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至19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

这是最近一个月来第三位访华的美国官员。在这四天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国务院总理李强，国家副主席韩正相继会见克里，克里在此期间还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连续谈了三天。

中美会见的这段时间里，全球都笼罩在高温之中。应对气候变化任务很艰巨，中美之间可以谈的东西有不少。

正像中方发布的消息稿中所说，双方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两国携手合作应对该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过去几年，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力度不断升级，尤其是过去半年多，美国的挑衅行径进一步造成中美气候变化商谈暂停，国际气候议程也随着美国单方面叙事的影响而推进困难。

在王毅与克里的会见中，中方也说明白了：

中美气变合作有巨大潜力，同时离不开两国人民的理解支持，离不开中美关系的大环境。

随着中美关系的“大气候”被美国的竞争思维扰乱，尤其今年以来，美国打着冠冕堂皇的各种名号，行遏制打压中国之实，中美谈“小气候”问题，是否会陷入同样的叙事？美国是否会借气候治理之名行遏制之实？这是很多国人在听到中美谈气候问题时的共同心结。

在气候问题上，中美之间要沟通出实效，首先要破除美国设下的话语陷阱。

首先来看看美国对这次克里访华是怎么说的。

在克里启程前，美国就已经说明了此行最重要的目标：为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最近几年，国际气候谈判开展得算不上顺利。去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刚刚开始的第一周，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为什么谈不到一块去？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当前全球气候谈判的进程。

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有一个基本框架——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每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是根据《公约》要求举办，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巴黎协定》，是在7年多前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达成的。在这场大会上，各国最终定下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其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重要目标，中美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切，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7年间，美国对气候多边议程先退又进，最近又在中国的原则底线问题上不断挑衅，给各国沟通和全球气候谈判造成了不少困难。

那么本届美国政府是如何重返气候治理的呢？

这个问题，在2021年拜登刚上任就签署的《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的行政令》中，写得很清楚，气候问题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的中心”。

如何理解这个“中心”？先来看看这条行政令中提及的主要部门：

｜｜财政部，关注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管理，并配合国务卿等制定气候投融资计划。

｜｜商务部，与国防部协调评估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

｜｜国际开发署，配合国务卿、财政部等，关注气候投融资、全球碳汇市场。

｜｜国防部，将气候变化的影响纳入建模、模拟、兵棋推演等分析中。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纳入国防战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风险评估等流程。

｜｜国家情报总监，就气候变化对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影响编写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

｜｜能源部，与国务卿等合作，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和部署。

｜｜国土安全部，考虑气候变化对北极、美国边境沿线以及国家关键功能的影响。

从这些分工中，可以看到，虽然包含控制全球平均温升的部分，但更明显的，是将安全问题与气候问题连接起来，不仅让大量军事安全部门评估气候影响，并且让安全部门与其他业务部门密集配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于宏源指出，全球气候治理要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和《公约》外的议题。气候安全、绿色融资等，这些都是《公约》外的议题，特别是涉及经济安全的议题，大家的理解会非常不一样。

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嘴上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但实际行为是在偏离应对气候变化框架的《公约》，在《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之外，美国正避重就轻，紧盯着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

去年发布的《美国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供应链保障战略》，就是借气候议题企图控制绿色产业的供应链，通过贸易保护手段来维系美国的“经济安全”。

按照美国的逻辑，美国需要清洁能源转型的供应链，这就需要扩大本国制造能力，避免供应链过度依赖某一个国家。

为此，特别是在对中国依赖度较高的光伏、稀土、锂电池等领域，美国使用贸易保护工具，正推动脱钩断链。

为了彻底切断和中国的联系，美国甚至一度对从柬埔寨、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进口的太阳能板加征关税，称这些国家的太阳能板是中国工厂制造的。

一旦出现脱钩断链的影响，能源危机就会很快体现出来，这一点美国自己也不例外。

随着与中国光伏产业脱钩断链，美国国内的光伏产业陷入大面积停滞。去年6月，在全美油气价格大涨、电力供需吃紧时，美国不得不宣布对这四个国家的太阳能板豁免进口关税，来提振光伏产业重回发展轨道——但这项措施只是暂时的，仅仅有24个月而已。

在19日克里访华结束之际的记者会上，谭主现场向克里提问，美国对华制裁是不是影响了中美新能源合作？对此，克里承诺，回国后会把这些担忧完整传达给美国政府。

除了强调供应链安全，气候问题现在已经被纳入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且本届美国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文本中，提及气候的次数，要远大于过去两届。

在气候问题上，美国把国内安全凌驾于多边议程之上。这种美国优先的话语陷阱自然会给多边谈判带来阻碍，并且，落入这样的陷阱还会严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面对美国单方面的叙事，这次克里访华期间，中方的态度，也表达得很明确：

要践行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和原则。

一方面把国内安全凌驾于气候多边议程之上，另一方面，美国在多边议程上也在打小算盘。

多次参加国际气候谈判的徐华清提到，在谈判场上，美国号称站在“道义”的制高点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一个典型的举动，就是不断提出新的减排责任，但是，只讲共同的责任，却不讲减排的责任是有区别的。

就拿最近几年美国不断推进公众视野的甲烷来说。这次克里访华，在与各方的会见中也反复提及甲烷。

甲烷是排放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并且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数十倍，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控制甲烷的排放也必不可少。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共识，需要甲烷减排。问题是，应该以怎样的路径和标准去推进？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特别希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全球甲烷减排承诺”，设定倒计时，到2030年使甲烷排放水平较2020年降低30%。

要实现这个减排目标，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何设计一个共同监测框架，量化减排的效果？

去年年末，全球首个公开可用的全球甲烷监测数据系统，甲烷预警和响应系统（MARS）才刚刚启动。这个系统的初始资金来自欧盟委员会、美国政府、全球甲烷中心和贝索斯地球基金，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也就是说，现在国际公用的甲烷监测手段和数据，本质上还基本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中的不平衡是巨大的。

美国急于推动的减排标准是站在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和立场上制定的，没有更好地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

当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推动“全球甲烷减排承诺”时，中方就曾提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方面存在基础数据薄弱、监测技术和有效措施缺乏等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还没学会走的时候，就要让他们跑起来了，这是不现实的。

因此，如果真心要最大程度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在确立甲烷减排的雄心时，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现实困难，都得照顾和考虑到，这就需要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更多支持和援助。

讽刺的是，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资金，美国是履行最差、拖欠最多的。‍‍‍‍‍‍‍‍‍‍‍‍‍‍‍‍‍‍‍‍‍‍‍‍‍‍‍‍‍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援助，是考虑到了发达国家在减排上欠下的历史大账。

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宇燕指出，温室气体的排放，要从增量与存量两方面分开来看。从增量角度上看，最近这二三十年，发展中国家确实排放了地球温室气体增量中的相当部分。然而，如果从存量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早在百年前就已经开始排放温室气体。

过去两百年里，美国排放的温室气体达5000多亿吨，中国的排放量只有它的一半多。

发达国家享受着这些高排放带来的发展成果，那在承担减排的责任上，自然是要和发展中国家有所区别的，也就是说在当下的阶段首先承担起更大的减排责任，继而带动发展中国家。‍

现实是，美国妄图站到话语权的高地，想把超越大部分国家目前发展阶段的责任单方面变成共同责任，与此同时，又在回避自己在现阶段要承担的有区别的责任。‍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现阶段履行的责任，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越发达国家。

中国就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2%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不止如此，中国还贡献了本世纪以来全球25%的新增绿化面积。

行动，才是最有力量的语言，才是引领者最有力的说明。

美国当然自己也减排，问题是，在履行这个最基本的责任时，美国也没忘记掺杂进心机。

对此，提取过去一年拜登政府在公开场合与“气候”最相关的演讲，根据演讲中出现的高频词，可以发现一些线索。

在高频词的序列中，排在前几位的是气候、能源、清洁、排放。也就是说，对于减少碳排放这个核心问题，美国认为，推动清洁能源转型是最重要的方法。

为何要大力推动绿色转型？继续看接下来的一组词：全球、国家、领袖、支持。

也就是说，气候治理不仅仅为了气候治理本身，更重要的，是通过气候治理来维系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涉及高额补贴的《通胀削减法案》，就是具体体现，这部法案被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气候投资。

根据法案，美国计划在10年内筹集3690亿美元用于投资补贴新能源与减少碳排放。具体看这些补贴，它采取的是明显的歧视性措施，要将外来企业在北美以外的生产排除在补贴范围之外。

法案一经推出，就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大量不满，其中还包括美国的盟友，尤其是以汽车产业为重的德国，它的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中遭到了不公平的竞争。欧盟持续抗议并表示，美国是在以“推进绿色转型”之名，肆无忌惮地推出不公平竞争手段。

看透美国发展绿色科技是否是为了共治气候变化，还有一个视角，就是看美国绿色技术转让的落实情况。

哪怕是在特朗普政府之前，中美气候合作更为密切的几年间，美国也没有兑现已经签署的对华绿色能源技术转让。

随后，美国又炮制出了“强制技术转让”的概念，号称“美国开放科研大门，却被中国窃取技术”。

实际呢？

正是有赖于中国的大市场，美国公司通过转让部分技术，才能有效回收创新成本，为新技术研发提供后续支撑，这是跨国公司的常规运作模式。

最近一个月，美国国会中的部分议员正在酝酿阻止即将于下个月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其中就涉及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等多个全球公共议题。

在李强与克里的会见中，中方特别提到了要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其中，就指出发达国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技术支持。

面对气候变化这个全人类共同的议题，要完成我们共同的目标，需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在转型问题上，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也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没有考虑封锁和制裁，而是选择和世界分享这个第一。

早在4年前，中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联合组建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面向最不发达国家开展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转移项目。

这些项目提供的也不仅是电力，还有大量就业和民生改善机会。

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先行走出了发达国家把技术关在围墙内的桎梏，也透出了一丝共同应对气候危机的新的光亮。‍‍‍‍

回看美国的重重话语陷阱，我们要破除它，是为了进一步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合力，为全人类都要面对的共同议题作出贡献。

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在这个基础上，应对气候变化任务艰巨，需要全球国家加强协调，凝聚共识。面对共同的危机，需要大家一起商量，团结行动。‍‍‍‍‍‍‍‍‍‍‍‍‍‍‍‍‍‍‍‍‍‍‍‍‍‍‍‍‍‍‍‍‍‍‍‍‍‍‍‍‍‍‍‍‍‍‍‍‍‍‍‍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

中国开展生态保护，不是要把环保、气候这些理念当做什么工具，而是我们深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才能永续，才会有文明赓续。

我们愿意带着这样的中国理念，与全世界一起探讨，走出危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