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金翠 环球时报

“对中国的攻击几乎完全是美国内部政治驱动的，但这决定不了美国大选的结果。”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近日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美国现政府是历史上最无能、最堕落的一届。作为一位“中国通”，他对当下的形势感到担忧，但他认为两国间的对立会在适当的时间被终结。

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傅立民（Charles Freeman）

历史深处的细节

环球时报：您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的翻译，那场“破冰之旅”结束了中美两国相互隔离的状态。但现在，一些美国政客在推动中美“脱钩”，两国关系会被切断并回到过去疏离的状态吗？

傅立民：我确实是美方首席翻译，但除一些社交场合外，尼克松总统依赖中国翻译而非我。我翻译美国（时任）国务卿和中国（时任）代理外长姬鹏飞之间的对话（其实该对话更像是相互指责）。

为在不引发我们的安全伙伴和朋友担忧的情况下开始美中合作，我们不得不通过审视并重申两国之间分歧的方式来打消他们的疑虑。这正是美中《上海公报》那么非惯例的原因——它坦率陈述了我们在所有国际冲突上所持的截然相反的观点。

回忆这些，意在让我们谨记使两国走到一起的战略因素之不稳定和局限。两国从完全的疏离开始，最终就如何最好地维持全球地缘政治稳定达成共识。

随着时间推移，双方发现，我们能扩展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并同时扩大采取行动以捍卫它们的意愿。当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时，我们能够采取合作行动反对它。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这可从巨大贸易量、巨额相互投资及游客和学生交流大幅增长看出。两国的许多人都对这种与日俱增的联系感到高兴，但也有一小部分人仍反对《上海公报》开启的“搁置意识形态分歧”的往来方式。

美国的仇外者和敌视中国的人试图加快逆转美中之间的相互依赖，就此而言，新冠肺炎大流行既非起点亦非原因，而是一种催化剂。这磨损着连接我们两个社会的诸多纽带，但却受到一些鲁莽的中国人和美国一些狂热反华当权者的支持。“脱钩”将伤害美中及整个世界，并使大家变穷，这反过来也会限制“脱钩”的程度。

人类正依赖唯一且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球为生。我们存在分歧，但到头来我们必须找到互惠互利的方式，这符合我们各自的利益。在我们两国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希望看到美中相互依赖终结，或被迫在我们之间选边站。

“攻击中国”的驱动力

环球时报：您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在您看来，现在是两国关系最艰难的时刻吗？

傅立民：显然，美中关系正处于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糟糕时刻。1972年后，走向更大程度的合作并远离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是两国关系的大势所趋，但如今却在反其道而行之。有关保持台湾海峡和平的共识正在破裂，且正被日益公开的军事对抗取代。这种倒退尚未达到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各种“离岛”危机中的敌对程度，但事态正朝那个方向发展——除非我们恢复理性。

环球时报：过去这段时间，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提高了指责中国的调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因应大选的策略吗？

傅立民：除少数无可救药的狂热分子外，对中国的攻击几乎完全是美国内部政治驱动的，但我不认为这将决定美国大选结果。大选结果将取决于候选人的个人特性和国内问题，而非对外政策之争。在当前的氛围下，保持克制、不指责中国带不来任何政治好处，因此两党都将参与其中，即便他们都无法真正从中受益且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

修复关系需要时间

环球时报：在什么情况下两国关系会改善？11月的大选后？

傅立民：其实，正在发生的美中摩擦类似于当年的中苏争端，后者花费了1/4个世纪以上时间才将之搁置起来，然后又用20年才形成并巩固中俄之间的新型友谊和合作。美中之间相互“幻想破灭”也很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修复。不要指望11月的大选会实现该目标。美中对抗将会在某个时间终结，但不会一蹴而就。

环球时报：您怎么评价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

傅立民：在许多美国人和美国的许多外国朋友看来，我们目前正拥有我们历史上最无能、最堕落的政府。特朗普总统及其助手不承担责任，而是一味将国家遭受的灾难向其他国家“甩锅”。这显然是一种适得其反的领导方式，但就眼下而言，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将很快被纠正。完成领导层的和平更迭和授权新领导层采用更佳政策，正是我们举行选举的原因所在。我们将对美国人做出何种决定拭目以待。

环球时报：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美国及西方社会有不少阴谋论。为什么他们不将更多精力放在应对疫情上？

傅立民：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府、政客和心怀不满者为个人私利及政治利益操纵并控制舆论的时代。在过去痛苦经历的基础上，西方社会极其重视个人自由和群体表达，认为对公共关切的开放对话是确保良好决策的最佳方式。

这种对话曾因宗教原则、伦理道德与社会抑制而保持诚实。然而，在这个世俗主义和没有信仰的时代，无论是不诚实还是不负责任都不受到限制。

互联网时代，西方正寻找一种使集体责任的要求与个人自由方式相协调的途径。我认为最终将得偿所愿，但目前尚未走到这一步。

来源：本报记者 于金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