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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纪实文学

作者：[美]张纯如    

译校：孙英春等

张纯如（Iris Chang，1968年3月28日－2004年11月9日），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以出版英文历史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而闻名。

第二章 恐怖的六星期

到南京的竞赛

日本进攻南京的战略是很简单的。日军利用了南京城两面临水的地理位置。这个古都位干长江拐弯处的南侧，江水先北上后东流。只要从东南方向对南京形成半圆形包围圈，日本人就能利用江水的天然屏障，完成对这一首府的彻底围困，并切断一切逃跑路线。

11月底，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一支部队沿长江南岸前进，他们从上海西北角的白茹口登陆并涌进长江三角洲，然后沿沪宁铁路线前进，此前日军己经炸毁的这条铁路上的大部分桥梁。这支日军由中岛今朝吾率领。他曾是日本陆军在法国的情报处成员，后来成为天皇裕仁的日本秘密警察的头子。涉及此人的著作不多，但仅就已知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否定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的作者戴维·伯格米尼称他是“一个小希姆莱，一个控制思想、恐吓和酷刑的专家”，并引用其他一些人对中岛的描述，说中岛是一个虐待狂，在去南京的路上随身带着焚尸油。甚至他的传记作者木村邦宪也把他描写成“一头野兽”和“一个暴虐的人”。

另一支日军准备穿过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太湖，进行水陆两栖突袭。这支部队从上海沿着中岛部队的南侧向西运动。指挥这一行动的是留着小胡子、身材矮小并患有肺结核病的松井石根将军。与中岛不同，松井出身于一个古典学者家庭，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还是日本在上海和南京地区的派遣军总指挥。

第三支日军又在松井的部队以南前进，再转向西北直通南京。率领这支部队的是柳川平助中将，一个秃顶矮小的有文学兴趣的人。或许是由于柳川比其他大多数日本人更深地卷入了南京的浩劫，所以使他的侵略生涯神秘莫测。根据他的传记作者营原丰所说，控制日本军方的法西斯集团开除了柳川，因为他试图阻止他们于1936年2月的兵变。在他被排斥和降级服役后，柳川成了一名在中国的日军指挥官，并取得了“伟大的军事胜利……包括攻占南京”，但是军方却把他的名字和照片从当时的出版物中删去了。所以在日本许多人认为柳川是个“戴面具的将军”。

在通向南京的路上，日军什么也不放过。日本的老兵还记得当年洗劫农村的情景，他们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但遭此劫难的绝不止是小村庄，一座座城市也同样被夷为平地。我们就以位于大湖东岸的苏州为例。作为一座中国的古城，苏州以其精湛的丝织绣品、精美的园林和庙宇而闻名于世。它的水道和小桥使它在西方赢得了“中国威尼斯”的美称，11月9日，一个倾盆大雨的早上，一支日军先遣队穿过苏州城门，他们戴着兜帽，以防中国的哨兵认出他们。一进城日军就连续数日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许多文物古迹被付之一炬，数以千计的中国妇女被抓去惨遭兽兵蹂躏。根据《中国每周评论》的报导，这次入侵使苏州城的居民从350000人减少到不足500人。

一位英国记者有机会记录了上海效区松江镇的劫后惨状，那是在日本人离开9周以后。“几乎看不到一座没有被焚毁的建筑物”，他写道，“仍在闪燃的房屋废墟和渺无人迹的街道呈现出一副十分令人恐惧的景象，唯一活着的就是那些靠吃死尸而肥得变形的野狗。在这个曾经稠密居住着大约100, 000人口的偌大的松江镇，我只看到5个老人，他们老泪纵横躲在一个法国教会的院子里。”

朝香宫接替指挥权

但是最残暴的行径还在后面。

12月7日，正当日军向南京逼进时，松井将军发起高烧，在苏州的战地指挥部卧床不起。这是他的慢性肺结核的又一次发作。病情发作时，正是松井刚刚把他的指挥权交给天皇家族的一个成员手中的时候。仅仅5天前，天皇裕仁免除了松井的这个职务，同时派遣裕仁的皇叔朝香宫鸠彦亲王到前线接替他。根据这道新的敕令，松井被提升为负责整个华中战区的司令官，而在军队中干了30年的中将朝香官，将作为新的总司令指挥南京周围的日军。作为一个皇族成员，朝香宫使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南京前线的一切权力之上。他与中岛中将和柳川中将的私人关系比与松井的关系要密切，因为他曾作为陆军情报处的官员与中岛和柳川在巴黎共事3年。

没人能知道为什么裕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选择朝香宫接替这个职务，尽管伯格米尼相信这是为了考验朝香宫，他曾在1938年2月的陆军兵变中，在一个政治问题上站在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一边反对裕仁。在皇家的名册谱牒中，裕仁把他作为一个态度“不好”的皇室成员而单独打入另册，并显然是要给他这位皇叔在南京一个机会去改过自新。

当时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重要的人事更换，但后来对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性命来说，这将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重大更换。

很难说明当时在现场的日本军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许多详情细节是在多年后的军事法庭审判中由松井和他的同事们交待的，或可能是由不可靠的人提供的，因此引用这些材料时需要谨慎。但是如果这些证言是可信的，那么情况就是这样的。警惕这个新到来的皇族成员滥用权力的潜在危险，松井对侵入南京的军队发布了一系列道义命令。他命令部队在距南京城墙几公里的地方停下来重新集结，只让少数纪律良好的大队进入中国的首都，完成占领任务，这样一来，这支军队将“使中国人眼前发亮，从而使他们对日本产生信任感。”他还在病床前召开参谋会议并宣布：

帝国军队进入一个外国的首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将为世界所瞩目。因此，不得让任何部队在纪律松懈的情况下进城……要让他们事前知道要记住的事项和城内各国权益之所在。绝对不许进行抢劫。必要时要布置岗哨。即使是出于大意而强占财物或引起火灾，也要严加惩处。要派许多宪兵队和辅助宪兵队与部队一道进城，以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

但是在松井无法控制的地区到处都有不法事件在发生。12月5日，事情继续发展，朝香宫乘飞机离开东京，并在3天后到达前线就职。在离前线指挥部不远的靠近南京大约10公里左右的一座被遗弃的乡间别墅里，朝香宫见到了他在巴黎的同事中岛将军，他的左臀部的伤口正在痊愈。中岛告诉朝香宫，日军就要包围南京地区的30万中国军队，而且最初的谈判表明，他们准备投降。

朝香宫听了这个报告之后，据说他的司令部就发出了一系列加盖他私人印章的命令，并标有“绝密，阅后销毁”的字样。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命令清楚地写道：“杀掉所有俘虏。”我们所不清楚的是，是否是朝香宫本人发布的这些命令。【朝香宫的情报参谋太宰治后来向朋友们承认是他自作主张伪造了这个命今。另一个日本军官田中隆吉说，在1938年4月，当时的日本陆军74大队队长太宰治给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太宰治告诉他，当他的部队在杭州湾登陆并向内地推进时，大约30万中国军队被切断了撤退之路，于是他们放下武器并向日军授降。据太宰治说，“要安置这么多的俘虏，要给他们食物，这是个大问题”。就像这个故事发展的那样，很快采取了一个方法去解决食物问题：“我立即命令所有的部队：‘我们必须全部杀掉这些俘虏！’于是我利用军事指挥官的名义，用电报发出这些命令。命令的文本要被销毁。”】我们从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伪，但必须指出，即使太宰治的确擅自伪追了杀人命令，也不能免除朝香宫对这场大屠杀的责任。如果屠杀开始，朝香宫也能够发布一个命令取消这场大屠杀，并把他的情报参谋送上法庭。

到日军进入南京之时，消灭所有中国战俘的命令不仅已被印成文件，而且已经散发到低级军官的手中。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66大队接到如下命令：

大队战地通讯员2点钟收到团指挥部命令：遵照旅指挥部命令，所有战俘要被杀掉。执行办法：把战俘分成每12人一组，一组一组枪毙。

下午3点半召开各连指挥官会议，就处理战俘问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战俘平均分配给各连(1连，2连和4连)，按50人一组从关押地带出去枪决。1连在驻地以南的庄稼地执行；2连在驻地西南的洼地执行；4连在驻地东南的庄稼地执行。

战俘关押区必须严加警戒。我们的意图绝对不能让战俘发觉。

各连要在5点前完成准备。执行行动从5点开始，7点半结束。

这道命令存在着残忍的逻辑。可以不给战俘食物，因为他们必定要被杀掉。杀死他们不但能解决粮食问题，而且减少了报复的可能性，因为死人是不可能组成游击队力量的。

但执行命令是另一回事。当日军在12月3日黎明前的几小时冲进城市，他们进入了一座人口远远超过他们的城市。后来的历史学家估计，有50多万市民和9万中国军队被围困于南京城内，而袭击这座城市的日本兵只有5万人。中岛将军意识到杀死10几万中国战俘绝非易事：“处置1千，5千、甚至1万人，即使只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也是极其因难的……如果他们制造麻烦，后果将不堪设想。”  

杀害战俘

杀害战俘由于人力有限，日军极力制造骗局。这种集体大屠杀的策略分成几个步骤：先是向中国人许诺，只要停止抵抗，就会受到良好待遇，哄骗他们向日本占领军投降，再把他们分成100-200人一组，然后把他们骗到南京附近的不同地方杀死。中岛认为，一且失去了进一步抵抗的可能性，大部分战俘都会极为沮丧并服从日本人的任何命令。

这一切比日本人事先预料的更容易。只发生了零星的抵抗；实际上几乎没有抵抗。当日军围攻这座城市时，许多中国士兵丢下武器弃城而逃，后来向日军投降，希望获得良好待遇。一旦这些人缴械投降并束手就擒，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中国士兵的不抵抗行动在一个前日本士兵东史郎的日记中得到了更详尽的说明，他描述了南京陷落后不久中国军队投降的场面。当他们突然接到围赶大约2万名战俘的命令时，他所在的部队在市中心不断派出岗哨和分配宿营地。

东史郎和其它日本兵到9、10公里之外搜寻这些战俘．夜幕降临时，日本兵终于听到了像青蛙发出的隆隆声，他们还看到无数烟头在黑暗里一闪一闪。“那是一个宏大的场面”，东史郎写道：“7，000名战俘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聚集在两面白旗之下，那旗子挂在一个枯树枝上在夜空中飘动。”战俘们衣衫褴褛，乱七八糟，有的穿着蓝色棉军服，蓝色棉外衣，戴着帽子。有的用毯子盖着脑袋，有的拎着粗布袋，有的还背着棉褥子。日军让战俘排成4队，队前竖着白旗。这几千名中国士兵耐心地等待着日本人把他们带走，并告诉他们投降过程中的下一步该做什么。

这些中国部队不愿进行抵抗使东史郎震惊。对这个成长于军国主义文化中的人来说，飞行员只能用刺刀，而不能使用降落伞，最后宁可自杀也不能被俘，因此当看到中国人不愿与敌人战斗而死时，他感到不能理解。当他发现被俘的人数超过抓俘虏的人数时，他对中国人就越发鄙视了。

“当我想象他们是如何聚在一起到处找白布，然后把它绑在枯枝上并前来投降时，真是又可笑又可怜”，东史郎写道。

我在想，他们怎么能变成俘虏呢？他们有那么多人——超过两个营——竟然一点也没有尝试抵抗。这些部队一定有许多军官，但一个也没有留下，我想是全都逃之夭夭了。尽管我们只有两个连，而且那7000名俘虏已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如果他们决定站起来反抗，那我们的部队就彻底完了。

一种纷乱的情绪侵扰着东史郎，他为中国士兵感到难过，这些饥渴而又惊恐的人不断要水喝，并再三要求得到他们不会被杀死的保证。但同时他又对他们的懦弱嗤之以鼻。东史郎突然感至羞愧，因为在以前的战斗中他曾暗暗害怕中国士兵，一股不由自主的冲动使他把这些战俘看成是没有人性的昆虫和动物。

他们成群地走着，就像地上爬的蚂蚁。

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群无家可归的人，脸上带着愚昧无知的表情。

像一群无知的羊，无规无矩，在黑暗中行进，并相互耳语着。

他们根本不像就在昨天还向我们开枪并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敌人。根本不可能相信他们曾是敌方的士兵。

认为我们会战死在这些无知的奴隶军队手中的想法实在是太傻了。即使他们当中有些是20-30岁的男青年。

日军把战俘带到附近的村庄。东史郎回忆说，当一些中国人被赶进一个大房子时，他们犹豫不肯进去，认为这地方就像是“一个屠宰场”。但后来他们还是屈服了并排队进了大门。只有当日本人企图要把中国俘虏的毯子和草垫拿走时，他们才拼命争夺。第二天早上，东史郎和他的同事接到了去另一个地区巡逻的命令；他们后来才知道，当他们巡逻时，这些中国战俘被两三百人一组分配给几个连，然后被杀害了。

在南京暴行中，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屠杀战俘的事件或许要算发生在幕府山附近的那次。该山就在南京正北面，位于南京城和长江南岸之间，估计有57，000市民和前士兵在这里遇害。

杀人是秘密分阶段进行的。12月6日，《朝日新闻》的记者横田报道说，日本人在靠近青龙山和幕府山的炮兵要塞俘虏了14,777名士兵，而仅仅是这么多的战俘就成了问题，“日军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抓获这么多战俘”，横田写道，“连处理这些战俘的人手都不够。”

根据前日本陆军下士栗原保存的有关这个事件的日记和笔记所说，日本人解除了数以千计的俘虏的武装，除了衣服和毯子，抢走了他们身上的每件东西，并把他们押送到一排临时搭起的茅棚中。当12月17日日军接到杀死这些战俘的命令时，他们极为谨慎地行动。那天早上日军宣布他们要把这些中国战俘转移到长江中的一个叫八卦洲的小岛上。他们对这些战俘解释说他们需要特别谨慎地行动，并反绑起战俘的双手——仅这个任务就花了一上午和大半个下午。

下午4点到6点之间，日本人把这些战俘分成4队向西走去，绕过几座小山后停在江边。这些战俘在等待了3、4个小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看不出任何准备过江的准备，这个下士写道，“此时天渐渐黑了下来，他们还不知道日本士兵已经沿江水形成新月状包围了他们，许多机枪已向他们瞄准。”

当发出射击的命令时，这些中国人再想逃走已为时太晚。“突然各种机枪同时开火”，栗原写道，“机枪声和绝望的叫喊声交织在一起。”中国人痛苦地挣扎了1小时，终于听不见从人群发出的声音了。然后日军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戳中国人的身体，从晚上一直干到天亮。

处理尸体是日军的另一个大问题。在幕府山的大屠杀中，被杀死的人数只是日军在南京城内外杀死的总人数的一小部分，但清理尸体的工作也花了数日。掩埋尸体是一种处理方法，但中岛将军在日记中抱怨很难找到地力挖掘足够掩埋七八千人尸体堆的大坑。焚尸是另一种方法，但日军经常缺少足够的燃料去完成这个任务。例如，在幕府山的大屠杀之后，日本人在尸体上浇了几桶汽油焚尸，但还没等尸体烧成灰烬，汽油就用光了。“结果是一大堆烧焦的尸体”，日本下士写道。

许多尸体就被扔进了长江。

屠杀平民

在士兵们大规模投降后，实际上已经没有人来保卫南京平民。日军对这一点是了解的，于是在1937年12月13日大量涌进南京，占领了政府所在地、银行和仓库，并在大街上随便开枪杀人，有许多人是在逃跑时从背后被击中的。日军用机关枪、左轮手枪和步枪向成群的伤员、老妇和儿童开枪，他们集中在中山北路和中路的大道及附近的胡同里。日军还在城市的每个地区杀害中国市民：无论是在大街小巷，在防空洞，还是在政府建筑物，在城市广场，他们到处杀人。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牺牲者痛苦呻吟或叫喊着倒下，这座沦陷的首都的大街小巷、沟沟渠渠血流成河，许多人奄奄一息，但无力逃脱。

日本人在南京挨家埃户地搜查寻找中国士兵，也就一家接一家地杀害这座城市的居民。但他们也在市郊和乡村屠杀中国人。在城墙外，在河边（河水早已被染成红色），在池塘和湖边，在小山旁和大山脚下，到处尸体成堆。在南京附近的村庄里，日本人向任何一个过路的男子开枪，因为他们怀疑他过去可能是个中国士兵。但是他们也向明明不可能是中国士兵的人开枪，例如老人和妇女，如果他们对用日语发出的命令表示犹豫或不理解而走错了路，就要遭到枪杀。

12月的最后10天，日本人的摩托车队开始在南京巡逻，同时日军扛着步枪把守所有街道、大路和小巷的人口处。日军换家挨户也要求市民打开大门迎接胜利的部队，但是店主只要一开门，日军就向他们开火。日军用这种方式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市民，然后把这些商店洗劫一空，对他们没用的东西则付之一炬。

日本的记者

这些暴行使随军到南京的日本记者感到震惊。一位恐惧的《每日新闻》记者亲眼看到，日军让中国战俘排队站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然后用步枪上的刺刀向他们猛刺过去。“俘虏们一个接一个地摔落在墙外”，这位记者写道，“鲜血四溅，阴森恐怖的气氛真使人毛骨悚然，四肢颤抖。我站在那里丢了魂，茫然不知所措。”

不止是他一个人有这种反应。其他许多记者，甚至是身经百战的战地记者们，对这种疯狂的暴行也感到畏缩，于是他们把感受倾注于文字。下面是一位日军记者今井正冈的记述：

在下关码头，死尸堆成了黑糊糊的山。大约50到100个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体拖下来扔进长江。尸体还淌着血，有些人还活着并虚弱地呻吟着，他们的四肢还在抽动。苦力们一声不吭地干着活，像是在演哑剧。在黑暗中人们很难看到长江的对岸。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码头上是一大片闪着微光的污物。哇！那全是血！

过了一会儿，这些苦力干完了拖尸体的活，日本士兵就让他们沿江边站成一排，砰！砰！砰！我听到了机关枪的开枪声。苦力们朝后栽进长江，被汹涌的江水吞没。哑剧到此结束。

现场的一个日本军官估计有2万人被杀害。

下面是一位日本战地记者小俁行男亲眼目睹中国俘虏被带到下关并沿江排队的情景：

第一排人被杀了头，第二排人被迫将这些尸休投入江中，然后他们自己也人头落地。这种屠杀从早到晚不停地进行着，但他们用这种方法只杀了2千人。第二天他们对这种杀人办法已经厌倦，便架起了机枪。砰！砰！砰！砰！板机被扳动了。俘虏们跳入江中想逃走，但没有一个人能游到江对岸。

以下是来自日本摄影记者河野公辉的记述：

在“入城庆典”之前，我看到50-100具尸体沿江漂流。他们是死在战场上，还是被俘后被杀死的？还是被屠杀的市民？

我记得南京城外有一个小池塘。它看上去像一片血海——有着耀眼的色彩。要是我带着彩色胶卷的话，……那将是一张多么令人震撼的照片！

另一位在南京的日本随军记者佐佐木元政评论道：“在东京大地震中我曾见过成堆的尸体，但与这里相比，那简直算不了什么。”。

南京的强奸暴行

下一步，日本人把目光转向了妇女。

“妇女深受其害”，一个日本驻南京114师的士兵田锁增三回忆说，“无论老幼，她们都逃不脱被强奸的命运。我们从下关派出拉煤车到城市的街里和乡村抓回许多妇女。然后把每个妇女分配给15-20个士兵，任他们奸淫凌辱。”

活着的日本老兵认为军队强奸敌方的妇女是不合法的。但强奸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和迷信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没人认真实行这一规定。许多日本兵还深信强奸处女能使他们在战斗中更加有力。士兵们甚至戴着用受害者的阴毛制成的护身符，相信这样他们就有了魔力而不会受到伤害。

军方的禁止强奸的政策只是鼓励士兵们在完成后杀死受害者。在一次为记录片《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采访中，一位日本老兵东史郎坦白地说出了在南京奸淫与谋杀的过程：

我们先说一些不正经的话，如Pikankan。Pi意思是“臀部”Kankan意思是“看看”。Pikankan意思是“让我们看女人张开腿”。中国妇女不穿衬裤，只穿外裤，用一根绳子系住。没有皮带。当我们扯掉绳子，臀部就露出来了。我们就“Pikankan”。我们就看。一会儿就说一些诸如“今天是我洗澡的日子”之类的话，然后我们就轮奸她们。如果只是强奸她们，就没什么事儿。我不应该说这没什么。但我们通常还要用刺刀捅死她们。因为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田锁增三与东史郎一样坦率。“强奸后，我们还要杀死她们”，他回忆说，“一旦那些妇女拔腿而逃，我们就让她们跑，然后我们从背后‘砰’的一枪打死她们”。据活着的老兵说，许多士兵并不认为这是犯罪。“或许当我们强奸她时，我们把她看成女人”，东史郎写道，“但当我们杀她时，我们只是把她看成猪一样的动物。”

这一暴行不仅限于士兵。各级军官也放荡不羁。（甚至连谷寿夫，这个高级将领和日本第六师团的指挥官，后来也发现他在南京对大约20名妇女犯有强奸罪。这些军官不仅怂恿士兵在城里成群结伙奸淫妇女，而且提醒他们在完事后一定要把这些妇女处理掉，以消除罪证。一个军官对他的下属这样说：“在你完事后要么给她们点钱，要么在偏僻之处杀死她们。”

松井石根的到来

12月17日早上，因病而身体仍然虚弱的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参加庆祝阅兵仪式，屠杀和强奸才有所收敛。他从这次肺结核发病恢复后，乘海军的汽艇溯江而上，然后换乘小汽车去南京城东的中山门三孔拱门。在那里他骑上一匹栗色马，把马头转向东京天皇的皇宫方向，并在日本国家广播公司的录音下为天皇三呼万岁：“天堂之阶最伟大的大元帅万岁——万岁！”然后他骑马沿着一条大道向前走，道上已经仔细清除了所有尸体，两旁还站着成千上万欢呼的士兵，松井一直抵达南京城北部的大都会饭店，当晚在那里为他设宴。

据记载，在宴会期间，松并已经察觉到南京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当天晚上他召开参谋会议，并命令所有不必要的部队都调到城外。第二天西方新闻媒体报道说，日军约定对松井保密，不让他知道南京暴行的全部真相。

当松井开始了解到城里发生的强奸、杀人和抢劫的巨大规模时，他的心情极为阴郁。1937年12月18日，他告诉他的一个文职助手：“现在我认识到，我们已在无意中给这个城市造成了最深刻的痛苦与创伤。当我想到我的那些已经逃离南京的中国朋友的感情和心情以及两国的未来时，我只能感到沮丧。我觉得很孤独，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心思为这次胜利而感到高兴了。”甚至在当天早上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松井也流露出一丝这种遗憾的情绪：“对民众遭受的苦难我本人甚为痛惜，但本军队决然继续挺进，直到中国悔悟为止。现在正值冬季，这个季节提供了反省的时间。本人对一百万无辜的民众不胜同情。”

当天晚些时候，当这位日军指挥官为这场侵华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士兵举行埋葬仪式（日本人称“慰灵祭”——译注）时，松井为该城发生的肆无忌惮的疯狂暴行谴责了300名军官、师团指挥官和其他人。日本记者松本写道：“以前从未有过一个上级对其下级给以如此严厉的斥责。军方对松井的行为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些军官中有一位皇族的太子。”

星期六，即12月19日，松井搬到南京城外朝香宫的司令部，第二天便乘驱逐舰回了上海。但或许是被绝望所驱使，他一到上海就作出了一个甚至更令人吃惊的举动：他对《纽约时报》吐露了他的担心，甚至告诉一个美国记者“日本军队可能是今天世界上最无纪律的军队”。当月他还给朝香宫的参谋长发出一封不客气的信件。“谣传说不法行为仍在继续”，他写道，“正因为朝香宫是我们的司令官，就必须更严格地遵守军纪和道义。任何违法乱纪者都应严惩不贷。”

元旦那天，松井仍然因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为而情绪烦乱。在祝酒时他对一个日本外交官透露：“我的部下干了一些非常错误的事，我深感遗憾。”

但是强奸仍在继续，屠杀也在进行。松井对此似乎无能为力。如果人们能相信许多年以后松井讲述的这个故事：他对南京的短暂访问甚至使他流下了眼泪。“慰灵祭仪式结束后，我马上召集高级军官并当着他们的面流下了愤怒的眼泪”，在1948年被处以纹刑前，松井告诉他的佛教忏悔法师，“朝香宫和柳川将军……都在场。我对他们说，在士兵犯下累累兽行的那一刻，一切事情都已成泡影。但是你能想象吗？那些士兵事后竟还嘲笑我。”

慰安妇：南京的遗留物

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强奸的一个最离奇的结果是日本政府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大量抗议的反应。日本统帅部不是去镇压或惩罚这些肇事的士兵，而是制定计划建立一个巨大的地下军妓组织——这个组织将把整个亚洲的成千上万的妇女纳入它的大网之中。“日本华中派遣军发布命令，在这段时间内修建慰安房”，日本中央大学的著名历史教授吉见义明评论道：“在上海和南京的战斗期间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后，日本害怕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的指责。”

这个计划很直接了当。诱拐、购买或绑架8万到20万妇女——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但也有的来自中国、台湾省、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日本军方希望用这个办法减少随意强奸当地妇女的事件（以便消除国际社会谴责的机会），通过使用避孕套遏制性病传播，酬劳在前线长期作战的士兵，当然，当后来全世界都了解了这个计划的时候，日本政府拒绝承担责任，战后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咬定是私人承包商而不是帝国政府在经营这些战时军队妓院。但1991年，吉见义明从日军国防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标题是“关于为军队妓院招募妇女”的文件。这个文件印有日本统帅部首脑的私人图章，并命令立即修建“性慰安设施”，以阻止军队强奸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妇女。

1938年第一家正式注册的慰安房在南京附近开业。用“慰安”一词来指这些妇女或是这些妇女居住的“房屋”是很荒唐的，因为它使人想象出游乐胜地的景象：漂亮的艺妓弹着琶琶，给男人洗澡按摩推拿。事实上这些妓院的条件之污浊超出了大多数文明人的想象。无数妇女（日本人叫她们“公共厕所”）在得知她们自己的命运后自杀了；一些人死于疾病或遭残害，那些活下来的人终生蒙受耻辱和孤独、不孕或体弱。因为大多数受害者来自对妇女的贞操理想化的文化圈，即使那些活着的人，她们的大多数在战后直到最后也不肯讲述她们的经历，因为担心面临更多的耻辱和嘲笑。亚洲的儒教——特别是朝鲜的儒教——把女性的贞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而且永远认为，任何妇女在经过了如此屈辱的经历后不去自杀而仍然能够活下来，是她自己对社会的侮辱。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只有极个别的慰安妇鼓起勇气打破了沉默，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的遭遇提供经济补偿。

南京大屠杀背后的动机

现在我们终于要回答所有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南京日本士兵的心理状态。当那些手持步枪和刺刀的十几岁的士兵施暴时，他们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许多学者对这个间题绞尽脑汁，但发现不可能找到答案。西奥多·库克与他的妻子哈罗科·塔亚·库克合写了一本书《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西奥多·库克承认，南京的强奸兽行使他困惑。他发现在日本内战中没有相类似的情况，而且蓄意的破坏和大规模的屠杀城市人口似乎是蒙古历史而不是日本历史的一部分。他说，试图研究在南京的日本人的心理，就好象凝视着一个“黑洞”。

大多数人发现很难把南京的野蛮暴行和日本人有名的过分讲究的礼貌和优雅的举止一致起来。但某些军事专家认为，这两种看似大相径庭的行为举止实际上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他们指出，古代武士阶层具有令人生畏的地位，在几个世纪里他们拥有对一个农民的砍头权力，如果这个农民未能对这个武士提出的问题给以有礼貌的回答的话。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在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文化的时候说：“直到今天日本人也认为一个有礼貌的回答是为了让提问者感到满意。有礼貌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这听起来使人吃惊吗？”

其他一些专家把日本的战争暴行归因于日本文化本身。美国人类学家罗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著作《菊花与刀》中写道，由于日本社会的道义责任并不普遍，而是地区性的和对个人的，所以在外国的土地上道义责任就很容易被破坏而置于脑后。一些专家谴责日本宗教的非基督教性质，声称基督教提倡所有人类皆兄弟的思想——的确，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想象而创造的——而日本的神道主义的要旨则是只有天皇和他的后代是上帝的想象而创造的。由于这种差异，这些专家断定：某些文化，无论他们多么深奥，仍停留在他们的核心部落时代，在这里个人对部落内部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完全不同于对部落这外的人所承担的责任。

这种假说存在内在危险，因为它有两个含意：第一，日本人的宗教价值天生不如西方文化具有人道，因此必须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我发现这是一种既不负责任又具有优越感的含意）；第二，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干出像南京强奸那样的暴行的。当然，在德国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国家，纳粹党的30-40年代找到了一种办法，使德国人在精神上丧失人性，甚至把他们宣称是德国人的敌人的民族看成魔鬼。其结果是导致了我们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某些最邪恶的犯罪。

回顾千年历史，使人清楚的是，没有一个种族或一种文化在战争的残酷性方面占有垄断权。文明的外衣看起来是太薄了——以致人们能够很容易就把它撕去，特别是在战争的压力下。

那么我们将如何解释在南京城发生的日复一日的原始兽行呢？日本人与他们的纳粹同党不同，大多数纳粹分子被关进监狱，或被处决，即使活着的人，也是作为逃脱法津制裁的逃犯而余度残生，但许多日本战犯仍然活着，并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过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因此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很少的一些人，他们不用担心国际法庭会找他们算帐，能向作家和记者透露一些他们在二战暴行中的思想和感觉。

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日本士兵不仅在中国的战斗中变得冷酷无情；他对执行杀害中国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任务也一样冷酷无情。的确，日本军方组织的各种竞赛和练习，使它的士兵对人类的本性——反对杀死不进攻者——麻木不仁。

例如，在日军去南京的路上，日本的士兵被要求去参加杀人比赛，日本的新闻媒体把这种比赛当作体育项目进行热情采访。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12月7日《日本广知新闻》刊登的题为“两中尉百人杀人竞赛彼此难分高下”（图片上为“少尉”—编注）的文章。

同属驻扎于句容县的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中尉和野田毅中尉进行友谊比赛，看谁在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前，能首先用马刀砍死100个中国人，比赛已顺利到达最后阶段，两者几乎不分胜负。在星期六（12月5日）……据《朝日新闻》报道：比数是向井中尉砍死89人，野田中尉砍死78人。

一周以后，该报报道说他们两人都不清楚是谁选达到了100人的成绩，于是他们把目标提高到150人。“向井的刀刃在比赛中稍有损坏”，《日本广知新闻》报道说，“他解释说这是把一个中国士兵连钢盔带身躯全都劈成两半的结果。他声称，这个比赛很“有趣”。

这样的暴行并不仅仅发生在南京地区。这只是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人在中国训练其士兵冷酷麻木的典型。一个叫田岛的日本士兵提供的下述证词并不鲜见：

有一天尾野少尉对我们说：“你们还没有杀过人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些杀人练习。你决不能把中国人看成是人，要把他们看成是连猪狗都不如的动物。勇敢些！现在，自愿做杀人练习的，走到前面来。”

没有人动，少尉发怒了。

“你们真是一群胆小鬼！”他吼叫着，“你们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是一个日本军人。没有人自愿吗？那么，我就命令你们。”于是他开始点名，“大谷——吉川——上　野——田岛！”（天哪！叫到我了！）

我用颤抖的手举起我上着刺刀的枪，在上尉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中，慢慢向那个吓坏了的中国人走去，他站在坑旁，那坑是他帮助给自己挖的坟墓。我心里乞求他的原谅，闭上眼睛，耳边响着少尉的咒骂声，把刺刀猛地扎入那个吓呆了的中国人。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跌入坑里了。“刽子手！罪犯！”我骂自己。

对新兵来说，恐惧是自然的心理状态。在一个日本人的战时回忆录中，描述了一群日本新兵在他们目睹老乓把一群老百姓残酷折磨至死时，怎么也不能掩饰他们的震惊。他们的指挥官预料到了这种反应，井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所有的新兵都是这样，不过很快他们自己将做同样的事。”

但新军官也要有一个变得冷酷麻木的过程。一个名叫富永少壮的退役军官清楚地回忆起他自己从一个天真无邪的青年变成一个杀人机器的过程。当富永从广岛被派到39师团232联队时，他只是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新少尉。当他被介绍给他的部下时，富永惊呆了。“他们都目光邪恶”，他回忆说，“那不是人的眼睛，而且虎豹的眼睛。”

在前线，富永和其他新的候补军官都进行了集中训练，以加强他们对战争的忍耐力。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教官指着拘留区的一个瘦弱的中国人对这些军官说：“这些是供你们磨练勇气的活靶子。”教官日复一日地教他们如何砍头，如何刺死活战俘。

最后一天，我们被带到训练场。24个战俘被反绑双手蹲在那儿。他们被蒙着眼睛。已经挖好了一个长10米、宽2米、深3来多的大坑。联队长、大队长和中队长们都坐在安排好了的座位上。田中少尉向联队长鞠躬并报告说：“我们现在开始。”他命令一个杂役兵把一个战俘拖到坑边，当这个战俘反抗时被拳打脚踢。田中转向我们并轮流审视我们每个人的表情。“应当这样砍头，”他说着，拔出他的军刀。他用一个长柄勺从水捅里舀了一勺水，倒在刀刃的两面。他嗖嗖地挥掉了水，举起他的军刀呈弓形。田中站在那个战俘后面，稳了稳身子，张开双腿，随着“嗨！”的一声人头落地。人头飞出一米多远。从身体中喷出两股鲜血，流进坑里。

那景象是那么可怕，我觉得简直要窒息了。

但富永渐渐学会了杀人。而且也越来越熟练。他不再觉得他的部下的目光邪恶了。对他来说，暴行成了例行公事，家常便饭。回顾他自己的经历，他写道：“是我们把他们变成这样的。把家庭中的孝子、慈父、好兄弟带到前线相互残杀。把人变成了杀人的恶魔。3个月的功夫，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

一些日本士兵承认，对他们来说杀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所有个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一钱不值。东史郎这个曾经目睹了南京一系列暴行的日本士兵，在写给我的信中，对他的战友们的行为做了极好的评论。在京都府福知山的第20步兵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里，他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效忠天皇重于山，而我们的生命轻于鸿毛。”他回忆道，在战争中一个士兵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就是裹尸而还；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光荣，被敌人活捉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东史郎给我写道，“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就必然变得更不值钱……这种人生观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

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从南京大屠杀回来的老兵们都诚实地交待了他们经历的那种全然丧失同情心和犯罪的感觉，甚至在他们折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时也是如此。永福角户坦率地谈到南京陷落时他的心情：

我记得卡车拉着我们沿着一条已被清理的路行驶，不断穿过成千上万的被屠杀的尸体堆。当我们停下来，从背后抓住一群中国战俘时，野狗正在啃噬着死尸。当时日本军官建议测试我的勇气。他拔出军刀，吐了一口唾液在上面，突然他猛的一挥，那刀就落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蜷缩着的中国男孩的脖子上。顿时人头落地，身休向前栽倒，两股鲜血从脖子里喷出来。那军官建议我把这颗人头带回家作纪念品。我记得当我接过他的军刀开始杀人时，我自豪地笑了。

经过几乎60年的反省之后，永富角户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在日本当了医生，在他的候诊室里，他修建了一个悔悟神龛。病人们可以看到他在南京受到审判的录像带，以及他所犯罪恶的全部口供的录像带。这位医生的礼貌好客的举止和他令人恐惧的过去完全不相符，人们真难以想象他曾经是一个残忍的杀人狂。

“几乎没人知道，日本的士兵用刺刀挑起婴儿，活活把他们扔进开水锅里，”永富说，“他们结帮奸淫12岁到80岁的妇女，一旦她们不再能满足他们的性要求，就把她们杀死。我砍过人头，饿死过人，也烧死过人，还活埋过人，在我手下死去的人有200多。这真可怕，我简直成了动物并干了那些无人性的事。实在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我当时的暴行。我真是个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