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

随着中国人对美国的内部多元和复杂性理解加深，对“铁锈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笔者生活和任教的地区正好处于“铁锈带”，对这里的风土人情、社会心态有一定了解。认识美国内陆，而非仅仅关注它的东西海岸大城市，是深入了解美国的一大关键。

在美国现代历史上，“铁锈带”的煤炭资源、石油储藏、钢铁产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湖之间的航运，连接湖区各州的运河、铁路运输网络，以及二战中兴起的州际高速公路相互助力，使得这一区域成为美国举足轻重的工业区。由于华盛顿的“去工业化”政策导向，导致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以及电子和信息产业逐渐兴起等多种原因，“铁锈带”就像很多传统工业区一样，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面临经济衰退、人口流失、城市逐渐失去繁荣等问题。

从上述这些因素看，造成美国北部老工业区衰落的是一个跨越几十年的长期经济趋势，涉及产业升级、外包、国内经济地理重新布局、气候和生活习惯改变等种种复杂因素，和美国一些政客鼓噪的“中国抢走工作机会”没有关系。事实上，在美国“铁锈带”开始衰落的1980年，中国才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最初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多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人资本。

笔者更关注的是“铁锈带”衰败导致的不少美国人心理失衡和世界观扭曲，以及背后的一些深层文化问题。在长期的一线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美国本地白人学生远非一个同一性的群体，他们呈现极大的内部差异。通常，家住海岸大都市的美国学生对亚洲文化和中国历史及现实更容易感兴趣，态度也较为正面，能更深入地对中国和东亚产生同理心和尊重的态度。来自“铁锈带”小镇的一些美国学生则更容易在情绪上抵制与厌恶和中国相关的话题，他们明显受到家庭、电视媒体，以及家乡文化气氛的影响。

通常而言，这些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学生存在一些共性。例如，在2024年春季的一门课上，笔者的一名学生就坚持声称“中国抢走工作机会”，并不断暗示自己来自（位于“铁锈带”的）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是“中国”的受害者。这名学生除了热衷于论证“中国抢走工作机会”以外，拒绝完成其他作业，几经提醒仍然不改。

另一名来自“铁锈带”小镇的学生在东亚现代史课的作业中称，中国不是他喜欢的国家，对他自认为最喜欢的日本则只会机械地重复几部流行日剧的名字，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深入分析和表达观点的学术能力。这些学生的另一共性就是偏执地强调他们对中国的“恐惧”和“焦虑”。相较而言，学习能力较强的美国学生，基本都能理性地看待中国，并进行具有学术水准的分析。

从上述这些对中国观感偏于负面的美国学生身上，隐约可以观察到家庭和社区对他们的影响。即笔者关注的，“铁锈带”的一些美国白人相对偏执、不注重自身素质提升，把恐惧和焦虑盲目发泄到另一个国家头上，以实现虚幻的自我安慰。这种靠恐惧、焦虑、责难、敌视另一个国家来维持自身“心理平衡”的状态终究是不正常的，但这又的确是美国“铁锈带”不少民众生活的常态。不少美国人通过自己的研究和稍微客观的观察也都承认，酒精中毒、吸毒成瘾、婚姻不稳定、心理疾患严重是这些社区一些人的日常。

以笔者在美国多年的观察和体验来看，美国文化“缺少自省”这一弱点阻碍了可能的反省，使得一些美国人通过对外攻击和对非法移民的强烈排斥来缓解自身幻想出来的焦虑和恐惧。笔者曾与加拿大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埃里克·赫莱纳教授就此进行交流，他认为，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加拿大完善，是造成“铁锈带”居民巨大心理压力的重要原因。

20世纪的西方社会进步，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对待弱者从过去的抛弃和鄙夷发展为给予一定的制度性托底和保护。可一旦“铁锈带”的不少白人男性开始认识到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自己不再是强势群体，而是被弱化和边缘化的，他们遭受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遑论其福利制度还“不如加拿大”。

在话语层面，上世纪50年代，一个蓝领男性在外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使全家过上有房、有车、有至少两个孩子的中产生活，实现所谓“美国梦”。事实上，“美国梦”本身就是一个冷战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迷梦，脆弱得经不起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以及前面提及的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国内经济地理重新布局等的冲击。然而问题在于，美国“铁锈带”民众相信“美国梦”，这造成他们对薪水优厚的“大公司”的强烈依赖，而认知局限使他们无法认识到正是这些“大公司”抛弃了他们。

这种对资本主义公司体制的依赖，以及美国当代文化中缺少小商业、缺少个人创业动力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使得不少“铁锈带”白人民众如今对改善自身处境备感无力。

笔者往返中国大陆、台湾，也到过美国很多州的都市和小镇，一个明显感受是：当中国大陆和台湾在经历产业迭代的阵痛后，可以把一些废弃的工厂车间改造成文创园区、体育运动基地、商业中心，人们也会通过开网约车、投身直播、开网店等积极自救的时候，身处美国“铁锈带”的那些失意者并没有个体性地介入到存在社会需求的服务业，也没有学习新技能。他们除了依赖酒精和毒品、制造对外部的恐惧和焦虑以外，只能寄望某个总统改变自身命运。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大选的本质就是大量无力自救的美国人把改变的心理寄托在总统候选人身上。因此，当代美国的制度和文化造成大量“铁锈带”民众的惰性和依赖性，尤其是在和积极进取的东亚文化进行对比观察时，这种美式消极和怠惰非常明显。

美国作为地球上科技和军力最强大的国家，还有两大洋作为天然屏障，然而不少美国人仍然感到恐惧和焦虑，那么这种虚幻的恐惧感只有在精神空虚、智力怠惰、核心文化存在某些痼疾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

然而，由于美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强攻击性、弱自省力，不少民众也就很难反思自身问题，在无解的精神困扰中，他们只能进一步寄望于通过国家力量把制造业带回来、驱逐非法移民，惩戒所谓“敌人”。只是，这个过程中，这些美国人恰恰一步步失去自己珍视的“个人主义”精神，变得面目模糊、精神封闭、不思进取、被主流媒体和政客操纵。而且，这种价值观也已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研究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