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如果我们无法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偏见，或者无法塑造我们本身的政治制度话语，那么，我们无论在经贸上做什么都无法改变和西方之间的僵局。”这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在新著《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写的一段话。如何让西方读懂、接受和认同中国？如何实现中国与西方的有效对话？我们该如何把中国的经济制度说清楚？如何正面叙述中国政治制度？这些问题都是这位著名学者深入思考的。近日，郑永年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与美国竞争是好事，我们要有大国自信，还要有定力。

郑永年

应对西方“认同政治战”，中国要有自主的知识体系

环球时报: 您的《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近日出版。您在书中提到：一个共同富裕的中国必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否可以展开讲讲，您为何做出这样的预测？

郑永年：这是参照历史经验，因为最符合人性的社会是最强大的。从人性出发，第一点是几乎所有人都想致富，都想过美好生活；第二点是谁也不喜欢一个“富而不公”的社会。正如在中国，儒家思想有“均贫富”的观念，在西方，从卢梭到马克思，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也都是追求共同富裕。

哪一个国家能做得到这两点？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社会很分化，收入差异很大，民粹主义抬头，这样的社会内部不稳定，已经不能算得上强大。一个社会要强大，必须有基本的社会公平，我不是说要绝对平均，那是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做到的。过去40年的全球化也为美国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为什么美国社会现在不稳定？因为美国以前是中产社会，现在变成富豪社会了。当绝少数人控制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时，大部分老百姓就没有获得感。只有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才是强大的。富而不公的社会，它的强大非常假象，因为社会基础不牢固。英美现在就是这个毛病，是发达，但是社会不稳。

我认为，全球化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通过扶贫政策，特别是精准扶贫，40来年让8亿多人口脱贫。另一方面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增加。上世纪8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中产”，现在我们有4亿“中产”，约占总人口的30%，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增加。

环球时报：您新书的核心是帮助世界“读懂”中国。书中提到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华搞“认同政治战”，是否可以理解为，美国正在阻碍世界“读懂”中国？您认为，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是否会有意愿来认真“读懂”中国？

郑永年：我这本书还有一个目的是帮助我们中国人来“读懂”中国。我们近代以来众多的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但它们解释不了中国。我们中国的高校，有没有自己解释中国政治的理论，有没有自己的中国政治学、中国经济学、中国社会学？我认为更多还是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那一套。科学，比如物理，不分国别，但是社会科学不一样。

美国不懂中国吗？为什么美国老是给中国贴标签，搞“认同政治”，说美中之争就是“美国的民主VS中国的专制”？答案是美国对外总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用意识形态来打压其他国家，而国内的发展却是建立在实用主义之上的。正因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环球时报：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一些西方国家搞的“认同政治战”？

郑永年：美国一旦认为中国不仅不可能变成它希望的国家，还对它构成了挑战，就转而把中国归入另类，围堵和遏制中国。今天美国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和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所做的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当然，美国是否有能力像围堵苏联那样来围堵中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一句话，当美国开始把中美关系导入“认同政治战”的时候，中国不得不思考如何避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方法就是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塑造自己的话语。

“一带一路”故事，先要讲给共建国家的人

环球时报: 您日前参加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交流专题论坛。您认为，我们讲“一带一路”故事，最重要的是讲好什么？

郑永年：“一带一路”故事前些年不好讲，是因为刚提出和推进的前几年一些人还没有切身感受。但10年以后，故事好讲了，因为“一带一路”进入成果收获期。我最近去坐了连接昆明到万象的中老铁路，这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的铁路。印尼第一条也是东南亚第一条现代化高铁——雅万高铁也于10月17日正式开通运营。

提到“一带一路”，西方老讲“中国债务陷阱论”，完全是把一些非常微观的东西提升到意识形态层次。西方讲述的不是事实。西方一直在炒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但仔细一查，好多债务都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

讲“一带一路”故事，我们的目标好像变成只针对西方了，当西方抹黑时去解释或“回怼”。实际上，“一带一路”，印尼人喜欢，老挝人喜欢，非洲人喜欢，这些共建国家的人喜欢。这才是“一带一路”故事的重点，他们喜欢才最重要。“一带一路”的故事，首先也要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百姓讲。对于西方，我们要讲“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我们是包容性的多边主义，也就是大国有大国心态。

我常说，要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来讲。我们还要回归科学和理性，把我们做的基本事实都讲好，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数据拿出来都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怎么讲不好呢？我们要讲自己的故事，不能被西方牵着鼻子走。

环球时报：围绕巴以新一轮冲突，您最近有什么思考？

郑永年：中国可以在中东地区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中国是真正能做到公平的一方。首先，很多中东国家认为，在巴以问题上，美国或者说西方国家假心假意，实际上选边站，站在以色列这一边，而中国是世俗国家，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一视同仁。其次，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像美国（以前是英国和苏联）那样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第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上中国扮演的角色更公正，我认为这是中国下一个外交的重点。

美国想施压中国选边站，但中国不会这样做。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强调的，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方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国际法一边，站在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我认为，我们不选边站，有自己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就是和平、稳定与发展，这才是普世价值。

“美国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妥协”

环球时报：请您再谈一谈中美关系。您如何评价近期美方高层的频繁访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前不久率国会参议院两党代表团访华，这应被视为中美深化沟通的一个新动态。但美方对华的围堵和制裁并没有因此放缓。这样的背景下，美方这些访问究竟想释放什么信号？

郑永年：西方的逻辑就是追求自身的霸权。特别是一霸独大的美国，它有意愿要维持霸权，但现在发现自己似乎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美国想从中东脱身，把精力都放到亚太地区来针对中国，因为它把中国界定为“最大威胁”。美国想针对中国，但当前，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又成了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不排除美国也在调整对华政策，但是美国跟中国的竞争还是会越来越激烈。拜登借口所谓的“民主跟专制的竞争”，实际上还是国家利益之争。和中国“脱钩”是美国提出来的，后来欧洲把它改成“去风险”，美国也跟着提“去风险”，因为它也知道“脱不了钩”。

美国曾经封杀日本芯片、封杀法国核工业，但这一套做法对中国行不通。中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个基础很牢靠，大家也看到华为的不断突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芯片市场，美国芯片企业1/3的收入都来自中国单一市场。美国行政当局一打芯片战，不止美国的芯片商受损失，美国“芯片联盟”中的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受损失。所以美国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妥协。在经济上的、技术上的竞争，中国不要怕，就是要竞争。

环球时报：您认为近期中美关系会出现什么新的变化吗？

郑永年：我认为，同美国打交道，我们该合作的地方就合作。当分歧难以避免时，如在台湾问题上、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在发展芯片技术上、在关税等问题上，该同美国竞争就竞争。竞争是好事，可以优化自己。我认为这方面，我们要改变心态，要有大国自信，还要有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