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张云7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种族主义只能导致冲突，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新“黄祸论”必遭文明社会唾弃。文章摘编如下：

“黄祸论”沉渣泛起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尽管级别不同，但可以理解也要尊重。非常遗憾的是，在一些国家的媒体和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排华、辱华的言论，将疫病与中国人联系起来，这似乎又让人联想起历史上的“黄祸论”。

▲2月10日，位于广州开发区的广州创维平面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佩戴口罩在流水线上作业。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首先，必须指出，这种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必须受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唾弃。与此同时，也要乐观看到“黄祸论”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

追根溯源，“黄祸论”从一开始起源于将华人同病毒、瘟疫、传染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种族主义色彩言论。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曾被贬称为“东亚病夫”，中国内乱不断的照片常常和饥荒、饿殍、瘟疫的图片被放在一起展示，中国的衰落与中国人的疾病似乎成了一种双胞胎式样的符号，为那个时代的世界所记忆。

而这种“黄祸论”被投射到海外，和那些早期远渡重洋到海外做苦力的华人有关，他们在各地落脚处建立的唐人街和华人社区，受经济条件所限，起初往往卫生状况不佳，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无论是不是首先源于这里，都会被怀疑甚至被直接认定为传染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祸论”从一开始就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与罹患瘟疫的中国人（华人）叠加的结果。无论是美国的排华法案，还是其他地方的排华运动，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影子。

百年沧桑之后，中国已经完全摆脱了原来濒临解体、一盘散沙、积贫积弱的局面，今天不会再有人对一个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说，你是一个弱国。然而，“黄祸论”似乎并没有消失，而是出现了变异版本。一个发展起来的中国同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空前强化，早期出国谋生的华人苦力已经被大量从事商务、留学、旅游的中国客人所取代。

但是，一旦中国出现传染性疾病，“黄祸论”者似乎还是会条件反射地将中国人看成携带病毒的“黄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世纪后变异的“黄祸论”，似乎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同世界紧密交往的扩大，甚至会扩散更多的病毒与问题。

“恐华症”不得人心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让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黄祸论”，从根本上来说在道义上越来越无法立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种族主义只能导致冲突、战乱，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不少国家在此次疫情中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与中国国内控制人员流动的措施没有本质区别，但排华辱华事件则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事情。不过，我们同样要看到世界各国对此态度也很鲜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排华无助于对抗疫情，这样做是愚昧的，不合逻辑。日本厚生劳动省官员在记者会上说，那些针对中国人的言论损害了中国人的人权。尽管在此次应对疫情中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是将疫病与中国人联系起来是种族主义言行，与现代文明社会相悖。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新华社发 邓智炜 摄）

第二，从中国自身来说，也需要彻底改变极少数人的卫生和饮食习惯，减少“黄祸论”的土壤。“黄祸论”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中国人卫生习惯差。据报道，此次病毒可能源于蝙蝠，而“非典”的传播据说与果子狸有关，而这类野生动物在市场上出售供食用，被认为是造成新病毒传播的重要原因。野生动物作为食物在市场上交易与现代文明相悖，更何况造成了公共卫生问题，这样的饮食卫生习惯必须被禁止。

更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中并没有这些野生动物，但极少数人的行为让所有中国人受牵连。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乡村的公共卫生状况仍有很大改进空间，随着国家发展，全局性的科学卫生启蒙运动也需要提上日程。例如，中国领导人积极倡导的“厕所革命”，本身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重要信号。

此次疫情引发的国际影响也说明了中国崛起后，无论中国发生什么，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疫情结束后世界仍然要同中国合作，而中国开放的方向也不会改变。一个世纪前的“黄祸论”可以把华人隔离在唐人街，百年后的“恐华症”不可能将中国与世界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