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电诈已严重干扰中国社会,我们只能坐以待“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不首先使用种族歧视
近些年来,一个在国际新闻中常被人忽视、也非传统热点的地方,却频频成为中国互联网议论的焦点;伴随着诸如“噶腰子”“卖猪仔”一类抓人眼球的关键词,这个地方成了混杂着真假参半的都市传说和惊悚奇谈的怪异漩涡,奇妙地吸引着中国社会的视线。
缅北,一个当下让不少国人谈之色变的地方。
实际上缅北的诸多传闻在国内流传早已有之,只是限于早年互联网不发达,相关信息大多通过口口相传和添油加醋的流言蜚语,或者是街头小摊出售的劣质印刷品,在较为有限的地域内传播——几乎每一个在云南长大的孩子,多少都听过一些缅北故事的传言。在笔者成长的那个时代里,金三角地区的贩毒、缅北军阀的混战、中缅边界的历史秘辛、缉毒干警的出生入死,这些常是大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是地方报刊上的小小豆腐块。
“缅北是一个是非之地,乖孩子都应该离那些地方远远的”,这几乎是每一个听闻过相关故事的云南人都能得出的结论,笔者也不例外。在笔者很小时,随父母前往西双版纳旅游,边界线这边是西双版纳的车水马龙、灯火辉煌,人们在夜市里推杯换盏,老年人跳广场舞,边界线的那一头一片漆黑,唯一的光亮是交战时忽闪忽灭的火光。这种景象再加上长辈和当地人绘声绘色的演绎,给当时笔者幼小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所以说实话,笔者一直没法理解那些跑去缅北“碰运气”“找机会”的人。在笔者看来,一个人肯定是神志不清才会相信缅北是所谓的“高薪地区”,然而国内居然真有大批人发自内心地相信缅北遍地是黄金——龙蛇混杂的战乱之地,连生存都很艰难,何来高薪之说?
缅甸妙瓦底KK园区也是广为认知的电信诈骗园区(图截自谷歌地图)
缅北往事
缅北地区山高林密,地势崎岖,民族成分错综复杂,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导致当地向来就是一个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区域——各方势力的分布状态,用昆明地方话说叫“烂松毛发菌,一窝又一窝”,特别是各种土司政权和地方武装,往往规模小、数量多,各自盘据一方,占山为王,谁也不服谁。
中国和缅甸历史上曾经争夺过缅北地区。自明朝后期一直到清朝中期,缅甸政权东吁王朝和贡榜王朝陆续与明朝和清朝爆发数次冲突,这些战争总体而言属于不了了之的烂战,双方以议和收场,并各自划定边界,结束敌对状态。
缅甸中央政府基本上无力控制这些缅北土司势力,只能采取羁縻策略,只要这些土司不闹事,基本上也就懒得管。久而久之,当地就形成了一套巴尔干化的地方政治秩序,地方派系不少,但谁也无法控制这一区域。
19世纪,伴随着三场英缅战争的失败,缅甸全境被攻占并被纳入英帝国版图,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当地土司势力一看国内有了新主,也不做抵抗,望风而降。英国人对这些地头蛇也保持了英国对外殖民时的一贯风格,只要投降归顺,便不做处理,允许他们继续保留武装力量和既有政治结构。
到了19世纪末,英国人将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了缅北地区,兼并了这一区域,并因此与清朝产生外交冲突。1886年6月,清朝和英国就缅甸事务在北京城召开会议,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劻与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签署《中英会议缅甸条款》,满清承认英国对缅甸的主权,但英国允许缅甸向满清进贡。
二战结束后,英国在东南亚开始实行统而后撤策略,用树立一大堆政治实体的方式,阻挠后发国家获取英国曾经获取过的优势地位。缅甸在这一背景下获得独立,缅甸中央政府试图收回对缅北地区的统治权,但当地各路势力根本不愿意服从缅甸中央政府,双方一度濒临内战边缘。后来在英国的协调下,双方在1947年2月12日签署了《彬龙协议》, 这个协议以缅北各势力承认缅甸的统一完整为交换,换取缅甸中央政府允许缅北继续维持自治现状。
但协议本身维持时间不长,到了1960年代初期,吴奈温将军上台主持政局,开始进攻缅北各地方派系,于是缅甸时断时续的漫长内战由此爆发,严格意义上说一直延续到今日。
除了这些缅甸本土势力外,还有一支是国民党李弥部残兵。1950年,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起义,解放军开进云南,云南解放,盘踞云南的国民党军基本被歼灭,国民党军第26军709团团长李国辉率领残部逃亡缅甸,在缅甸遇到了另一支由谭忠率领的1000多个国民党残兵。双方合兵一处后,向东进入缅甸、泰国、老挝三国交界处,在一片三国势力的真空地带驻扎下来——这就是后世颇为有名的金三角地区。
金三角地区(资料图/维基百科)
截至目前,在缅北地区活动的比较大的地方派系有佤邦联合军、克钦独立军、克钦民族军、果敢同盟军、勐拉军、北掸邦军、南掸邦军、孟邦党、德昂民族解放军,当然,还有缅甸政府军。
这些还只是比较大的、能深度参与缅甸国内政治进程的地方势力,在此之下还有数不胜数的帮派、团伙、土豪、宗教势力和民间结社,各势力在这么巴掌大块的地方或战或和,和中国军阀混战时期颇有几分相似,整个区域政治生态一团乱麻。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根本就没有有效的社会治理,更没有正常运转的社会治安和司法机构,中国人前往那里谋生根本没有任何有效的人身安全保障。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跑那儿去做买卖,亏本了是小事,直接失去人身自由乃至人身安全也不算稀奇。
罪恶不绝
这些年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大量新型犯罪应运而生,缅北那种三不管地带自然成了此类犯罪团伙的集散地。实际上,这些犯罪团伙多年来一直在利用这种特殊的地缘环境带来的权力真空恣意妄为,其犯罪行为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早年此类犯罪团伙最常施行的犯罪活动主要是走私毒品、玉石等货物;后来在金三角的制毒犯罪活动日益凋零后,又转行搞跨境赌场,并依靠高利贷和绑架勒索等手段,向跨境参赌人员家属索要财物;现在则是利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搞网络诈骗,并且诱骗境内人员前往缅北,搞拐卖人口和器官买卖的勾当,这也是缅北“噶腰子”奇谈的主要来源。
例如此前经常在短视频平台搞直播的缅北著名网红“李赛高”,其自称是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留下的后代,实际身份是缅北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头目,且并不是什么中国远征军后代,而是缅甸当地人;经常穿着缅甸军装弹吉他唱中文歌,捏造“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式的人设,利用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怀进行营销,一度收获百万粉丝,其目的是为了诱骗中国公民前往当地。
“李赛高”抖音视频,营造爱国人设
此类犯罪行为由于充分利用了缅北地区的跨境地缘便利,再加上当地缺乏主导性政治力量带来的权力真空,又与境内不法分子合谋,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执法力量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难点和痛点。取证难、调查难、执法难,这些难题长期困扰着我国执法力量,导致当地的跨境诈骗犯罪活动几乎一度达到有恃无恐的程度,以至于执法部门不得不以“无差别核打击”的方式打击犯罪活动。
例如2019年10月14日,云贵川渝三省一市多个地区发生大量微信和支付宝用户的聊天转账功能一度被终止的事件,起因就是来自缅北的大规模跨境诈骗活动过于猖獗,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导致国内出现重大财产损失。因涉案金额太过巨大,执法部门不得不对任何稍有异动迹象的账号进行封禁处理。
10月15日,公安部刑侦局通过其微博发布《关于封停中缅边境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区域QQ、微信、支付宝、POS机等社交和支付账户的通告》,详细公布并解释了这一事件;公安部德宏州工作站也发布公告,自11月1日起,对缅北部分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区域的一些社交和支付账户采取封停措施。
这次封号事件波及范围非常之广,超出了公安部技术部门解决方案的最大负荷限度,导致公安部普洱工作站所公布的20个联系电话一度全体处于占线状态,直到推出了短信解封方式才缓解了有关方面的工作压力。
实际上类似的执法方式此前也出现过多次。例如:2014年,中缅边境白糖交易市场的300多个白糖行业从业人员的账户被冻结;2015年,缅甸木姐地区的商人的200多个中国境内银行账户被冻结;2018年7月,超过800个缅北地区商人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此类“无差别核打击”式执法,所折射出的是中国执法力量对缅北违法犯罪活动打击过程中的鞭长莫及和力有不逮。
缅北犯罪人员以国境线为保护伞,猖狂施行犯罪活动,肆无忌惮损害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违法犯罪活动,我们不应总是安坐家中等着犯罪分子找上门来,直到他们造成既成事实后再去亡羊补牢。
俗话说“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被动挨打绝不是应对此类问题的正确方法,相反还可能对本土的社会治理造成反噬。中国国家力量应该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特别是应该逐步尝试如何在跨境执法和国际合作问题上实现制度突破。
而且,在跨境执法领域做出突破性尝试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不仅对于打击缅北地区的犯罪活动极有裨益,对于今后中国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也会是一剂良药。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加强对国内民众的宣传教育,对社会普及缅北的实际情况,让群众擦亮眼睛,最大限度地减少把“缅北满地都是高薪工作”这种笑话当真的人,减少潜在的受害者。
我方应以史为鉴
最后,笔者再详细罗列下云南省在建国后受逃亡缅北的国民党残兵袭扰的过往。这段历史在云南老一辈人中家喻户晓,但国内公众普遍对此一无所知。
上文讲到1950年,国民党军第709团团长李国辉率领残部逃亡缅甸,与谭忠率领的1000多国民党残兵合兵一处后,在金三角地区驻扎下来。
缅甸军队曾在1950年10月左右对该部进行多次围剿,但该部国军残兵虽然打不过解放军,打起缅甸军队却顺风顺水,以2000人左右的部队击垮了上万缅甸军队的进攻,还反攻缅甸并攻占了大其力等地,扩大了地盘。此事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但在当地人尽皆知,一些当地居民甚至将李国辉称为“战神”。
在这支部队里还有鸦片馆(资料图/央视网)
这支残兵征召当地武装,收拢土改中流窜境外的土匪武装后,在台湾当局授意下开始接受中情局和当时的泰国国王銮披汶的资助——泰国方面试图让该部成为“防共隔离带”。
当时美国方面把资助和训练这支部队的方案称为“白纸计划”。在“白纸计划”的资助下,该部一度扩大到接近2万人。抗美援朝爆发后,该部攻入云南境内,2个月左右攻下云南8个县城,但很快被解放军击败并逐出云南。这支部队走投无路之下,便与缅北当地势力深度结合,安心当起了地头蛇。
在1953年2月左右,这股3000余人的残兵对缅甸发起大举进攻,将上万缅甸军队打败,闹到时任缅甸外长苏昆雀在联合国上怒斥国民党搞侵略的地步,逼得台湾方面发表公开声明,表示该部国军已经“失控”,企图推卸责任。
1955年,蒋介石派遣柳元麟前往当地指挥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再次发展壮大,一度重组为号称5个军的编制,并于1959年派遣3万多人再次攻入云南。这次的成果还不如上次,只打下了2个县城,并很快再度被解放军击败,打回缅甸。
1960年,不堪其扰的缅甸政府求助于我国,双方协商后在缅甸境内划定一条安全线,解放军可以进入缅甸境内20公里作战,安全线后部分由缅甸政府军解决。于是当年末,解放军13军、14军各一部再加上云南边防部队共1万人重拳出击,一举把号称五个军编制的这支国民党残兵再度打得稀碎。
这支国民党残军依托当地的复杂地形四散逃窜,在交战中发现解放军突进到某一距离后即停止进攻不再前进,由此察觉了双方划定的安全线。于是该部国军逃入中缅划定的安全线的缅甸一侧,再度发挥“我打不过八路我还打不过你吗”的精神,对缅甸政府军重拳出击,把缅甸政府军打得四散奔逃,形成了解放军打国军、国军打缅军这种类似于斗兽棋的局面。
由于缅甸政府军实在是不堪一战,缅甸方面无奈,只好再次请求我国,让解放军越过20公里安全线继续作战。于是解放军继续重拳出击国军,国军继续逃窜并继续重拳出击缅甸军队,截至1961年2月,解放军终于把缅甸境内国军推到缅甸-泰国-老挝边界线。这支国军继续流窜至泰国、老挝境内,解放军只好停止追击。
台湾当局无奈,于当年发起所谓的“国雷行动”,用飞机将4000多人接回台湾;还有一部分人因已与当地人通婚,或想留在当地,因此拒绝前往台湾,这些人失去了国民党的外援后,只得以种植鸦片维持生计,继续危害社会,此为后世金三角贩毒问题之滥觞。
这就是云南省与缅北国民党残兵的恩恩怨怨,这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除恶务尽,否则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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