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凯

随着2020年大选日益趋近，缅甸全体人民的日常生活又被再次拉进政治领域之中。即便在第二波新冠疫情下，缅甸的总确诊人数在9月23日早8时已达到了6959人，而在一个月之前即8月23日晚8时，缅甸总确诊人数还只是450人。然而，疫情的扩大传播并未能阻止各政党的竞选拉票活动的热情与决心。选举委员会发言人吴昂乃也于9月19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推迟全国大选。

每个人都拥有各自的政治信仰，而预估大选结果还为时尚早。不过，通过回顾缅甸政治转型戏剧的进程，将有助于理解今日缅甸政治的发展走向。特别是自1988年至2015年间互相交织的社会运动与大选的关系。

转型是如何展开

阿根廷裔美国政治学家奥唐奈在其合著的书《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中指出，转型是指“在一个制度与另一个之间的过渡”，这样的过渡“可能是民主制度的重建或者是一个新的、很可能也更强大的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而波兰的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则指出，社会运动“是最强大的引发社会变迁的力量“。因此社会运动和转型常常相伴而生。

缅甸曾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政治转型。第一次是1988年由于出现全国性社会运动导致军人接管权力开启了军政府时代。第二次是 2015年全国大选，“反对派”上台，缅甸进入民主时代。而这两起社会事实应理解为一个连续的政治转型进程。

1988年缅甸爆发四个八（ 8888）运动引发社会动荡，随后军人接管政权开启了20多年的威权统治，2010年军政府主导了第一次全国大选，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由军政府成员组成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下简称巩发党）赢得了90%以上的席位，顺利执政。在军政府时期担任总理的吴登盛上将，脱下军装，担任巩发党主席，并被推选为总统。然而，巩发党政权仅维持了一届，在5年后的第二次全国性大选彻底败给了由杜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党（下简称民盟）。

2015年11月8日举行第二次全国大选，在这场被誉为历史性的大选中，民盟暂获了886个席位，占经选举产生的联邦级和地方级议会总数的77.04%，赢得了此次大胜。而原执政党巩发党，仅获得117个席位，占经选举产生的总议席数的10.17%。在历经27年“军政府”统治（22年的军政府及5年的前军人组成的巩发党政府）后，缅甸终于迎来了“民选”政府时代。

转型是如何成为可能

缅甸民主转型如何成为可能呢？云南大学的李晨阳教授认为国家发生政治转型需满足4个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社会结构、民主政治文化广泛传播及有成熟的政党与政治领袖，但“尽管缅甸在以上四个方面都没有达到政治转型的临界点，但恰从 2010年起发生了基本符合民主规则的政治转型。”李晨阳教授的疑惑说明了我们无法从“常规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缅甸转型的发生。

另一方面，如果从政治结构和物质资本角度来看，也无法完全解释 2015大选的结果。因为，20多年来军方的实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减反而更加巩固，累积了 20多年的执政经验，大选是在其掌控之下进行的，物质资本非常雄厚。而民盟自 1988年成立以来长期受到军政府的打压，领导层多为1988年就被捕入狱或软禁，并在 2010年才陆续出狱不久的“异议分子”，不仅毫无执政经验而且物质资本薄弱。然而即便如此，民盟依然大胜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的巩发党。

因此本文认为，2015年大选，相对于一场常规的民主选举，不如说是一场具有社会运动属性的大选，或者说是“披着大选外衣的社会运动”。

它是自1988年爆发四个八运动以来长达27年的抗争政治的延续。2015年大选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其事件源头可追溯到1988年的四个八运动。2015年大选的主要竞争双方巩发党（军方）和民盟都是在1988年时被推入缅甸抗争政治的漩涡中心的，缅甸27年来的政治发展一直是围绕着这两方：挑战者（民盟）和守护者（军政府/巩发党）而铺展开来的。

认同与理性化

社会对2015大选的定义决定了大选的过程和结果。根据笔者当时在选前对一些选民的访谈以及综合媒体报道，发现：绝大多数选民并不了解大选的实际作用（到底是选什么）、也不了解参选人是谁、甚至不了解参选政党的全称，但选民的投票热情却非常高昂，并将本次大选视为一场“能推翻军政府”的机会，以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投票（抗争）的；全国的私营媒体也以社会运动方式，通过舆论为反对党（民盟）助威、向政府和军方施压，并监督政府的计票工作；选民投票的标准也无关政党或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和能力，而是将“军政府”和民盟区分为独裁与民主、恶与善的二元对立的认同符码。这套符码和“军政府”一直以来将自己和民盟区分为有序与无序、守护者与破坏者的理性化符码针锋相对。

“认同”简单而言，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感受和价值观将群体分为“我群”与“他者”，“自己人”与“敌人”的文化过程。而“理性化”则是指人们根据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排除个人的感受，以理性和规章制度为行为准则的文化过程。

认同符码带领着民盟和民众自1988年抗争至今，并最终赢得政权。而理性化符码指导着“军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制订“游戏规则”并强制对方遵守。“认同”与“理性化”既是转型的缘由、也是转型的内容和结果。

2011-2015年间，经过选举上台的巩发党政府，通过“理性化”，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推行了民主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工作。无可否认，在这5年内，缅甸确实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综合发展。然而，这些发展并没有为巩发党的继续执政提供任何的助力。原因在于民盟依据“认同”的文化过程，以杜昂山素季的超凡魅力为中心，引导民众将关注的焦点从现实的经济利益移开，激发出民众追求比现实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民主与道德。从而使民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赢得大选，接管了国家权力。

转变的角色与不变的剧本

当2020大选再次开启缅甸政治转型戏剧时，曾在这场戏剧里表演对手戏的主要两方的角色设定已发生了变化。曾经的反对党民盟如今已变成了执政党。而曾经的执政党巩发党则已变成了反对党。然而，根据双方目前的选举拉票战略来看，剧本并没有因为角色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变。民盟依然是根据“认同”的剧本在上演，而巩发党依然坚持着“理性化”的套路。

从两党的脸书内容就可清晰地发现以上的论断。民盟的脸书上主要呈现的是，杜昂山素季与党内元老和干将对民盟以往的“抗争史”的回溯。是通过自己的政治信仰、价值观、立场来团结民众。而巩发党的脸书上，则将重点放在阐释党的12点工作计划。试图将自己化为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利益上的代表。

今日缅甸，至今尚未完全实现民主的转型。同时，在过去的5年，缅甸的和平与发展工作也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因此，民众是继续坚守“认同”还是将关注的焦点转向现实利益，将会决定2020大选的最终结果。

（本文的基本观点基于笔者的博士论文《认同与理性化：缅甸政治转型的文化过程（198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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