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

过往人们谈及19世纪的印度启蒙运动时，更加倾向于谈论梵社、圣社等印度教改革组织，以及罗易和达耶难陀等印度教改革家。然而，开启于19世纪后半期的南亚穆斯林启蒙运动，对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20世纪的两个民族理论、圆桌会议上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矛盾导致的印巴分治。而这种结构性矛盾为什么会产生，分治为何难以避免，或许可以从此前的一些事件中找到答案。

第一，大起义的失败对穆斯林而言是严重的危机，莫卧儿王朝彻底终结，穆斯林曾经享有的统治权力丧失殆尽，同时被认为要对大起义的组织和发生负主要责任，因而遭到英国人有意的打击和排斥。具体表现为：政治上压制、经济上遏制、文化上敌视政治上，挤压穆斯林的政治空间。随着英国统治的不断深入，英国殖民者逐步得把穆斯林完全排除在政府、军队各部门之外。换言之就是在英国主导的统治系统中，穆斯林的上升渠道变窄了，意味着权力的庇护减少了，政治学上认为，权力就是主导利益分配的力量。因而，穆斯林利益就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经济上，经济特权被剥夺，加之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曾经主导的产业也逐渐被英国殖民者和印度教徒占据。文化上。伊斯兰文化不被重视。比如，英国统治者宣布英语和印地语为官方语言，穆斯林由于语言上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上升的通道。同时，英国殖民者也鲜有对穆斯林教育的支持举措。

第二，印度教徒于19世纪初期就开始启蒙运动（罗易 圣社），积极拥抱西方文化，逐步参与到英国人的统治系统中。英国人分化政策的结果，又使原本在人数多于穆斯林的印度教徒在经济、政治、组织和文化等方面又都远远走在穆斯林前面，人为地进一步扩大了穆斯林和印度教教派之间的差距。

第三，穆斯林社会走向自我封闭。客观上，是因为政治权力、经济地位的丧失。主观上，是穆斯林上层希望维持自身在本群体内的利益。比如在教育上排斥英式教育，继续实行经院式宗教教育的旧制度，维持自己的封闭性，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力量。

综上所述，穆斯林启蒙运动开展的背景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相统一的过程。一方面，由于大起义后穆斯林受到殖民当局的压迫而处境艰难，另一方面也同穆斯林自我走向封闭密切相关。而这两方面的因素又相互作用，导致了穆斯林社会越封闭就越落后，越落后就越封闭的历史事实，最终让穆斯林社会在同印度教社会竞争的过程中全面落后，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就这样，以赛义德·艾哈迈德·汗为代表的穆斯林精英们为了拯救穆斯林社会于水火，被迫开启了维新求变的进程，在穆斯林社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