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14年抗战从此开始。

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由刘玉创作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今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转载获作者授权。

今天刊发的文章是抗战老兵余国清的口述故事。

余国清

【余国清】

1920年2月出生于江西奉新县。1937年报名参军，加入国民革命军新二十八师八十三团迫击炮连，后任上士班长，驻防滇缅公路；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所属新编二十八师进入缅甸对日作战，第一次远征军失败后回国；随后进入贵阳辎重汽车兵团二团；1943年再次入选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在汽车兵团十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任班长；1945年8月回到昆明休整后调往驻扎在贵阳市清镇县的重炮十二团汽车连；1948年8月整编进炮兵十五团；1949年在广西小董镇被解放军俘虏后遣散，到桂林安家。婚后育有一女，现独自一人生活。

一

我原是江西省奉新县人，因为家中贫寒，我们家从祖父那一代开始就借住在奉新县南门外桥头的龙王庙里，我祖父、父亲都靠帮人做零工维持生计。
1937年8月，我在江西南昌报名参军，当时在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佰龙）八十三团迫击炮连。按照计划，部队招够 1000 多人就开赴重庆附近。

到训练基地以后，我们领了枪，开始正式训练，光是行军这一项就练了几个月。
训练结束，我们被调到贵州省贵阳市，主要负责保卫能直接通往缅甸的西南通道，防止日军由此进入内地，力图确保“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畅通和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大后方的安全。

1941年12月23日，中英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正式成立。

1942年4月初，第六十六军所属新编二十八师、二十九师进入缅甸腊戌抗击日军。我们进入缅甸时，战局对盟军已十分不利。当时因盟军指挥失策，协作不力，加之日军于1942年4月28日偷袭腊戌成功，切断了我方后路，十六万盟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由主动陷入被动。兵败“野人山”（克钦山）之后，我们在溃败的情况下，不得不一路向云南方向撤退。在离中缅边界大概不到一天路程距离的山地，因为天黑又不熟悉路线，我们八十三团遭到日军伏击，被敌方的机枪、炮火猛烈扫射攻击，部队彻底被打散。

退回云南境内后，我带着二十几个战士一路经过腾冲赶往保山。

退到怒江边的时候，连接东西两岸的惠通桥已经被防守保山的国军炸毁。逃难的人群发现惠通桥被炸，想到后面随时会出现的日本兵，立即乱了起来。一些尚未过桥的战士和华侨，相继点燃引爆了自己的汽车和车上的军火物资，以免这些车辆和物资落到日军手中。但更多的人，则不顾一切地试图逃生。一路上除了走散的军人，到处是惊慌逃难的人群，大多是妇女和孩子。

日本兵很狡猾，他们在路上截住华侨的小车，然后坐车跑到撤退队伍的前方搞袭击。所以，沿途到处都有我们死伤的兄弟和华侨。

二

1942年5月5日上午10时许，我带着 20 多人的“超级班”，在惠通桥附近设法渡江，想要撤回保山。

远远地看着一队日军士兵从山上冲下来，于是，我带着战士们躲入路旁的密林中，决定偷袭一下。等气势汹汹的日本鬼子靠近，我们就用身上所携带的武器，对准走到近处的日军开火。看到我们打了起来，附近的溃兵也纷纷向日军开枪射击。

双方就在桥头的公路两侧展开了对战。

由于我们枪弹不足，炮也在当初从缅甸撤退时埋了，只带着一点轻武器。最后寡不敌众，我身边的战友们都牺牲了，我这个20多人的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几个鬼子见我已经没有子弹，就围了过来，我两腿的膝盖附近被他们刺穿了六个洞，当刺刀再次逼近，我拉响胸前的手榴弹，准备和鬼子同归于尽。鬼子吓得惊慌逃窜，我就把手榴弹顺势扔出，前面的鬼子被炸退了几步。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个鬼子向我这边冲过来，我看准时机，丢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那几个鬼子是不是全部被炸死了，也不清楚。我趁乱滚下高坡，爬到河边的小树林躲了起来。

公路上的日本兵，一边叽里呱啦地叫喊着，一边猛烈地向树林里放枪。日军布置在惠通桥一侧的迫击炮，也不断地向对岸的中国部队轰击。

在这个小树林里，这时已经躲了好些人，有华侨、伤兵和当地的老百姓，也有死难者的遗体。

第二天，我腿上的伤口开始恶化，疼得我龇牙咧嘴的，还好人群里有个老乡懂点医术，帮我弄了点树叶、草根嚼烂敷上，才不那么疼了。

这么多人一起挤在那个死角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品，虽然日本鬼子看不见，但是大家连话都不敢大声说。大家实在饿得慌了，就胡乱抓一把树叶、草根之类的东西充饥。白天渴了也不敢去河边喝水，怕被公路上的日本兵发现，只有等天黑以后才敢悄悄去河边饱喝一顿。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十多天，公路上终于安静下来，躲难的人便逐渐散去。

三

第15天傍晚时分，我确认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了，才大着胆子找了条木棍撑着，慢慢走到几十米远的一个河湾边，一个老船工见我是当兵的，主动把我送到了河对岸。

老船工听说我是江西人，就对我说 ：“你有救了，不远的江边住着一个村的江西人呢。我送你去他们那里。”

在老乡那里，他们先帮我在伤口上敷了药，然后让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第二天一大早，我决定离开“江西村”去找部队。临走前，我劝老乡们出去躲一躲，他们说，知道日本人要来了，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去附近熟悉的山上藏身。见我腿上有伤还执意要离开，村里的一个年轻人提出要送我一程。年轻人把我送到十多公里外的保山县城外，因为担心家里的人，他就返回去了。我拄着木棍，拖着伤腿，走走停停，一路乞讨着走了估摸有两个月，好不容易熬到了昆明。
找到当地军队收容所说明了情况以后，我被送到宜良县后方医院疗伤，半年以后，见脚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我就又想回到部队去继续抗日。

一天早上，我见有辆军车停在小溪边加水洗车，便上去搭讪，司机听说我是从缅甸打仗回来的，就热情地在旁边的铺子里买了个糍粑给我充饥。得知他正要赶往贵阳，我心里大喜，就求他带上我一起去。到了贵阳，热心的司机还请我在路边吃了顿饭，我对他千谢万谢。司机却说 ：“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一家人。”

四

在贵阳市区，见一堵墙上贴着贵阳辎重汽车兵团二团招考学生的广告，我就赶忙找过去报考。

可是，因为要求报考者必须有初中以上文化，我被拒绝了。我有些不甘心，打听到他们领导的住所，就直接跑过去求情。第三营营长原是第五军的，也是从缅甸回来的，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把我破格录取了，并安排在招考处负责招考学生。我们招了300多人，返回毕节县团部驻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整个团只有一辆德国柴油车，但没有柴油，因此训练时都是推着走，虽叫汽车兵团，其实主要是步兵训练。

大约一年以后，国防部及美国军方代表团到部队招人参加第二次远征军，我又入选了。

我们先被送到昆明马家坝机场，然后在那里体检，有好些检查项目，因此手臂上被盖满了红章。没有盖章的，就证明身体不合适，被退回原部队。
之后我们被送上陈纳德将军组建的“飞虎队”的飞机。飞机很小，只能坐60人。

起飞的时候，昆明下着鹅毛大雪。这飞机性能不是很好，遇到高山也只能慢慢打转升上去。经过喜马拉雅山后，到了印度的汀江机场，在那里，我们换上了美国军衣，原先穿来的衣服全部烧了。停留一天之后，我们被送到兰姆加。兰姆加是中国远征军总部训练基地，由美军史迪威将军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他是个“中国通”。

在基地整训和装备好中队后，我被正式编入远征军汽车兵团十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任班长。我们独立团团长是余廉一，营长袁尚中。我们团是按照美军的编制组建的，一个连有200人，由美军教练员负责授课。

我接受了一个月的汽车驾驶训练，毕业后领到了驾驶证，留在汽车学校做督教班长。当时每天训练8个小时，一个班有20人，每人一辆美军四轮“尖比西”大卡车。我们营的人都不准留头发，全剃成了光头。训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被安排开着汽车运送修建史迪威公路用的材料。
没过多久，缅甸战事胜利结束。

1945年8月，中秋节前夕，我们随一个回国的新车车队经史迪威公路走了14天，回到昆明集中。此时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不久，我被调往驻扎在贵阳市清镇县的重炮第十二团汽车连。十二团是榴弹炮团，炮筒有三四米长，轮胎有现在的挖土机轮胎那么大。我们之所以驻扎在清镇县，主要是因为城东南约7公里的地方有个清镇飞机场。按照之前的说法，我们部队是在那里等上级的命令，为“打到东京去”做准备。不过，就在我们在贵阳待命期间，日本投降了。

五

随后，国内战争爆发。

1947年，我们在沈阳战败。公路、火车都不通车了，我被安排乘飞机护送军官们的家属到上海、汉口等地。

1948年8月中旬，我所在的部队被打散。混乱中我被整编进炮兵十五团，因为开车技术好，被安排开车运送满满一卡车用50厘米长的铁盒子装着的黄金、大洋，随部队转移。两吨半的卡车上堆了整整五吨重的货，我估计一个盒子里面可能装着1000块大洋。这一卡车的金条和光洋，据说是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要求运送到广西的。我们从汉口出发，一路辗转长沙、衡阳、桂林、南宁，然后到了钦州县下面一个叫小董的地方。

1949年，我们在小董被解放军俘虏，军官都被抓去劳教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就各自被遣散回家。我领了路条以后，坐车到了桂林。因为我老婆在桂林呢，我们是 1948 年我在桂林停留的时候结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