而不应该将焦点转到媒体不小心的“自我揭露”来获得阿Q式的“胜利”。

方法需要专业

在言论自由的时代，任何人都有权力发表观点，既然他者有权力批评我方，我方也有权力进行辩护。或许有人会说，我方并非在批评面前完全沉默，也有进行一些反驳，这在一些特定情境下是正确的，但这些反驳有着以下的问题，即不专业和不理性。具体表现为，对事实进行不必要的否认、情绪化以及自得其乐。

例如，当有人来质疑某人或某机构与中方的某机构有经济合作时，只要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正当行为，完全可以大方承认。然而，在别人已经掌握这方面的“证据”时，自己对事实的否认，反而会落得口实，间接地承认了自己的“心虚”和“亏心”。当对方公布“证据”时，不论这项证据是否能说明什么，自己都百口莫辩了。

有些人在面对不合理“污蔑”时也表现得义愤填膺，并且也进行了立即的反驳。但是这些反驳，都显得情绪化而缺少理性，更倾向于对批评方扣帽子贴标签而非据理力争。例如，当有公开表示是在美国的资助下成立的智库专家，以各种“证据”来说明中缅经济走廊反而会加重缅甸国内战争冲突，甚至是缅甸国内战争加剧的推动因素时，持反对意见者应该也以各种证据来据理反驳对方的错误谬论。而不是只通过给对方贴上“美国走狗”、“反华分子”、“忘恩负义”等标签来进行情绪化的批评。这种只讲立场不讲事实的情绪化言论和上文所提的媒体有何区别？

在面对这些舆论批评时，最大的问题还是缺少对话、自得其乐。许多知华派在听见外界对中国的不实评论时，从不与对方进行公开讨论，而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例如，从事两国友好事业的负责人在其组织内部发表讲话，向自己的机构成员解释事件的真相。再如，华文媒体以华文向华人受众传播真相。于是就形成了完全不平衡的舆论天秤：批评者面向整个社会进行“反华”传播，而反驳者向友华圈中解释，于是那些错误的批评得以大面积传播，而真相的解释从未抵达到需要解释的对象，而总是在内部流传并互相鼓舞。

建构“故事共同体”

由于曾经的惨痛历史教训以及曾经的倾向性政治环境，使中方及缅华社会一直以来都遵守着“低调行事”的原则。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华社断层”以及华人社会的“重商导向”，使华人社会缺少关心时事及了解中缅关系的人才。这使得华人社会一直以来不敢发声、不会发声、无处发声。然而，随着时代的改变，政局的开明，华人社会的觉醒及人才的发展，“讲故事的舞台”已彻底改变，但可惜的是“讲故事的方法”依然落后。我们不能只基于感情叙述，而是要基于专业来讲述故事。

中国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也等于“华人故事”，而缅甸华人故事不仅仅属于华人也属于缅甸，因此中国故事不能仅由中国来说，华人也要说，不能只用中文说给华人听，还要用缅语说给缅甸人听。中国立场、华人立场、缅甸立场或许未必完全一致，但这不代表三者的利益是冲突的，正相反，三者的利益是共同的。只有将中国、缅甸、华人都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下，建构“故事共同体”，我们才能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讲好缅甸故事、讲好缅甸华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