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底线思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台湾自由撰稿人

“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与阿拉伯人正当合作、真诚对话的途径，那么我们就没有从过去两千多年的痛苦中学到任何东西，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痛苦也是咎由自取。”——爱因斯坦

除了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众所周知的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作为全球最知名的犹太人，爱因斯坦曾受邀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但他拒绝了，因为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以及该主义的建构基础——民族主义。文首这段话是爱因斯坦致信给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的内容。

相较于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是远为复杂的事件。宗教、历史、种族、地缘政治，再加上暴起的觉醒文化，此事件维度之多，从物质到思想，牵涉范围甚广。冲突爆发至今，我们已然目睹了该事件的复杂性，即便用粗暴的善恶二元论简单叙事，旁观者也都会陷入迷宫，因为谁善谁恶的问题，是另一场文化、思想与史观的斗争。

冲突爆发后，一位香港网民在脸书贴文，嘲讽2019年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以“旧约圣经”作为以色列拥有巴勒斯坦领土的佐证，掀翻了犹太人荒谬的复国叙事。这是全世界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一个立场缩影。

然而，这场冲突可化约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二元对立吗？

表面上是的，但掀开此一表面，中东专家掀出了另一层事实——许多阿拉伯人其实视巴勒斯坦人为包袱，而非兄弟，尤其是若干阿拉伯大国的王室。原因是，出于维稳政权的考量，几个阿拉伯王室希望与以色列发展正常关系，因此有意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

此一说法当然有证据，即2020年由美国促成的阿以和平方案“亚伯拉罕协议”，再加上今年拜登政府想促成的阿以关系正常化协议，都证明了阿拉伯世界领导层遗弃巴勒斯坦人的事实。而这便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的主因。

在此维度上，巴以冲突也是阿拉伯世界某种形式的“内战”。这还不算复杂，因为不独阿拉伯人内斗，犹太人也内斗，这又是另一个维度的故事。

10月19日，43位犹太裔美国作家、艺术家、学者在英国卫报具名致信给拜登总统（注1），除了谴责哈马斯的立场，这群犹太精英更从人权角度，强烈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道德”与物质支持，反对滥杀加沙人，要求停火。

43位犹太裔美国作家、艺术家、学者在英国卫报具名致信给拜登总统，要求停火

无独有偶，10月20日，数十位美国娱乐界名流——包含凯特·布兰琪，阿方索·卡隆等巨星、名导——以人道主义为由，联名致函拜登（注2），要求停火，呼吁结束对加沙的轰炸，释放人质，支持“人类共同的人性”。

这两封公开信，只是全世界普遍呼吁停火的其中两个例子，但声量巨大，尤其是犹太人的反战呼声，震耳欲聋。

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反面

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有绵长的历史，但也是直到1897年才开始组织化，1917年在英国的支持下将巴勒斯坦划定为国家领土。此发展随即于1919年遭到美国犹太裔名流抗议，这批精英反对在巴勒斯坦建国，也反对居住在任何国家的犹太人被隔离为一个民族群体。

犹太人受迫害的历史，在宗教时代，迫害者是系出同门的罗马天主教，在民族时代，则是系出同门的欧洲民族国家，而愿意与犹太人和平相处的却反而是北非与阿拉伯人。

讽刺的是，“排犹”的反犹太主义者，不少人支持犹太复国，白话说就是想将犹太人赶到其他地方建国，别住在境内。于是犹太人有了更强烈的建国动机，并锁定了今天以色列的领土范围，包含巴勒斯坦。

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西奥多·赫兹尔（Theodor Herzl）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反犹太主义者将成为我们最依赖的朋友，反犹太国家将成为我们的盟友——换言之，“反犹太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是另类的“盟友关系”，“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太主义”却非志同道合的同一类人。

然后被犹太复国主义者迫害的，就成了巴勒斯坦人。

爱因斯坦是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他代表的是为数众多的犹太精英。因此，与一般人的认知相反，犹太知识精英的主流思想是反对犹太复国，更反对以恐怖主义遂行建国目的。而掌握美国金融、媒体等领域的犹太大亨，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美国权势熏天的犹太大亨，长期编造各种谎言，诸如“以色列是犹太家园”“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等，同时长期给大众灌输犹太人受迫害的历史，以受害者之姿掩饰其暗杀机构、资本渗透与媒体操控等阴暗面。

犹太裔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除了爱因斯坦，还包含许多20世纪重要的犹太思想家，如“台独”最爱引用其概念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等人。大体上，这些犹太裔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是泛左翼人士、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多元主义者、反民族主义、反威权主义、反极权主义。

戏谑一点说，受迫害的历史让犹太人自然生成两种互斥的基因，其一是“反迫害”，其二是“迫害他人以反迫害”。前者认为只有透过思想转化，才能根绝迫害，所以主要根据地在思想界；后者认为只有透过蛮力与权力，才能避免被迫害，所以其根据地在商界。

居住在美国的犹太人比例仅2.2%，诺贝尔得主则高达38%。聪明的犹太人以极少的比例掌控了美国的“肌肉”与“大脑”，当两者协调一致的时候，美国会展现强大的软硬实力，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美国就是个自残的歌利亚巨人，害人害己。

这次的巴以冲突，我们看到的就是自残的歌利亚。巨人的踉跄立即展现在陷入矛盾的美媒上，挺巴反巴，挺以反以，无法产出俄乌冲突那般高度一致性的讯息输出，然后就是街头、校园，乃至于华盛顿政界的混乱和撕裂。

拜登此次对以色列的访问，被讥讽为：“坐13小时专机来给内塔尼亚胡拥抱，却只愿给230万人20辆卡车的援助物资”。

被两种犹太人拉扯的昏君

急于在中东地缘政治上与中国一别苗头的拜登，这次又跌了个狗吃屎，完全低估了哈马斯的生存危机感与实力，手段粗糙地企图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侥幸促成以阿关系正常化，结果又引发一次可能的长期战争。

拜登目前的身份，是争取连任的总统，所以选举考量必然压到一切。然而，选举考量受到两种力量牵引，一种是犹太人金主，另一种受犹太人思想影响的青年选票，这两种人的互斥力撕裂了执政团队。

全力支持以色列，是美国总统的膝盖反应，出动两个航母战斗群为以色列压场，又在联合国以一票否决“巴以停火”，不惜站在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此举虽然能讨好犹太金主，却激怒了民主党铁票——校园里的青年。

如前述，犹太裔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盘踞思想界，根据地在大学校园，而挺巴勒斯坦建国是觉醒文化的勋章之一。崇尚多元反歧视的年轻世代几乎都有反以挺巴的情绪，许多年轻人在哈马斯发动攻击的隔天就旗帜鲜明地“挺巴”，此一族群大都亲民主党，当然不能接受民主党总统“无障碍挺以”，更不能接受“无差别压制反犹”。

挺巴勒斯坦是觉醒运动的其中一环，此思潮酝酿已久，而早在哈马斯展开绝地反攻前，大学校园的“挺巴觉醒”就受到了歧视与压制。如哈佛否决了国际人权组织HRW前主席就任访问学者的申请，理由是HRW长期反以挺巴。此事件在哈佛校内外激发出不少批评声浪，被认为是顾虑犹太捐款人的自我审查。

觉醒文化醒目的诉求之一，是消弭种族歧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实行种族隔离，乃获联合国认证的恶行，自是觉醒青年唾弃的对象。而如前述，觉醒文化当然也受到许多犹太思想家的启发和犹太裔老师的谆谆教诲。因此，民主党挺以，对这些“天然左”青年而言，形同自我否定。

《纽约时报》在哈马斯行动后没几日，便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以色列危机是民主党团结的契机”。立论在于，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倾向于限制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但哈马斯的“暴行”让党内的这股极左势力失去立足点。

白话说，就是建议民主党建制派搭哈马斯的便车，镇压党内这些不识时务的少数进步派。不过，此一立论恐怕经不起考验，因为别说国会，光是国务院内部已就为此“兵变”，直接拿俸禄赌理念，反对拜登政府“无障碍挺以”。

一旦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击，战争进入城镇战，惨烈的画面会迅速传播到全球，走在选举路上的拜登肯定要被扔石头。按昏君的行事风格，在选票与金主之间进退两难，一边呼吁限制战争范围，一边继续军援以色列，两面讨好，两面不是人，恐是必然的结果。

拜登迟早会发觉，站在悬崖边找不到台阶下，低头只见深渊。

“台独”不知该演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

自比乌克兰，是“台独”此前的戏码，摆出受害者姿态向国际社会讨拍，也借此为“武装台湾”铺红毯。不过这次，“台独”不知该演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

这次的情节很明确，以色列人是施暴者，巴勒斯坦人是受害者，因此有部分“台独”急演巴勒斯坦人，装呆质问北京，为何巴勒斯坦可以建国，台湾不行？

另一种剧本是，以色列是民主盟友，美国亲儿，巴勒斯坦是西方宿敌阿拉伯人，哈马斯是“恐怖组织”，因此有部分“台独”急演被血腥突袭的以色列人，复仇理所当然。

不过，一人分饰两角在舆论战上是行不通的，所以绿媒舆论观点也出现了类似欧美媒体的混乱现象。

有些“台独”是汉娜·阿伦特的信众，时常将其名言塞在自己的论述里，为自己的分离主义主张镀金，展现反极权的姿态，以彰显“台独”的价值观。但这种“台独”永远说不清楚的是，以色列到底是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巴勒斯坦建国的权利，被美国爸爸剥夺了该怎么评论？

以色列今天的作为，完全与汉娜·阿伦特高举的价值相左，但以色列的高度自我武装，却又是“台独”当前的诉求。讲和平，怪怪的，想促战，又不敢，巴以冲突让“台独”陷入自我矛盾。

说穿了，“台独”没有真正的左翼，都是右翼分子，拿左翼理念斗争国民党成功，久了就忘了自己其实不是左翼。犹太左翼思想，不过是“台独”拿来自我粉饰的凶器，一但有真左翼质疑“台独”路线，就恼羞成怒，污其为“左胶”。

接下来对台湾的灵魂拷问，就是当加沙陷入城镇战，台湾人还愿不愿意付出类似的惨烈牺牲，捍卫美国的第一岛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