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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对台“政策”体现个人政治利益

美国两党斗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美式民主”裂痕不断扩大，它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环球时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资料图 图源：人民视觉

《环球时报》：您提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失去底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智慧的下降。在民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美国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对其失去底线的台湾政策起到制约作用？

郑永年：美国传统的立法、行政、司法是按照分权制衡原则设计的，但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精英之间有共识。但今天美国的制衡机制已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民粹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后，每个分支拥有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彼此之间不协调。因此，美国政府内部很难达成共识。

为什么之前会有共识？人们倾向于相信这是因为民主的优点，但这并不一定是真的。美国早期的民主并非大众民主，而是精英民主，确切地说是精英共和体制。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70%。两党都必须考虑到中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会走极端。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的“超级全球化”以来，美国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从之前的中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目前的富豪社会，中间力量几乎消失了，民粹主义就是这样兴起的。当执政者无法处理国内分歧时，他们就开始操纵外交政策。

美国以前是总统掌管军队和外交，国会的作用并不大。问题是美国现在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国会、地方政府和其他力量等都来参与外交，所以美国现在没有一个外交主体，呈现出多元外交角色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不难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混乱，没有制衡，只有个别政客在比谁更激进。美国的对台政策已经缩小到只展示政客的个性，没有所谓的美国的“两岸政策”或“台湾政策”。

这将对台湾问题产生怎样的影响，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和应对美国政治新形势。我们无法改变美国国内局势，必须根据美国政治的变化来制定我们的美国政策，并应对基于这种情况的后果。

环球时报：据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比作“桌子”和“笔尖”。美国是否会为“笔尖”放弃“桌子”？

郑永年： 美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称为“政策”，而只是个别政客立场的反映，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台湾利益，而是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美国总统拜登从自己利益的角度出发会有个台湾政策，如果从美国利益角度出发，会有另外一个政策。美国政治人物往往会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为自己的言行正名：一是从价值观上保卫台湾的所谓“民主”；二是认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为了称霸西太平洋，把美西方势力赶出西太平洋。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一个国家统一的问题，而不是美国政客所说的不同制度的竞争或中国寻求霸权的问题。

环球时报: “美式民主”的顽疾日益暴露。您认为，这会给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带来什么？

郑永年：民主是用来包装美国政治制度的，从来都不是美国领导力中最关键的部分。我认为美国的领导力依赖于经济、军事、技术和市场。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创造了“软实力”这个词，我认为这个词很难量化。美国的技术和经济在继续发展，不过一旦民粹主义崛起，美国有可能走向孤立主义，这将影响它的硬实力。

《环球时报》：您认为，日益碎片化的美国，它针对中国打造的一些政策、倡议、小集团，能有多少实际的力量？

郑永年：（力量）很少。美国现在组织各种所谓的反华联盟，但它们能否实现美国所期望的团结，是很成问题的。美国的很多盟国在美国有利益，在中国也有利益。所有的区域性或者小型的团体，如果没有中美两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中国要引领世界，就要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出发，目标不是对抗美国，而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能只从双边关系来看中美关系，要从世界秩序的角度来看。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王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