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委灿荣

以下文章来源于思想火炬 ，作者储贺军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之间的矛盾与竞争，将宣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能够获得最终胜利，这一结果将直接关乎在“后美国时代”人类未来前进方向的抉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故此，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认真审视经济增长的模式、目标、路径与方式。中美经济模式之争的核心问题，绝不是谁当全球老大的问题，而是在于中国和美国谁能扬弃谁、谁能兼容谁的问题。

一、 中美经济体制之争是一场容不下误判的持久战

 中美之争是客观现实也是历史必然。有些人试图否认、调和中美之争，甚至有些人试图让其中的一方主动放弃、不战而降。现实容不下天真，现实也同样容不下误判。在讨论中美经济体制的时候，首先要对于各方的现状和争夺的关键点，做出准确的判断。

美国的疫情大流行，虽然暴露出许多问题，但远远不能对于中美之争做出定论。疫情或者其它形式的天灾人祸虽然注定还会再来，但这一轮终究还是会过去的，只要这轮疫情一过去，哪怕只是几年的平静期，美国依然会具有拼命反扑的实力。必须认清美国在总体国力、全球影响力、科技水平和军力等核心方面，目前还大幅度地领先于中国。特别是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欧洲国家虽然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甘当美国的军事炮灰，但是，总体上依然不敢公开地得罪美国，违背美国的意志。欧洲的许多国家之中，主流精英和资本，在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处于同等地位和水平，在经济利益方面，被捆绑在美利坚的战车之上。

有很多关于中美之间GDP数值的讨论，很多人在期待，也有很多人在担心，中国的GDP总额什么时候超过美国。实际上，这种讨论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无需过于关注中美之间，谁可以占据各国GDP数字首位的排名问题。虽然，总有一天中国的GDP数据，不仅可能超越美国，而且可能超过西方国家总和（即美国和欧盟相加的GDP数据），但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计算方式问题。同理，按照现有的GDP总量计算方式，在中国即将会超过美国或者欧盟的时刻，美国和西方有可能更改计算经济总量的方式，从而回避现有的GDP总量计算结果。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好坏，不仅仅在于数字，主要还是在于占最大多数的人民的幸福感，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性价比。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处于完全错乱和混乱的被动状态，被“美国民意”牵着走。资本界和精英一族操纵并代表着这种“美国民意”，并督促这种“美国民意”在具体官方政策和行政措施层面，得以充分地表现和反映。美国资本界和精英们清楚地明白，中国正在走一条和他们不同但正确的道路，而且中国只要坚持走现在的道路，在经济领域赶超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他们对此全无办法，而且也无法找到明确有效的应对方式。

这种焦虑与无奈也反映在政府层面。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以一种非常狭隘、肤浅的心态看待中美之争。相较于特朗普式的猛张飞战法，拜登更为接近于刘阿斗理政。张飞勇猛非常，偶尔也可以抖出小机灵，但最终还是被俩裁缝给干掉了；刘阿斗严格按照前任（这个前任不是共和党的特朗普，而是民主党的前任总统奥巴马）的既定风格去行事，周边围着一群前任给他隔代指定的谋士，但自己很难明白自己该干些什么，自己干过的那些事儿都是为了什么。

尽管混乱，尽管迷茫，但有一点美方各派势力的倾向比较一致，就是“凡是错的，都是中国的；凡是中国的，都是错的”。对于这种现象，中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中美经济体制之争的未来和实质，做出准确的判断，以争取最好的结果，打赢一场持久战。

二、中国可以兼容美国经济体制曾经的辉煌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过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列宁也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在经济上“还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从1949年起，中国开始坚定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其具体过程是异常曲折的。70年来，中国经历了一个革命导师们从未体验过，乃至从未想象过的复杂、艰难、创新的过渡期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十八大召开的大约30年之内，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姑且称为“中三十年”。在 “中三十年”时期，中国敞开胸怀，全面地借鉴了美国的经济体制和理念。从效果和结果上看，虽的确产生了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但也产生了许多的积极成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正面地评价过 “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中三十年”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于商品经济理念的吸纳和建立市场体系的实践。“中三十年”的实践，为中国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和实践经验。

的确，严格地局限在生产方式这一范畴之内，资本主义经济的许多具体做法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基础并非水火不容，恩格斯就曾经用非常欣赏的口吻讨论过“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和真正的大农业”。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全面地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在建立和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具体操作、运作层面，的确有必要也需要一个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过程。马克思说过：“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镇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市场体系和商品经济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和影视剧里的桥段与背景板，现在，它们都生动地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挥之不去。

在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回首走过的路，反思借鉴美国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及其局限性的同时，必须看到 “中三十年”的合理成分，而且应当承认它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积极要素。除了国内的市场体系建设和商品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入并融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市场，对于生存于现代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而言，这种全球化过程，不仅仅是自身内部文化基因所致，也是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所必备的条件。

到了本世纪中叶，当建国第二个一百年来临的时候，回首共和国走过的路，“中三十年”无疑是重要的。在“中三十年”，我们在坚持总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前提下，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步骤，吸纳了“资本主义的进步的历史作用”中精华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人民都应当记得，在“中三十年”期间，美国人和中国公知们期盼进行美式“政治改革”的喧嚣。2018年3月11日，中国对于《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修改，让公知们借鉴美国政治体制的黄粱美梦一去不复返了。这段历史告诉人们，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完成美国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进程。

三、中国能够遏制美国经济体制中的恶性金融鸦片

中国走进了现代化的时代，以“后发优势”正在超越美国曾经拥有过的辉煌，但是，也必须面临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中国解决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自觉性与能力，就成为中国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成败关键。

经济增长模式的实与虚之间的平衡点，更为具体地说，就是实业与金融的关系是主要的焦点问题。金融业肯定有其积极意义，但金融业的积极意义，只能体现在为实体经济服务方面。脱离了这个根本点，就颠倒了经济领域内的主仆关系，就只能会盘桓在目的和方法的迷宫之中。正如《资本论》所指出的，“（金融）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中介变成了目的本身。”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它只是剩余价值再分配的形式。实体产业创造出价值，金融业以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参与、组织、决定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方式和结果。毫无悬念，金融业总能够“体面地”，将剩余价值中最大的一部分留给自己。

金融业是美国经济的鸦片，好比基督教里的千年王国传说，反正画个饼骗您先玩儿着，不断供给着让您兴奋起来的毒品，但是可能恰恰是您这一代人，可以不幸或曰幸运地赶上击鼓传花时，那张突然炸裂的鼓面，赶上最无助的梦醒时分。美国的金融鸦片主要有两种形态，股市与美元霸权地位，这些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特别加以警惕的制度陷阱。

当下的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疫情汹涌澎湃、枪击此起彼伏，但就在这张背景板之下，美股依然在一路高歌猛进。说什么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CNBC那句著名的口号，“股市是市场的窗口，市场是经济的窗口”，只能昭彰金融寡头们的骗术。一出以比特币为主角的金融活报剧，已经告诉人们，金融游戏无需任何实业、实体、实话作为基础支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冷血的资本，只需要能够摆下一部电脑，就可以无限度地展示自己的贪婪，哪管身边洪水滔天？

必须充分认识到，股市是金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一种集大成的金融运作平台。具备这份清醒，是中国可以对美国股市的一些经验采取开放态度的基本前提。单从股市运作的技术层面上看，美国的股市运作肯定处于非常发达的层面。然而，美国股市的运作，要求全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配套制度和机制，所有公权力部门都是在为股市服务，所有政策、措施和舆论都要围绕着股市的运行。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可能动用国家机器来为股市服务，因此，中国的股市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做成第二个美股市场。中国在借鉴美国股市经验的时候，必须有自己清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目标和政策偏好，中国未来的股市必须是，在根本上有别于美国股市的，新型资本市场，要独立自主地创新中国股市的理念和机制。在方向确定的条件下，中国股市依然会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下的美国，虽然资本充裕，但是能够实际工作的人却越来越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所有的人都患了一种不从事生产而专谋利润的狂热病”。经济周期原本是资本主义经济方式运行的铁律，而且这种经济周期虽然冷酷，但那才是可以维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延续发展的必要的健康调整。可是，现如今金融主导的美国经济，已经断难经受任何一次维系生存的周期性危机的打击了，只能通过人为方式不断推迟。

金融游戏还必须得硬着头皮接着玩儿，手段只有一个：货币增发。《共产党宣言》曾经非常有预见性的深刻指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货币增发同样不能创造任何新的价值，只能大规模稀释社会存量财富，作为不变资本的原材料、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的资本暴利，都在同时体验着嚼蜡的无味。不过，各个区块的稀释程度和最终结果有很大差异，由于国家力量的介入，稀释浪潮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凶猛态势，最终使得剩余价值区块获得了畸形膨胀，资本正以最疯狂的速度巧取豪夺。印发的钞票虽然很大部分直接发给普通民众，但通过吃喝拉撒睡各种消费渠道，最终回到大资本手中。

然而，这还不是大戏的尾声，因为资本需要不断增值盈利的环境，如果失去了盈利空间，金融寡头手中的现金就是负累。美国国内经济已经被美国金融寡头玩儿残，金融资本只能借助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把全人类都进一步拖入以美元为媒介的金融游戏。在美国金融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是目前唯一有实力和体量承接这种金融游戏的平台。让想象插上鲲鹏的翅膀，就算中国也被卷入美国金融游戏，美国金融虽然还可以延续苟延残喘的挣扎，但中国承接之后，也会有饱和的一天。“No!”绝不能让中国人民的福祉成为美国金融的炮灰，特别是不能在美氏金融经济破产的那一天，让全世界失去最后一块净土。

尽管中国可以置身事外，美国金融资本除了进一步国际化，已经没有了其它选择。事实上，美元国际霸权虽然给美国带来诸多好处，但实际上也是一柄两面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的负累。SWIFT系统就是例子，SWIFT既让美国对于全球交易有了更多的控制权，也同时它迫使美国采取了许多完全没有必要的国际经济制裁措施。这些制裁措施，在维护美元国际霸权的同时，也埋下了毁灭美元国际霸权的种子。

中国要做人类物质文明的诺亚方舟，中国必须要向世人昭示美国金融鸦片的毒害，揭示美国金融鸦片对于全世界的盘剥，正如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紧紧缠绕住其他国家”。中国必须向全人类讲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明确地宣告：中国永远也不谋求全球的金融霸权，人民币永远不要成为第二个美元。

中国必须，也一定能够，把金融关进笼子里！

四、美国无法复制中国所拥有的吸纳能力和政策工具

一向标榜经济和思想自由的美国，事实上在容纳多样化经济形态和经济理念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全面分析两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理念，美国经济体制兼容度低于中国，也远逊于中国经济形态的丰富程度。

在“中三十年”之初，西方经济学理论大举入侵中国，中国的莘莘学子们对于这些理论不明觉厉，五体投地，奉若神明，但同时也被眼花缭乱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搞得晕头转向。但是，一二十年之后，随便找几个中国大学里的硕士以上的经济学研究生，都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流派讲得清清楚楚。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旗，在中国知识界已经难堪虎皮之用了，然而，美国人认真研究过中国的经济理论吗？没有，从来没有过。

美国人对于中国经济理念的理解，如同在其它领域一样，仍然停留在以过往的道听途说为基础的浅薄无知的水平。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渠道，无非来自于那些精英们对于中国的走马观花。一些美国精英长期居住在中国，但从不深入中国社会，而是生活在自己的“精神租借地”里。一些美国资助的中国精英住在美国，为美国人出谋划策，但是，这批人本身就带着对于母国的偏见乃至仇恨，为了生存每每信口开河，文章皆为稻粱谋。况且，从1949年起算，中国的发展真是一年一个样，任何离开中国，乃至没有持续性深入中国社会的人，对于中国的理解，都会出现严重偏差。

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种种奇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的成绩永远不可思议。美国人在无法真正理解的情况下，唯有祭出掩耳盗铃的法宝，曲解、贬低和否认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就。这种失能，把列宁所提及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渲染地淋漓尽致。2020年4月，中国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曾经对前几个月的病例数量做过一次仔细核对，全国死亡病例数随之从3352上升至4642。消息一出，美国许多主媒不顾美国内部当时就达到几十万的病例，疯狂宣传“中国病例已经几乎翻了一番”。

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通过几十年的实践，扬弃资本主义的美国，可以在“中三十年”大胆地学习并实践美国经济理论和体制，但美国人却永远不可能正视中国经济理论和体制的优越性。美国甚至无法准确理解中国，看不到中国经济体制的实质，对华政策总是停留在比较初级、幼稚的技术考量层面，比如，是采取强硬还是迂回的态度，是使用直白表达还是外交技巧的表达方式，等等。可笑可怜，可悲可叹，哀其不幸，愤其不争。

在美国社会现实中，社会主义的理论，哪怕是伯恩施坦、考茨基那类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理念，都没有生存余地。美国人坚守的所谓“资本主义理性”，无非就是除了赚钱心无旁骛。思维方式的狭隘和阶级立场的顽固，使他们永远不可能理解，社会化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相比私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可以享用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

在经济形态的实践中，中国可以接受多种所有制形式，目前人类所拥有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形态，在中国都存在，并且都有着令人刮目相看的经营业绩。但是，美国的经济体制就无法接受某些重要的、主要的经济形态，比如国有企业。在美国，国有企业从来没有过良好的生存空间，对于国有企业，美国人的理解仅仅局限于Amtrack这类特殊的行业，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中国的国企和Amtrack的区别，永远搞不懂企业为什么要设立党委。

在允许各类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存在并发展的同时，中国必须坚守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理念。恩格斯曾经在谈到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区别的时候，明确提出要看二者是否“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央企国企是实现国家经济意志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方向的重要工具，通过央企国企的示范作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才不会跑偏。只要央企国企不炒房地产了，不再盲目追求金融业了，实体经济自然就可以转回正轨。国有经济也是国际政治、文化、经济斗争的重要武器与工具，由于存在着市场与计划的双重优势，中国可以有更多贴切灵活的理由和工具，反击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非难，比如，部分中国工厂拒绝接受美国的新订单，中国对于新科技的开发与应用等等。

《九评》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扬弃并兼容苏联体制的过程，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果，并指导了中国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现在，同样存在着扬弃并兼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中三十年”的实践对于今天的反思，有着重要的作用。必须充分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对于美国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研究，恰到好处地扬弃、吸纳，以促进新时代的经济实践和发展，有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理念。

现在提及“后美国时代”，许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为时过早。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现在不仅要考虑如何超越美国，还要考虑超越美国之后，如何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因此，必须思考后美国时代中国的国际经济定位和自身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不去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可能会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陷入迷茫，取得的成功得而复失。

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建国100年这一历史阶段内的“后三十年”当中，中国将不断地实现经济制度和理论的创新，同时扬弃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中，对于美式经济体制，我们一样要采取分析、批判、开放和吸纳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说：“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美国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谁具备可以扬弃对方的能力。最终胜利和成功的一方，必然是有能力吸纳、扬弃美式资本主义的中国。

（作者：储贺军，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家文化安全与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未来研究会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