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韫明 环球网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我一开始就对中国战疫充满信心”

“中国疫情防控战和脱贫攻坚战之间的结构相似性确实惊人！”“遏制病毒大流行、维持和刺激世界经济发展都仰赖于美中合作。”这是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的深刻感受。作为全球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库恩3月27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多次对比中国正在应对的两场“战役”——抗疫和扶贫。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强大政府可以更加有力、高效、迅速地应对疫情。谈到国际合作抗疫正处于紧要关头时，库恩表示，如果说气候变化是最棘手的慢性全球议题，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当前世界最严重的急性病，因此，现在有两种选择：或者用美中竞争来“滋养病毒”，或者用美中合作来“杀死病毒”。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

“疫情防控战与脱贫攻坚战有着高度相似性”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这两个多月来中国为防控疫情所做的努力？

库恩：对我来说，理解中国为何能控制这场疫情的一个角度是——中国的疫情防控战与其脱贫攻坚战有着高度相似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下发指令，而是能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真正落实这些举措。其次，习近平主席在疫情期间的领导力，为政府官员做出表率。同样，据我了解，中国领导人考察过很多贫困村。习主席曾说过，“让所有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政府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也是我牵挂最多、花精力最多的一件事情”。我从没有听说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曾做出过这样的表态。第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动员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如在疫情期间，由不同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的城市。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军队也能迅速动员起来以应对包括地震、洪水、疫情等在内的国内危机，这次疫情暴发后也是如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这次疫情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我30多年观察中国的记忆当中，这样沉甸甸的用词还是第一次出现。

我从一开始就对中国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这信心同样来源于三点：中国的承诺、能力以及乐于改变和改善自己的意愿。中国里程碑式的“全社会”承诺体现在中国为阻断病毒传播而展现出的惊人动员能力。中国政府发布严格而坚决的指令，对不遵守规定的行为实施迅速而严厉的处罚。中国所做的动员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做到这样。这样的动员之所以能成功，与中国的政党制度有关。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在抗疫中做出的承诺和进行的动员与其这几年致力于打赢的脱贫攻坚战很相似。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协调中央和省、市、县、乡、村等各级地方政府，这两场战役之间的结构相似性确实是惊人的。“能力”体现在中国对其承诺的不懈履行，如武汉封城、对居民进行入户体温检测、建立网格化社会管控体系、推迟春节后的返程大潮等。“乐于改变和改善自己的意愿”是中国治理体系的关键部分。过去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不起的发展，当我总结原因时，我总是会把中国共产党愿意承认和纠正错误的意愿归纳进去。自我纠错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对这次疫情防控过程出现的“短板和不足”同样如此。

遏制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恶性传染病传播，早期的措施非常关键。但建立预警系统的难点在于，政府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源，这些信息往往非常杂乱、难辨真假。我认为，透明度确实是抗疫的关键。一方面，虚假信息无疑会引发焦虑和恐慌，从而扰乱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去压制信息也可能会引发灾难。湖北和武汉地方政府最初阶段淡化病毒传播风险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时机。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大体制可以有效制止谣言，在有先进IT技术的情况下更为明显。但同时，在一些问题处于萌芽阶段时，我们可能难以看到多种声音同时浮现，而这些声音中可能包含至关重要的真相。中国领导人强调应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中国政府还表示，将从疫情中吸取教训，增强治理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个跨国航空旅行已非常普遍的全球化时代，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视中国的疫情阻击战为全球抗疫的转折点。历史将感谢中国在这个全球化世界中为应对类似的恶性传染病开创了先河。

环球时报：有人说疫情是“试金石”，是对各国政治制度的一次检验。对此，您怎么看？

库恩：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毫无疑问，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强大的政府可以更加有力、高效、迅速地应对疫情。中国采取了严格措施，如封城、隔离、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等。而民主国家，如欧洲，已习惯于通过政党间激烈的辩论来做出决策，因此不太适应处理类似的紧急情况。从欧洲国家（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举措来看，他们目前正在尝试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但同时，在当代社会的其他一些领域，欧洲也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在当下这个时代，国际社会成员必须相互理解，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简而言之，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人民谋幸福的承诺。中国拥有一个在各方面都较为强有力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模式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保持永久的领导地位，并采用了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精英体制。在中国，那些必须得到长期保障的发展政策，如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和扶贫等，都可以得到有力保证。中国体制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持续进行的反腐运动、完善法治体系、如何在决策过程中提供更多元的观点等。  

“用美中合作杀死病毒”

环球时报：现在是国际合作的关键时刻，您认为中国在应对这次全球挑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库恩：3月26日，中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发表讲话时针对“携手抗疫、共克时艰”提出的四点倡议，以及各国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展现出的亲近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愿景赋予了丰富和现实的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拥有多重应用前景的宏伟蓝图。近些年，这个蓝图推动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扭转全球失衡。

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场病毒大流行会如此来势汹汹。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恰好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的重要性。然而，一些人将这一愿景视为中国的“竞争定位”，甚至视为中国为实现“领导地位”而进行的一场冲刺。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摆脱这些质疑。而中国遏制疫情的经验正是许多国家现在迫切需要的，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国向其他疫情严重国家派遣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团队。中国在实践中积累的防控疫情的能力以及医疗工作者和物流从业人员体现出的无私奉献精神，可以为其他国家应对疫情提供有益的经验。此外，作为能大量生产医疗用品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有出色的供应能力，为世界提供各类急需物资。现在是时候将这些物资输送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了，这是最要紧的。

环球时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将疫情“政治化”，并对中国的体制进行攻击，您如何评价这样的现象？

库恩：那些利用疫情为自己谋求政治利益的人搞错了重点。从未有哪个时刻像现在这样紧迫地需要美中合作——遏制病毒大流行、维持和刺激世界经济发展都仰赖于美中合作。如果说气候变化是最棘手的慢性全球议题，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当前世界最严重的急性病。

这次全球性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扰乱了人们的情绪，对经济的冲击甚至可能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这样一种负面的环境当中，当不间断的新闻（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放大个别政客和阴谋家虚假、恶劣、毫无根据的谣言时，对立情绪会被更加激化，导致民族主义抬头并陷入恶性循环。遏制这样的对立比遏制新冠病毒更具挑战性，后者可能会比前者更早被消灭。如果是这样，对美中而言，对彼此的印象只会进一步恶化，这对所有人都是非常不利的。

我最爱的这两个国家要做出选择：共同抗击新冠病毒、共同研发药物和疫苗，或者遭受一场失控的全球流行病以及全球经济被重创的连锁反应。我认为，合作抗疫将会共赢，相互斗争将会双输。

“中国经济复苏将会比较容易”

环球时报：您认为这场疫情会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库恩：经济受到冲击是很正常的，因为人们的消费受到极大抑制。在中国，疫情发生在最糟糕的时候——春节之前。但我们也不能对经济状况做简单的评判，因为疫情对各行业造成的影响不同。一些行业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如酒店业、餐饮业、航空业等。另一些行业也遭受了冲击，但疫情结束后可能会“反弹”，一定程度上弥补形成的损失，如汽车行业。我预计电子商务行业还会发展，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人们更愿意在网上购物。

中国政府正在对那些遭受重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政策性支持，以增强人们的信心。疫情暴发前，一些跨国公司担心自身的供应链会受到美国、或者说国际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这场疫情可能会增强这些公司的风险管理意识，把供应链更多放在中国以外地区。因此，中国可以主动采取措施，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从而鼓励国际公司继续将供应链留在中国，这甚至可能会创造一些新的机遇。总体而言，一旦疫情得到遏制，中国的经济复苏将会比较容易。我们只需简单回顾中国近代史，便能一窥中国工人的潜能和韧性、理解中国产业链的深度和复杂性。近年来，中国产业链已发展为全球最高层次、最全面的一个。

我认为，中国的疫情已基本得到遏制，可以预测，在需求的驱动下，中国经济将出现一个“反弹期”或“弥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