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文章系列（三十）

缅华抗日救亡历史回眸:缅甸华侨工程义勇队复原回缅甸

张培道 遗著

    （编者按：在东南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中，我们大多知道有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机工队，也知道有曼德勒的缅华战时服务团和战工队。但还有一支缅甸华侨工程义勇队，为中国抗战作出过贡献，但是它的存在和经历，却鲜为人知。1942年5月，曼德勒缅华战时服务团和战工队创建人之一的共产党员张培道同侨党组织一起从八莫步行撤退回国，翻越高黎贡山，强渡怒江，到达保山后才乘汽车到昆明。之后他分散到云南楚雄。他在楚雄接触到了缅甸华侨工程义勇队，他尽力说服教育这支义勇队的50多名队员拒绝充当国民党炮灰打内战，帮助他们争取到全部复原回缅甸。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缅华工程义勇队的经历不应被埋没和遗忘。下面是张培道对这段历史的的回忆，可帮助人们有所了解。）

    1945年11月，有黄富球带领几十个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队员，从大理调来楚雄,集中听候遣散。我在缅甸时还不认识黄富球，经过介绍我才认识他。这个队伍是由于缅甸华侨激于抗战的爱国热情而组成的，目的是为了支援祖国武装抗日，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队伍为国民党所控制，由国民党缅甸总支部委派黄富球任队长，率领回国为抗日服务。黄富球在仰光本来是一个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其本人没有文化，也没有政治头脑，很容易为人们所利用。回国后，陈德安把这个队伍改为华侨工程义勇队，其中的队员多数是有技术的工人，以做木器工人占最多。队长黄富球被委任为中校队长。这个队的基本任务是做军事工程。

    1937年中国实行了全面抗日的时候，这个队伍由缅甸仰光乘轮船归国，经过广州到了武汉，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遣用，经过短期的训练后，武汉便告失陷，这个队伍又调到湖南，再调到桂林，在桂林只做过一些公路桥梁工程。1943年间，这个队伍调到大理集中训练后，由于国民党军要配合英国军队和驻印度史迪威所领导的国民党军反攻盘踞在缅甸的日本军队，这个队伍又从大理调到腾冲，归宋希濂所统率的十一集团军军部工程处领导，做过不少防御工程。

    由于国民党军遭到虐待，尅扣工资，工程义勇队吃得不饱，穿得不暖，有病无医治理，使到大部分队员都抱着绝望似的，个个都离心离德，不愿再干下去。原有八十多归国的华侨，加上在国内补充招募的队员共有一百多人，但是到了抗战将结束前，大部分队员都已开小差，逃亡各地另找出路了。所以这个队伍开到楚雄之时，仅剩下二十多人，分队长已经没有一个，十分零零落落。这个残余的队伍到了楚雄不几天，没有任何机关给予维持二十多个队员的生活，黄富球不能不去县府闹个不休。县长迫于无奈，向当地的商店勒索了数包米送来，那个队伍的人们才得以暂时免于饥饿。抗日战争已告结束，国民党表面上似乎要缩小军队进行编遣了，但实质上是积极扩充军队，增强力量发动内战，夺取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他们在楚雄成立了一个所谓编余军官集训処，实际上没有什么的编余，只是加强统治，强迫训练，以准备内战，使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当时国民党还有意图引骗缅甸华侨工程义勇队的几十个队员改编成军队，借口开回广东接收地方政权、接管日军投降的军械和军用物资，骗取缅甸华侨有返回原籍广东家乡的愿望，实质是骗华侨再充当内战的炮灰。抗日战争已结束了，回国协助抗战的华侨应该复员回到海外恢复职业，过和平的生活，而国民党还要华侨充当内战的炮灰，这是什么政府？

    当我知道这情况时，感到十分愤慨。当时黄富球带领的这个华侨工程义勇队已经七零八落，根本不成什么队伍，但是黄富球为了保存他的面子而另有企图，他不能不设法把队伍扩充一些。当时留在楚雄有不少的粤籍国民党逃兵，他们归家不得十分痛苦，因而黄富球趁这个机会招募他们入伍，以作补充。那些逃兵也认为参加华侨工程义勇队能有机会回到广东家乡与家人团聚，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他们都纷纷报名参加了华侨工程义勇队，也有二十多人，连同原有正式队员总共有五十多人，总可以编成两个分队，不至如前那样不象样子。但是当时没有人可以当得起分队长，没法管理这个队伍的人员。黄富球就要求我出来担任分队长。我当时考虑这一问题比较深刻，我想利用这一个职务，能够有些机会接近在队伍内的几十个华侨和广东人，从中宣传教育他们认清国民党的真靣目，从而促使他们觉悟到不参加内战，借以挽救他们，不至于走入死亡的道路。经过深思熟虑，我就决定答应黄富球的要求。我的秘密用意只有自己晓得,决不给别人知道。我只可征求我的朋友朱伟同意一起冒充这两个分队队长，也可以便利朱伟能复原回广东去。朱伟终于同意了，黄富球便写了委任状，让我当第一分队长，朱伟任第二分队长。从此我们就冒充所谓军官。未几,在楚雄城内找到一地为缅甸华侨工程义勇队队部,接着就开始办公了。队长黄富球造了花名册一份，报告了编余军官第三集训团，这个团经过审查便马虎核定我们两个分队长的军衔是中尉军官，当时我以张伯长的名义冒充为中尉分队长之职。所有编余的军官都要一律到团受训，但我以在大光商店有职务为辞，拒绝到团受训。事后，只经一次全体队员集队检查，发给军米以维持着几十个队员的生活，其余一点钱都没有发给了。有些队员为了求得佐膳的油盐肉菜，当然破坏他们的纪律，到处找机会偷窃美国军队的军用品出售，以得一些钱。我在这个时候每天都在队部召集队员讲话一次。我大胆指出国民党政府不会给人民过和平的生活，国民党必然还要继续内战，国内人民无法过好日子。我们华侨为了协助祖国抗日才回来的，现在日本已经投降了，抗战已经结束了,我们的任务已完成了，我们应该复原回缅甸,恢复就业，在海外过和平生活的日子。我明确指出，我们如果仍留在国内当队员，势必会被驱使去参加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结果必然要当炮灰，将会生命不保，大家应该有一种正当的想法。所有队员听了我无数次的讲话，大受感动，都坚决表示一致要求复员回缅甸，恢复就业过活平生活，绝不留在国内参加内战，绝不当炮灰。他们要求复原的情绪十分高涨，队长黄富球有点恐慌，我就趁机对他晓以利害，他终于不能不接受队员的要求，便呈报重庆政府，要求全体复原回缅甸。国民党政府不能不批准缅甸华侨工程义勇队复员回缅甸，批文到达时全体队员无不欢欣鼓舞。到了1945年12月底，国民党的军事主管机关发了一笔遣散费给所有队员,每一个队员仅得国民党币八万元，黄富球自己所得无几，只好由楚雄県长给他二十万元。所有队员领了遣散费后,就乘汽车回广州去了。到了1948年冬天，大部分缅甸华侨队员才领到护照，从香港乘船复员到缅甸去。隨着我任职的大光商店也告结束，我得工资十万元，就于1946年1月间，我和朱伟、黄富球三人都穿起黄绒军服到了昆明。

    我和黄富球、朱伟到昆明过了春节，曾经通过云南侨处务处处长李种德的引导，前往会见过云南省主席卢汉，作抗战结束归来过境拜访。黄富球的目的实质是拟向卢汉敲诈一些钱，此事为李种德所劝阻，最后由李种德与昆明的侨民银业公司做好联系，终于由该银行的负责人梁金山答应给国币三十万元，由黄富球和朱伟领取此款。在国民党无止境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之下，这区区之款黄富球一家几口日常生活很快就用光。黄富球和朱伟都有意准备回广州去，而我为了要急切寻找在缅甸的家人，决心要赶快复员回缅甸，就很迅速地向驻昆明英国领事馆领取缅甸入境许可证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护照。 1946年6月我从畹町出境，经胶脉复原回到久别的摩谷，结束了因日本侵略战争而颠沛流离四年多的苦难历史。

(择自张培道遗著《回忆录：在缅甸的岁月》，张新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