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大山深处，有一个“缅甸村”。村民被当地人称为“缅民”或“回归户”，藏语里叫做“囊塔归巴”。他们是早年离乡逃往缅甸生活，又几经周折重返故里的人。

2年前，逃离西藏

“缅甸村”的正式名称叫西托拉卡，原本是一片山林。1986年，80岁的藏族老人伍金扎西带着全家26口人从缅甸回到故乡察隅，在此安家，一家人开始形成一个小村子。而在此41年前，穷苦农奴伍金扎西只身一人逃离了西藏。 洛松口述：

(洛松，伍金扎西的大儿子，1952年出生于缅甸，是西托拉卡村的最长者。文中口述根据2017年1月7日的访谈整理。)

我爸爸叫伍金扎西，就是察隅的巴嘎村人。他去年死了，110岁。他是家里老大，1906年出生的，就在这里的巴嘎村出生的。他是穷人，在这边太苦了，还有弟弟妹妹要养，兄弟四个，妹妹一个。实在没办法，就跑到缅甸那边去了。1945年，他去的时候39岁，一个人。他是穷人，没钱找老婆。

我爸爸有多困难呢?以前的话，没有裤子穿。穿的是皮子，牛皮那种，羊皮那种，没有多少布。没有鞋穿，都是光着脚走。你有10个东西，5个东西要给他们(旧藏政府)。比如你打到5个麝香，他们来了，吃完喝完，他们还要拿走3个。自己的土地，自己打的哦。还要给他们(旧藏政府)背东西，远的要背到印度那边去，一分钱都不给哦，不背就要打你。

实在没办法。他穿一件牛皮，带了点糌粑和茶叶，走了3天，到的缅甸。我爸爸后来告诉我的，晚上住山洞，天亮了就走路。到的时候(缅甸)那边有亲戚，有一个是他舅舅。到住的地方，(察隅)古拉的人也有、(察隅)日东的人也有、(察隅)下察隅的人也有。

我妈妈叫汪次祖，格达村人，她和我爸爸原先认识。我1952年出生的。应该是1950年，解放军什么时候到来(察隅)的嘛，她到的缅甸。她丈夫刚到那边就淹死了，她就跟我爸爸结婚了。她过来说中国那边要打仗了，会杀人，害怕了，就到缅甸那边来了。

丁曾口述：

(丁曾，伍金扎西的第四个儿子，1961年出生于缅甸。文中口述根据2017年1月11日的访谈整理。)

那时候说中国政府不好，不是哦，是(旧)西藏政府不好。百万农奴实在受不了那种日子嘛，跑到那边去的。那时候农奴生活本来就那么累那么苦嘛，那时候农奴需要交很多很多税，实在交不起。家里面小孩多，自己要跑来跑去顾不了家里，家里没法吃，太辛苦，太累，我爸爸就跑到那边去了。

洛松和丁曾的讲述让我们看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藏边境地区的边民离散是较普遍的现象。跟据2003年林芝地委、行署牵头成立的察隅县“缅民”情况调查组的报告，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察隅县竹瓦根镇日东、格达、吉公、巴嘎等一带的居民，有一部分人迁往缅甸密支那地区罗孟当县德西都辖属的桑当、西朱当缅甸村。

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伍金扎西就是较早离散到缅甸西朱当村的边民之一。1945年，他从察隅出发，用了3天走到缅甸北部山区的西朱当村，在当地定居并结婚生子。

逃到缅甸去!是什么原因让伍金扎西做出这个选择?

在1951年察隅解放前，察隅地区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广大农奴受到“三大领主”的压迫，没有人身自由，背负繁重的赋役。据统计，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制定和征收的差税达200多种。农奴户为噶厦和庄园主支应的差役往往要达到家庭劳动量的50%以上，甚至高达70%-80%。庄园农奴在生活中还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费税，不同庄园的农奴之间婚嫁要缴纳“赎身费”，小孩一出生就要缴纳“出生税”并列入领主的农奴名册，失去劳动能力被迫流落谋生者也要缴纳“人役税”，等等。对这些差役、赋税和敲剥的任何抗拒言行，都被视为犯罪而受到惩治。为了缴纳这些费税，维持勉强糊口的生计，农奴不得不进行借贷，而高利贷则成为进一步强化农奴人身依附关系的锁链。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这种还不清的高利贷，也就意味着农奴及其后代人身自由的丧失。如一位法国汉学家的研究所称：“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

在当时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像伍金扎西一样的穷苦农奴边民没有实力与旧藏政府对抗，离散成为他们寻求出路的无奈选择。

还有一部分人是在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驻察隅前后逃到了缅甸。在察隅和平解放初期，叛乱分子活动猖獗，再加上印军的挑唆和离间，新生的政权面临严峻形势。

洛松口述：

我爸爸先到，后面曾曾(伍金扎西的弟弟)也跑过去了。察隅一解放，曾曾就回来了。后来爸爸住的地方，古拉的人也有、日东的人也有、下察隅的人也有。是解放之后过去的，别人说解放军的坏话，骗他们的。不是缅甸那边的人骗，是这边的人骗他们。那时候不是说要打仗解放吗。村里人都说要打仗了打仗了，就说共产党解放军要打来了，到时候都跑不了，害怕了，解放军还没有到来，他们就跑到缅甸那边了。

丁曾口述：

我妈妈是日东那边牧区的牧民，格达村的。那时候慢慢慢慢解放西藏嘛，是因为听说谣言嘛，说什么解放军过来会把小孩子什么什么的，很残忍，有这样的谣言。跑的那些人嘛，不知道嘛，又被吓唬嘛，吓跑了，就跑到缅甸去了。

我们从察隅县档案馆查到了一些档案。印军政治上一贯采取欺骗宣传：

“共产党到处侵占印度领土，你们(藏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来了后把老年人全部丢在河里，年轻的给汉人当娃子。不要盼望中国帮你们了，中国连自己的都管不过来，你们可以不劳动只给我们背运的钱就吃不光了”“西藏山大，哪会修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还有东西给你们”。

洛松的母亲汪次祖就是听到印军的欺骗宣传后，离开了察隅到缅甸去。

由于察隅县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交汇的高山峡谷地区，正好处在詹姆士·斯科特所说的“Zomia”地区的边缘地带。“这个巨大的区域位于9个国家或地区的边缘，却不在任何一个中心上”，恰好“给逃避国家的人提供了庇护所”。所以只要边民越过中缅边境的几个山口，进入“Zomia”地区就有机会躲避旧藏政府的统治。

而当时中缅边境模糊不清的边界线以及几乎不存在的边防管理，给边民提供了便利。只要翻过横亘在中缅边境的几座大山，边民就能从察隅逃到缅甸。那时，有个消息在边民中流传，在缅甸的深山里有个地方叫“囊塔贵”，那里“没人管你”，“什么都是你的”。几山之隔的“囊塔贵”成了一些边民的向往之地。伍金扎西和他的妻子汪次祖先后离乡去了那里。

41年，他乡不是故乡

伍金扎西到了“囊塔贵”，在那个“没人管”的“野人山”开始生息繁衍。但40多年间，他和家人一直没有获得缅甸国籍，也难以离开这片山地，始终是流落异乡的“外国人”。

洛松口述：

爸爸到那边怎么生活?那边有人，也是藏族的，认识的，是亲戚，有一个是他舅舅。我爸爸住在别人家里，什么都没有，锅也没有。

爸爸到缅甸是什么时候嘛，我晓得。以前，他们到的时候，缅甸没有世界(没有政府的意思)。英国人在管着缅甸。后来日本又来……在缅甸打起来了。是1948年吗?英国出去了，日本又打完出去了，再后面慢慢缅甸世界就到了嘛。我爸爸那个时候缅甸好，缅甸没有人(政府)在的，这里没人管你，你有那么多东西都是自己的，哦呀。

伍金扎西历经艰险到了“囊塔贵”，借宿在一个舅舅家里。慢慢地，他知道这个地方叫西朱当，是缅甸密支那地区罗孟当县的一个村子。

伍金扎西还发现在西朱当村的周围有一些羌族人的村落，稍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从中国云南搬来的独龙族人的村落。西朱当村也已经住了一些来自察隅的藏族人。这些人都是不堪忍受当时旧藏政府的苛捐杂税和“三大领主”的奴役，向往着心目中的“囊塔贵”，从西藏察隅逃到缅甸的。没过几年，又有一波藏族人从察隅来到了这里，住在西朱当村以及附近的桑当(Samdam)和木登(Mudong)这3个村子里。

伍金扎西到了西朱当村以后，渐渐觉察到这里和家乡察隅有很大的不同，就像之前在边民中流传的说法，“没人管你”“东西都是自己的”。伍金扎西逃到西朱当是1945年。而事实上，1886年英国将整个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之后上缅甸由英国政府负责管理。伍金扎西他们一心向往的“囊塔贵”所在之地是一片“野人山”。这一片山区历史上早已是中国茶山、麻里两土司的管辖地。但是英国拒不承认中国在此区域的主权，并建议此处为两国的“瓯脱”地，即将之视作在疆界不确定的情况下，两国都不管的地方。随后，在多次中英边界谈判中，中方一再失利，“野人山”逐渐为英国所侵占。

贫苦农奴伍金扎西深处压迫之时，自然向往这样的“无政府”状态，这是他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家乡逃到缅甸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囊塔贵”，不用向旧藏政府缴纳税赋，不用向农奴主偿还高额利息，也不用无偿地为农奴主劳动、服差役。在他留给后人的记忆中，即便“野人山”是那样的不利于生存，他初到“囊塔贵”时，也觉得“那个时候好”，已经非常满足。

西朱当村在山区深处，山多路窄，交通不便。出行、运输全靠脚力。从村子到乡里要走3公里，购买必需品还经常要穿过两个县到达布达乌县(Putao)，来回就要走1个月。伍金扎西和他的家人长久生活在这里，一切都靠自己。

笔者2017年1月与洛松的访谈：

问：那时候国家(缅甸)、县里、乡里基本都不管你们?

洛松：不管。不算我们是缅甸那里的。人口(登记)上没有我们。比如缅甸有个人口(登记)，乡里面有几个人这样子嘛，就没有我们。

问：你们到那边，人家不认你们?

洛松：就是这样吧。我爸爸就是巴嘎村人，妈妈就是格达村人，他们两个下来了缅甸，缅甸人不算他们，外国人算的。外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嘛。

问：他们不把你们算作缅甸人?他们什么东西什么福利都不给你们?

洛松：不给。

问：那就是你们自己去找吃的，找喝的?

洛松：朋友之间给哦!我认识你嘛，你需要的给嘛!你那里什么东西我那里送，我那里东西你这里送。国家事情......什么都不给我们。

问：就是缅甸那边有你认识的朋友，你需要什么他们会给，但是国家不给帮助?什么都不给?

洛松：国家不给，什么都不给。我们国家给的东西(在缅甸)什么都没有见过!

丁曾口述：

我爸爸到缅甸，还有察隅这边那些人到缅甸，就是客人嘛、外人嘛，把我们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没有权力，根本就没法说。他们想什么时候让我们走就什么时候让我们走，他们把我们当成客人嘛!客人肯定不可能待得长久嘛。他们(缅甸政府)不管我们，我们生活只能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嘛，如果你能干就有吃有喝，你不能干，就算你变成野人一样，也没人管你的。就是靠自己嘛!

“野人山”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因此，生产、生活和社会运行只能依赖自给自足以及亲友邻里之间守望相助。随着缅甸政府管理的不断深入，那里不再是法外之地。但几十年间，缅甸政府不会过问他们的生计，也不认可他们的身份。据洛松的说法，就是把他们当作“外国人一样的嘛”。此外，当地偏僻贫困，商品匮乏，甚至常有土匪出没，战争不断。这种生活状态给伍金扎西和他的后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

回家，义无反顾

1986年，在缅甸生活了41年的伍金扎西已经结了三次婚，有了一个大家庭。他再次做了一个选择——带着大家庭回察隅。

洛松口述：

毛主席……我们在缅甸那个地方听说了。周总理也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嘛?缅甸那边那时候盐巴啊、清油啊什么的都特别少。盐巴要到下察隅，到中国那里买。到日东那边买东西，就会给你发小本子，我们就是这样知道毛主席的。我看到了，毛主席下巴上有一个痣哦，那是观音菩萨给他的。毛主席说，中国这么多个民族，吃一起、喝一起，我们是一家人嘛。

后来我们听说中国那边变好了，不打仗了，共产党解放军政策好。我们在缅甸那边缅甸政府不管我们嘛，登记的时候写了什么字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外国人”的意思嘛。他们拿我们当外国人一样。吃的、喝的、穿的，什么都不管，都是自己的事情。周总理到缅甸那边以后，他们给我们每家发了一袋大米，20斤的，说是中国给的。

我爸爸的弟弟就是曾曾，他后到缅甸这个地方来的，在缅甸讨了老婆。等到那边(中国西藏)解放了，他觉得缅甸不好，又跑回去了。后来他在察隅县当官了。1984年，我爸爸被毒蛇咬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的孩子没有一个知道老家在哪的。他就带我到中国来，我是大儿子嘛。曾曾告诉了县里的人，他们部队上的人，开车把我们接过来了。还给我们换了新衣服、新鞋子，吃的、喝的都送来了。他们跟爸爸讲，你们本来就是藏族人，是中国人，那边有多少人，都回来吧。走的时候，他们又开车把我们送过去的。1984年我和爸爸回来过一次，1985年我们就在缅甸办手续，1986年就回来了，是这样子的。

1986年5月25日，我爸爸带着我们一家子26个人从缅甸过来了。赶着牦牛，经过45号界桩，一个半月时间到的。住在现在察隅电站那个坡子上。我们到了后，县政府、边防、公安、法院都来了，给我们带来了糌粑、苞谷、荞麦，吃的、穿的都给了。我们都到巴嘎村里面住了，爸爸和白玛旺秋留在那看牦牛。一个月后，县里面让我们到了这里(西托拉卡)来住。这里一片树林嘛，他们给我们送来铁锹、砍刀，我爸爸带着我们一起砍树、耕地、建房子，再慢慢才像现在这样子的。

伍金扎西近80岁时被毒蛇咬伤，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想到了家乡，他的孩子们不知道故乡在哪，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没有根的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家是离散在外的人最向往的地方，这是对故土的眷恋。他虽然在缅甸生活，但村落附近大多是从西藏离散到缅甸的藏族人，他们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生存的地理空间变了，文化的空间却相对稳固，这是离家之人故乡情结的共同表达。一旦时机成熟，回家就义无反顾。

伍金扎西到中国购买盐巴时，看到了察隅的变化，家乡在变好，不再是自己走时的那个样子。在缅甸从多方听到的中国的消息，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判断。在上世纪70年代，伍金扎西一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在缅甸的生活开始好转，成了西朱当村比较富裕的家庭，他和儿子洛松还先后当上了村长。但是与家乡人相比、与在察隅生活的弟弟妹妹们相比，伍金扎西一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好多少。再加上伍金扎西在帮助中国勘界人员到中缅、中印边境勘界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回到中国可以给予帮助”的承诺，带着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回归，自然成为了他的选择。

31年，重建幸福家园

伍金扎西举家回归，至今已有31年。他回到家乡又生活了20多年，去世时已有110岁高龄。他从缅甸带回的家人们已经在西托拉卡村扎下了根。

回归之初，由于当时还没有正式获得中国国籍，他们的行动范围有限，“上不得过德姆拉山，下不得过下察隅钢桥”，但西托拉卡村民可以参加村里的会议，参与政治生活。2006年，西托拉卡所有“缅民”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热爱着自己的家园。

丁曾口述：

现在你看嘛，我们察隅县竹瓦根镇领导，好的!察隅县领导，都好的。现在我们共产党，活菩萨的一样。现在你看嘛，老百姓什么都有嘛，国家的钱给，吃的也给。现在我们，你看，单位人一样嘛，工资全部有嘛!我汉话不太懂，懂的话我跟你好好说。现在的话，我们中国国家，可以!今天我们说的嘛，我一点都没有假话，真正的说了。

驻村的人喜欢我们村，我们村比别的一些村听话，驻村的人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照做。驻村的人有什么好吃的，会喊我们去吃，我们也一样，互相都要好。你对我好我自然对你好，我们有什么好吃的，也会喊他们，我们关系非常好。谁要是说驻村的人不好了，那肯定是他自己不好。

我们西托拉卡有差不多五年了，我弟弟当村长，我们拿奖状、奖金。真正在我们大村的话，拿第一哦。领导他们看重我们，户长要带头做好，路面、每家每户都要干干净净。

现在西托拉卡是村委所在地，有林芝市商务局下派的4人驻村工作队常驻在这里，负责维稳、生态保护、基层组织、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西托拉卡村每户至少有1人是党员，此外还设有户长2名，村级护林员、村医、民兵队长、村妇女主任、科技特派员各1名。这些职位均有岗位工资。每年村民可以获得国家的生态林补贴、草场补贴和边境补贴。2015年，西托拉卡村每户获得了3万元的房屋改造补贴。

2009年3月28日，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活动中，西托拉卡村的全体村民精心准备了一个舞蹈，舞蹈的最后一个动作是高高举起毛主席的画像。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展示西托拉卡人的幸福生活，表达全村村民对共产党的感激和对国家的热爱。这一举动获得了满场喝彩，西托拉卡村的舞蹈节目最终获得了第一名。西托拉卡村的故事也成为了察隅县的一段佳话。

结语

“离散”与“回归”是人类学关注的两类移民现象，无论是离散还是回归，其中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复杂原因。伍金扎西的个人生命史中所经历的离散和回归，不仅是西托拉卡人的故事，也是整个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在边界一线的许许多多故事的缩影。

边民的离散与回归，无疑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治”还是“不治”，“善政”还是“恶政”的晴雨表。就中国而言，那个曾经千疮百孔，边疆松弛，边民离散的时代早已过去。一个已经富裕强大起来的中国，正以她豪迈的姿态屹立于东方，这无疑是吸引曾经离散的边民回归的真正原因，也是对西托拉卡村故事的最好注解。

【附录】田野素描：大山深处的西托拉卡村

周建新初访“缅甸村”是六年前。2011年7月，他带着3名研究生深入西藏察隅县调研，偶然听当地人说起有个“缅甸村”，就驱车前去探访。原来这是一个从缅甸返回的藏族人聚居而成的村落，正式的名称叫“西托拉卡村”。2016年7月，周建新带着5名研究生再次深入西托拉卡村开始真正的田野调查。2017年冬，他又派出研究生杨猛住村调研了70天。在细致的田野考察中，伍金扎西老人的生命历程逐渐清晰。人类学家的讲述，让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藏族人从故乡离散，又带着全家人回归故里的故事。

察隅县是西藏自治区重要的边境县，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东临云南，北邻昌都，西接墨脱，南与印度、缅甸交界，边界线总长588.64公里。其中，中缅边界线长187.64公里。很长一段时间，中缅边境上的边界线模糊不清，缺乏边防管理。从1960年5月开始，中缅两国政府根据《中缅边界条约》的规定，进行了边界勘察和边界树桩工作。1961年10月13日签订《中缅边界议定书》，于1962年2月22日生效，正式划定中缅边界，西藏段竖立了3根界桩，编号为44、45、46。这样，中缅边界西藏段才最终以法律形式界定清楚。

因地处边陲，环境险恶，历史上察隅是西藏流放囚犯的地方。其政权归属在康、藏之间几经更迭，再加上20世纪初，英国图谋西藏，察隅地区屡遭侵扰，因此战乱频发，久不安定。

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驻察隅，察隅县得以和平解放，才终获安定局面。但即便如此，一些敌对分子依旧预谋叛乱，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始终是引起中印摩擦的不安定因素，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的“瓦弄战役”就发生在察隅县境内。

察隅解放后，1951年桑昂曲宗解放委员会成立;1954年桑昂曲宗划归昌都;1959年桑昂曲宗解放委员会撤销，改称桑昂曲县，成立县委、县政府;1966年桑昂曲县改称察隅县;1986年，察隅县由昌都地区划归林芝地区管辖。与此同时，经济、民生、边防等建设也稳步推进，察隅逐步改变了旧藏政府时期落后、贫困的面貌。

当地人所说的“缅甸村”——“西托拉卡村”位于察隅县城向西近20公里处的一块台地，四面环山。201省道从村口穿过，沿着桑曲河向察隅县城方向延伸。村里有15户人家，65人，仅1人是汉族，1人是羌族，其余村民全是藏族。现在村里生活的老人中，还有11人是出生在缅甸，后来跟随伍金扎西回国的。

全村有耕地120亩左右，种着青稞、苞谷、鸡爪谷和荞麦等作物，能有少量盈余出售。每家饲养着牛、猪、鸡等家畜家禽，住宅附近都有温室菜地，种的蔬菜可供全年食用。每年的5月到8月，西托拉卡村民都要到清水河一带的高山上去挖虫草，每年每户大概能有1万元左右的收入。农闲时间，男人们会到附近工地打工，贴补家用。此外，国家的草场补贴、生态林补贴、边境补贴等也是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