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地峡运河的战略意义

林锡星

    二战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的马六甲海峡，归沿岸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三国共管，每年通过海峡的船只约为五万余艘。马六甲海峡因此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美国抛出的驻军马六甲海峡的口风，打破了海峡的平静，并得到了新加坡的支持。一个是号称拥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一个是海峡的控制国之一，而且打的旗号是「反恐」，美军似乎不久后就要顺理成章地介入马六甲的防卫了。最先击碎美军美梦的是海峡的另外两个控制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本来要于2004年6月4日至5日，在新加坡与部分亚洲国家高层，就马六甲海峡局势商讨对策。但就在他起程之前，马来西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纳吉作出了明确响应，拒绝美国在马六甲海峡进行反恐巡逻，并称这样的建议实际上是否认马来西亚保护马六甲海峡安全的能力。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表示反对美国在马六甲海峡派驻军队的计划。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明确反对下，本来支持美军进驻的新加坡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10年前随着中国对缅甸通道的实质性介入，另一条替代马六甲海峡的方案——克拉地峡运河的去留，成了一个悬念。

    克拉地峡方案是多年来泰国政府积极「叫卖」的馅饼。其设想是在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开通一条运河，这条运河北连中南半岛，南接马来半岛，全长120公里，宽400米，深25米。如果在这里修建运河，那么今后船只就不必穿过马六甲海峡，可直接从印度洋的安达曼海进入太平洋的泰国湾。开凿克拉地峡运河需耗时10年，耗资280亿美元。这个方案因耗资巨大，中国政府有考虑过，但一直没有表态。中国的这种态度加快日本对这个项目的介入。长期依赖马六甲运送石油的日本，对撇开马六甲的方案极为积极，并且一直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可能。围绕克拉地峡方案，有日本专家提出，可以考虑围绕泰国克拉地峡运河的施工，以及将来的经营管理，将周边地区作为东亚能源储备流通基地，以「东盟加三」的方式共同经营。

    但最终中国放弃这个方案，根本原因是，这条运河将经过泰国的南部，那里时局不稳，恐怖活动猖獗，或不是长远之计。

    今年7月23日，在李克强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后，腾讯立即发布新闻：「中国确定投资开凿泰国的克拉运河。」一个被搁置了十年的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息息相关的宏伟项目，终于又浮出议事日程上来。

为什么开挖泰国的运河，会对中国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现在，中国、日本、韩国、朝鲜、港澳台与欧洲、非洲的大宗货物都必须绕道新加坡控制的马六甲海峡。而新加坡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海空基地，尤其是根据美新协议，新加坡机场的一半归美国空军单独使用，新加坡的所有港口美军舰艇都可以无须事前告知地停泊。目前，美国在新加坡部署了其所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濒海战斗舰、五代战斗机F35）。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一旦周边有事，马六甲海峡就会按照美国的意图被封锁。尽管海峡由3国共管，但不容忽视的是海峡的深水区在新加坡一侧。

    新加坡的经济100%是依靠马六甲海峡的港口。10几年前，新加坡因为地处马六甲海峡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世界第一大港，集装箱的年吞吐量超过一千万标准集装箱。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是因为中、日、韩、朝、港澳台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从非洲和欧洲来的货物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物流的中心一定是资金流的中心，资金流的中心一定是金融的中心，金融中心又一定会衍生出贸易中心、商业中心、生活中心、服务中心…。

    当你成为物流的中转港以后，你就会成为大宗货物的交易地。比如，中国大陆的许多期货交易虽然在国内，但是货物的交割地点多在新加坡。尤其是中国期交所挂牌的大宗货物的交货地（比如小麦大豆等）多数都在新加坡。10年前，新加坡仅仅每年的期货交割的金额就超过中国全年的GDP。所以，新加坡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物流中心，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

亚洲过去的物流、金融、贸易的中心是中国的上海。上海解放前就是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解放后上海就丧失了这种地位。克拉运河不仅将有利于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对香港和台湾，尤其是柬埔寨和越南都有利。

    如果克拉运河通航，上海再建成深水港，新加坡的世界航运中心的地位就将不复存在了，因为货物中转量至少减八成，即使去日本、朝鲜、韩国的货物都不会再选择新加坡中转而会选择上海。因为上海距离日、朝、韩不仅是等距离，而且比新加坡近得多，意味着大船可以走更远的距离，运费就会进一步降低。

    2012年，上海的港口吞吐量已经是10年前的3倍：超过3000万标箱，也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可是，新加坡的发展虽然没有上海快，但是2012年的吞吐量也接近3000万标箱。这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没有自贸区，新加坡是自由港，所以期货的交割中心只能设在新加坡而无法设在上海，这也导致世界原油的交易中心、矿石、钢材等大宗货物的交易中心都还只能在新加坡。

    林锡星 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