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凯 缅华网

（参考图） 来源：网络 

截至5月23日缅甸已确诊新冠肺炎患者达到201人。缅甸虽然是在相对较晚的时间才开始出现新冠肺炎的病例，但自3月23日出现首位病例以来，缅甸确诊病例的增长速度并不算缓慢。4月19日，缅甸确诊病例破百达到107例，而5月23日，缅甸出现的疫情的第二个月，确认人数超过了200人。

那么，缅甸疫情是否值得担忧。根据缅甸卫生与体育部每日的疫情报告，缅甸目前有3个化验室能够进行新冠检测，但主要还是仰光的两个化验室在进行检测，曼德勒的化验室则还在兴建之中，每天的检测数量在300-400左右。因此，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缅甸的确诊人数不会出现“暴增”。另一方面，虽然会不时看到尚未检测或检测阴性的隔离患者死亡的新闻，但这类人数大约有20多人，除此之外，社会上也并没有出现死亡人数明显增加的消息。因此，可断定缅甸虽然极有可能有大量的病毒携带者尚未被发现，但很有可能其中大部分为轻症状患者或甚至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

不过，即便缅甸疫情的传播情况表明上并不需要过度担忧，但疫情对缅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其明显的影响。这些影响和改变，折射了缅甸社会原有的、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但也有部分的老问题在疫情的推动下得到了改善。

底层民众生活受到重创

缅甸进入疫情的第二个月后，以仰光和曼德勒为主的经济重镇开始尝试着逐步解除各种“锁城”政策。即便如此，缅甸经济已经受到了重创，而且这种影响早在疫情进入缅甸之前就已开始。在中国、欧洲和东南亚多国已出现疫情的2020年初，以缅甸成衣厂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已严重受到影响。首先，缅甸成衣厂均为“来料加工”型模式，而原材料完全依靠中国，中国进入疫情严重期后，缅甸大部分的成衣厂原料断货，无法继续运转。而如今疫情全球化后，缅甸成衣厂的主要客户，如欧洲，同样是疫情的重灾区，即便在疫情结束后，欧洲势必难以恢复原有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因此，即便缅甸疫情相对较轻的情况下，成衣厂的恢复依然令人担忧。

此外，与世界相同，缅甸的旅游业与相关产业如餐饮业等也基本完全停顿。不过，疫情过后，旅游业与餐饮业能可能会迎来“报复性消费”，因此只要能撑过疫情，这类产业都能迅速恢复。

不论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还是旅游相关产业，它们的运转都与大规模的底层民众的生活保障直接相关。当因为疫情出现的经济停顿和“锁国”政策，许多企业家受到的是经济上的损失，而底层民众要面对的是难以为继的日常生活。

此前，网络上有一段话流传甚广，说这次疫情本质上是由能够乘坐飞机至世界各地的富裕阶层带到全世界的，但影响最大的却是那些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离开自己城市甚至乡镇的底层民众。而社交疏远、居家隔离、勤洗手、使用洗手液等有效的防疫手段都是只适合富裕阶层的选择，例如能够居家隔离即表示该家庭在短期内不进行劳动也能保障家庭生活的阶层证明。

缅甸政府和许多社会组织在疫情初期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对困难家庭进行了粮食补助。但也有经济学家建议，直接的金钱补助将比粮食补助更加有效。因为，粮食补助只能解决底层民众的饮食问题，但缺乏收入的他们同样无法维持其他的日常所需。而，金钱补助不仅能解决这个问题，同时通过他们的消费，也能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流动起来。

当然，当务之急，还是在疫情可控的情况下，安全地逐步恢复社会经济活动。已有大量的学者警告，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长时间“锁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比疫情本身严重更多。

缅甸行政体系需要大改革

疫情是检验每个国家行政能力的大考。在这场疫情，缅甸行政体系和防疫部署都出现了各种弊端。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卫生与体育部。虽然卫生与体育部长宣称自己在1月4日就已为防疫进行了完美部署，但实际上各地医院出现防疫物资严重缺乏，隔离场所严重不够且大多不具备基本的生活和防疫条件，信息发布能力低下等各种问题。

但在责备卫生与体育部之前，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是否是卫生部门单独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新冠肺炎作为全球大流行的公共传染病，并非仅与卫生部门有关，而是需要更多的职能部门的联合工作。隔离场所和隔离人群的生活起居，应该由社会工作与救济安置部负起更多的责任。对返国人群的管理、对确诊病例的接触人群的追踪则应该由内政部、边务部、国防部等负责。对防疫物资的进口，应由商务部、国际合作部、对外经济联系部等提供主要帮助。然而，在疫情初期这些部门都并没有体现各自的职能，而只有卫生部门在单打独斗。

此外，缅甸在防疫初期也在顶层设计上出现部署失误。1月30日，缅甸成立了中央级别的防疫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规格和规模都很高，但由国际合作部担任主席而卫生与体育部则仅仅是联席主席（副主席）。事实证明，国际合作部并未在防疫工作中表现出重大作用，主要还是依靠卫生与体育部在进行工作，而且卫生与体育部也很难调动其他等级接近的10多个中央部委的副部长和6个实际上不归中央部委直接领导的省邦部长。这使得缅甸防疫部门漏洞百出。

缅甸可以说还是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3月31日将中央级防疫委员会升级为国家级，由杜昂山素季亲自领导。为解决返国人群和确诊病患的接触人群的管理和追踪问题，同日也成立了由作为“军方代表”的第一副总统任主席，成员中包括三军参谋长的应急委员会。

因此，这次疫情过后，一些中央部委的职能应该重新调整和强调。例如，卫生与体育部，应该加强公共卫生工作和卫生宣传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无法顾及体育职能，因此应该将体育部分转交至其他更适合的部门兼任，如教育部。社会工作与救济安置部的社会工作职能需要进一步加强。虽然在缅甸特色的政治体制下，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军政分离”，但民盟政府需要面对现实，加强与军方的合作才能确保在这种大规模公共事件时能够得到有效管理。

疫情催生网络化时代

如果非要在本次疫情中寻找一个相对正向的影响，那就是疫情促使缅甸的经济和社会网络化出现了大跃进。其中，网络金融服务、外卖和网络课堂的发展最为明显。

网络金融服务的落后一直是缅甸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痛点。但由于事关国家的金融安全，中央银行对这方面一直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例如，虽然各家银行已推出了各自的网络银行服务，一些银行甚至推出了网络支付系统，但却无法实现最基本的跨行转账。这个弊端在疫情的“锁城”政策下就非常明显。中央防疫委员会设立了防疫基金并号召民众捐款，这时就需要提供多个银行账号，但如果民众没有这几个相关银行的账号，则无法在家线上转账。社会组织和个人发起的募款活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把募款所得捐献给各自的目标医院或机构时又会再次遇到同样问题。最终，在疫情期间出现了打通了多家主流银行（虽依然还无法打通所有银行）的第三方网络支付系统。可以预见，在疫情结束后或甚至在近期内，还会出现类似的第二个、第三个网络支付系统。

疫情促进的还有外卖和网络课堂。外卖行业在仰光和曼德勒两大城市已出现了一段时间，但一直不温不火。而疫情来临时，则成为了广大年轻消费者满足口腹的首选。而仰光和曼德勒蓬勃的培训和教育行业，因为疫情影响下也反应迅速，纷纷进行了网络课堂的模式。可以说，这次疫情将彻底改变饮食行业和培训行业的原有格局。虽然，目前外卖和网络课堂依然只集中在仰光和曼德勒两个大城市。也有人从网络信号、设备费用的角度出发，质疑网络课堂的发展，但是这些问题本质上都不是网络课堂或者外卖的问题，而是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的问题。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和社会发展，社会和产业的电子化是必然的趋势。而有时候，疫情等重大公共事件就是推动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