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南，两千多年前就开辟了西南丝绸之路，连接中国西南与印度的缅甸成为最早与中国发生交往关系的地区，也是双边陆上交往关系最为频繁、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但是，在元朝之前，双边交往的规模实际上相当有限，明清两代有较大发展，又几经曲折，导致中国在西南方向的对外开放甚至有所退缩，1850年代到1940年代才发展了近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但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时局变化而几近中断。何以如此？回顾2000多年来缅甸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历史，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反思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西南的对外开放，仍有着借鉴的意义。

云南保山：“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一、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到“宋挥玉斧”、元蒙灭大理国

早在公元前两个世纪时，从中国的四川到印度的交通线已经开辟，在中国史籍上，这条道路称为“蜀身毒道”，交通线经过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不仅有助于中印文化交流，而且对当时缅甸境内各部落的历史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公元前后，当缅甸的居民开辟草莱、发展生产，开始建立国家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成熟、发达的文化。从这一时期开始，缅甸同中国和印度都发生了密切的交往关系，缅甸各部落对外经济交往的发展和一些部落逐步发展为早期国家，都同这条交通线开辟之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文化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69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中国东汉王朝在今云南保山地区设永昌郡，开辟了永昌道，促进了中国西南地区对缅甸、印度的交往。随着中国封建王朝在云南西部地区建立行政机构，缅甸境内较大的早期国家或大的部落敦忍乙、掸国、僬侥等开始同中国有了政治性的联系，有的还派出使团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建立了友好的邦交关系。

公元3世纪时，对中缅关系有深远影响的事件是蜀汉政权诸葛亮南征。公元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削平地方豪强大姓势力，平定南中，而南中地区的西南部分，正是东汉时期的永昌郡。诸葛亮采取措施，调整郡县设置，加强蜀国对永昌地区的统治，对于今云南镇康、耿马、景洪接壤的缅甸北部地区的发展，也有影响。明代杨慎的《滇载记》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公元4世纪到6世纪，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陷于南北分裂，王朝相继更迭，战乱异常频繁，影响了双边官方关系的发展。当时缅甸的骠人建立的诸小国已经兴起，中国史籍也已经对骠人的情况有所记述，反映出双方尤其是民间仍然有交往。

公元7~9世纪，中国正当强大的唐王朝时期，在云南则有统一的南诏地方政权，而缅甸的骠国在7~8世纪时也正处于兴盛时期。中缅之间的交往出现双边关系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云南与缅甸、印度的通道在汉代初步形成的滇缅印道的基础，又有较大的发展。当时形成了三条通往天竺（印度）的道路，这在《新唐书·地理志》、樊绰《云南志》等著作中有详细的记述。第一条即唐代贾耽所记的“安南通天竺道”的西段南路，为南诏经骠国通天竺道，从羊苴咩（今云南大理）出发，经永昌故郡（今保山）、诸葛亮城（方国瑜先生考为今龙陵）、乐城（又称些乐城，方国瑜先生认为即在麓川，今瑞丽）进入骠国，沿伊洛瓦底江南行至卑谬，向西翻越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今印度东北部的曼尼坡）。第二条即南诏西通天竺道中路，也是从羊苴咩城（今大理）出发，经永昌（今保山）、诸葛亮城（今龙陵），向西至丽水城（伊洛瓦底江）、龙泉水（勐拱河）至安西城（今缅甸猛拱），再西渡弥诺水（钦敦江）至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阿萨姆东北），又西渡大岭，就抵达东天竺（《新唐书·地理志》）。这条道路，从羊苴咩一直往西，必须翻越怒山、高黎贡山及缅北掸邦野人山，渡过澜沧江、怒江及伊洛瓦底江及其上游钦敦江等大江，虽然是滇缅印交通的捷径，也是一条非常艰险难行的道路。第三条即南诏西通天竺道北路，路途更为曲折遥远，实际上联系了缅甸西北部、西藏南部和印度，该条通道从羊苴咩出发，经永昌、腾冲，往西北经宝山城（今昔马），然后北行，过金宝城（缅甸密支那），再往北至大赕（即广荡城，今缅甸葡萄）。由大赕往西翻越大雪山，至东天竺（印度阿萨姆）；由大赕继续往北，有道通吐蕃（今西藏）赞普牙帐，吐蕃常有商贾至大赕与南诏和天竺商人贸易。

唐代滇缅印之间的通道虽然较汉代更多，但仍然是路途遥远，艰险难行，尤其是滇印之间，还要在高山峡谷间辗转才能到达，极少有人一路走来。但是，滇缅交通确实是大为通畅了，而且，南诏与唐王朝在大部分时间里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因此，骠国不仅与南诏交往，而且通过南诏与唐王朝发展了关系。公元801年六七月间，骠国国王雍羌派王子舒难陀、大臣摩诃思那等率领一支人数众多的使团来中国，随同使团同来的乐工就有35人。他们于同年11月到达南诏首府（大理）后，由南诏的译官陪同，向成都进发，12月间到达成都，受到四川节度使韦皋的接见。公元802年2月（唐德宗贞元十八年），骠国使团到达长安。公元806年骠国又遣使来唐。南诏与骠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也较为密切。据《新唐书·南诏传》，南诏“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板为一”。南诏本身并不产贝，都由缅甸沿海地区输入。9世纪中叶时，南诏势力强大，也曾进攻骠国其及属国、邻国。据《云南志》记载，公元832年，南诏军队“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余人隶属拓东（今云南昆明），令之自给”。公元835年，南诏军队又攻破弥臣国，“劫金银，掳其族三千人，配丽水（伊洛瓦底江上游）淘金”。

公元10世纪60年代，宋王朝在灭后蜀政权后没有一鼓作气南下进兵云南。尽管所谓“宋挥玉斧”之事还可考证，但宋王朝没有积极向西南推进、通过云南从陆上向西南方向发展对外关系却是事实。因此，尽管缅甸在11世纪就出现了统一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强大的缅甸蒲甘王朝，但是，宋朝与蒲甘王朝建立正式关系，却始于宋军灭蜀后150年的公元1106年。当时北宋王朝根据尚书省的意见，对蒲甘以大国之礼相待。《宋史》卷489《外国传五·蒲甘传》说：“蒲甘国，崇宁五年（1106）遣使入贡。尚书省言：今蒲甘乃大国，不可下视附属小国。”从12世纪中叶起，南宋只是采取守势寻求苟安，所以对东南亚的看法表现了一种逐渐濒于绝境的帝国的独特心态，认为东南亚是否对它有用，大多是从经济利益着眼。宋王朝和西南地的关系，尤其是与云南的关系，也比唐代疏远。尽管蒲甘王朝直接派遣使节到宋朝，还与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关系密切，并通过大理国与宋王朝发生交往关系。

总结从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到13世纪中叶元蒙灭大理国大约1500年间中国西南向缅甸、印度方向开放的历程，尽管也经历曲折发展，时而受到阻隔，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道路逐渐拓宽，交往趋于增多，作用增强，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王朝强盛和重视西南地区时。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中，“西南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国西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通道的代名词。

但是，由于山川阻隔，艰险难行，沿途又存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许多不同的族群以及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沿线大部分地区社会发展总体上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彼此之间在经济上的互需有限，除了少数几次使节、使团往返较为突出，宗教文化上也有一些影响，交往的规模和水平受到种种限制，向缅甸、印度方向的开放总体上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发展阶段。对这一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作用作过高的评价，并不符合实际。

二、元代以来古代中国面向西南对外开放的发展

（一）元代设置云南行省、直接统治云南的政策和面向大陆东南亚的“昆明观点”

在涉及通过中国西南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方面，元代与此前中国历朝有着明显的差别，直接统治云南即是其一，这对元朝对东南亚尤其是大陆东南亚的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汉代虽然在云南设永昌郡，但是，实际上的统治和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也没有大批的军队和人员随之而来，没有开通和拓宽道路、也没有在云南建立全面的有效统治。

元蒙军队在1350年代攻占云南后，就设立云南行省，对云南进行全面统治。元朝统治的云南行省包括了缅甸北部地区。元王朝在云南一直保持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派精锐部队驻守战略要地，实行军事统治。还建立屯田制，把当地民众编为军户，军巡边戍守，强化了对边远地区的控制。这就使得元朝“在与东南亚内陆国家的交往中，陆上采取新的外交和军事主动。而且，关于商人的地位和作用，也突破了儒家思想的限制，允许商业的独立发展。这就完全改变了中国—东南亚之间经过云南的陆路关系的性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从此不仅有了一个在新的帝国观点可供强大王朝在初建时重申，而且有了一个经陆路到东南亚的‘昆明观点’，历久不衰。这一观点比起任何从泉州、广州（后来还有上海和厦门）的海上观点更为坚实稳定”。

（二）元代推进了滇缅关系和向西南开放的全面和较大规模的发展

在元朝与东南亚的关系中，缅甸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对于后来中国向西南方向的开放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3世纪50年代元蒙攻占云南后，云南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个行省。元蒙势力与缅甸蒲甘王朝争夺金齿地区（今保山、德宏及境外地区），以及忽必烈政权要求蒲甘国王称臣而缅王不从，引发了元蒙与蒲甘王朝的战争。1287年元军攻占蒲甘。元军撤离后，蒲甘王室的后裔乔苴名义上仍然是蒲甘国王，对元朝三年一贡。1299年，掸人三兄弟推翻缅王乔苴的统治，元朝应乔苴之子的请求，出兵干预。1300年，元军包围木连城，久攻不下。统兵元将借口炎夏瘴疠，撤兵而回，但元朝与蒲甘王朝的战争以及在缅北地区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中国内陆在缅甸方向对外关系的发展尤其是滇缅交往得以大规模发展。

元朝推进了中国内陆在缅甸方向对外关系的发展尤其是滇缅交往得以大规模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元朝在云南设立行省，直接统治云南，使得中央政府得以直接以云南为基地向西推进对外交往。二是元朝在今缅甸北部地区有直接影响，并设立土司制度，统治着其中一部分地区。1303年，元朝撤销征缅省，但缅甸对元朝保持着朝贡关系。1330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元设木邦军民宣慰司，木邦地区包括今缅甸北部腊戍、孟密等地区。1338年（至元四年），元朝又设邦牙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并总管府，治地在今曼德勒西南。三是元朝派几万大军征缅，拓宽滇缅通道，打破双方因“山川延邈，道里修阻”而不能进行大规模交往的交通制约，尤其是元朝在云南、特别是在滇缅道上设驿站，为滇缅道的畅通提供了交通制度上的保障。元军占领云南后，就着手置驿站。至元七年（1270年），已在鄯阐（今昆明）、金齿等地设站。至元十六年（1279年）纳速刺丁将大理军抵金齿、蒲缥、曲腊、缅甸界内，“即立站递，设卫送军”。至此，滇缅道上，驿道畅通。1300年（大德四年），元朝“增云南至缅国十五驿”，云南到缅甸的驿路，起自大理，经永昌（今保山）腾冲进入缅甸。它的开通与完善，大大便利了滇缅之间的交往。

正是由于元朝在上述三个方面远远胜于此前中国封建王朝的举措，中国与缅甸交往的水平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虽然此后两国间的关系也包括了若干次战争，但主流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与联系空前地密切起来，影响巨大而深远，非元代之前可比。据缅甸史籍记载，1301年进入缅甸修建皎克西水利工程，并开凿了墩兑运河。缅甸北部的玉石矿，也是在13世纪元朝时期，由云南商贩首先发现的。开采玉石的技术，也由中国传入缅甸。缅甸北部的玉石通过滇缅陆路商道运入云南腾冲加工，也始于元代。可以说，元代开辟了滇缅之间的“玉石之路”，其作用和影响一直延绵至今。元缅之间虽一度发生战争，但总的来说，元代中国西南与缅甸的关系特别是经济贸易关系，比宋代还要密切。更为重要的是，元朝的这些政策和举措，也对元以后中缅关系和中国向西南开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元代云南在对外开放、影响中西关系、中印关系发展方面还有三件大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由于元代拓宽了滇缅之间的通道以及战争和民族关系上的原因，滇缅与印度东北部之间的通道更加通畅。原来居住在中国西南瑞丽江流域的一支傣族，就是在13世纪迁徙到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在当地建立了阿霍姆（阿洪）王国。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然生活在当地，保持着傣族的一些生活习俗。第二件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1280年代经中国内地到云南，并且一直走到中缅边境地区，在《马可波罗纪行》中留下了他对这一番经历的记述，这是西方人最早对云南的记述。第三件是印度僧人指空在14世纪初来云南，从1315年到1320年在武定狮子山至少住了六年，在当地扩建了正续寺，后来至上都（滦京）见元帝，到高丽弘扬禅学，于1363年圆寂，他不仅是元代对中国西南禅学以及对元帝崇佛有重要影响的高僧，而且在印度、中国、朝鲜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影响。

但是，元中后期的统治政策和对外关系趋于保守，在西南对外开放方面，也失去了继续推进的势头，没有能够取得新的进展。

（三）明代中国西南陆上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对缅甸的关系

1.明朝前期对缅关系是要全面推进滇缅边境经济的繁荣兴盛

14世纪60年代以后，也就是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缅中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得到发展。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明军攻破云南，打通了与缅甸直接交往的道路，也承袭元朝对缅甸地区的政策，设置土司，并且在地域上有所扩展。1382年明王朝即通过八百媳妇国（泰国史上的兰纳王国，在今泰国北部）“谕意”缅甸入贡。今缅甸境内很大一部分地方的各族上层分子，在此后—个时期先后接受明朝的“土司”封号。当时，明朝在今缅甸广大地区先后设置土司有：孟养军民宣慰使司，始设于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1404年（永乐二年）改为宣慰使司。其地东起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伊洛瓦底江上游，南至实阶省北部的杰沙，西北至上亲敦县。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始设于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初为府，1404年（永乐二年），改为宣慰使司，其地相当于今缅甸境内到萨尔温江以西的掸邦地区。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始设，为缅中宣慰使，不久即废。1412年（明永乐十年），复置为宣慰使司。缅甸宣慰使司的范围，在今缅甸中部地区，北起太公城，南到蒲甘，驻地为阿瓦。茶山长官司，1407年（明永乐五年）始设，其地在今云南怒江西南、腾冲县北部境外的小江流域。里麻长官司，1408年（明永乐六年）始设，其地在今伊洛瓦底江上游迈立开江以东，恩梅开江以西地区，即江心坡一带。当地居民“峨昌夷”，系近代阿昌族和一部分景颇族的先民。孟密安抚司，1486年（明成化二十年）始从木邦分离出来另设孟密安抚司（明万历年间才改为宣抚司），其地在今瑞丽江入伊洛瓦底江以东的地区，治所在今缅甸蒙米特。孟艮衔夷府，1405年明（永乐三年）始设，其地在今缅甸掸、邦景栋地区，府治在景栋。底元刺宣慰司，1424年（明永乐二十二年）始设。“底元刺”，即“东吁”，在今缅甸锡唐河流域。据《明实录》记载，底元刺土司在1425年（明仁宗洪熙元年）和1430年（明宣宗宣德五年）派人入贡，但此后即不见于中国史籍记载。大古刺军民宣慰使团，1406年（明永乐四年）设，在今缅甸勃固地区，当时孟人在此建立政权。

明初之所以在今缅甸境内的那么多地区设立了各种名称的土司，其重要原因，是蒲甘王朝瓦解后，缅甸各地出现了许多并存的地方势力，他们统治的地域不大，力量较为弱小，彼此之间，时有战争。而中国的明王朝，是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因此他们纷纷向明王朝纳贡称臣，求得支持。明政府按当地的传统治理这些地区，有时也派遣使节到这些地区去宣慰和册封统治者，听取有关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长官的报告，调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但是，由于山川险远，交通不便，主管这些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的云南三司，对他们常常是鞭长不及马腹。而明王朝在设置这些土司之后，也没有着力经营。因此，这些土司大多只是在明初受到明王朝的册封，偶尔也遣使纳贡，后来就渐渐断绝了与明王朝的关系，如大古剌、底元刺等均属此例，它们的地位实际上是独立的。

尽管如此，在16世纪中叶东吁王朝崛起之前，上述大部分土司地区与明朝之间尤其是云南地方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明朝初年在昆明设“缅字馆”，它的任务除了接待缅甸来使、培养缅语翻译人才，还包括招待来云南贸易的缅甸商人。缅甸商人来昆明，先到“缅字馆”，通过翻译后，再与云南商人进行贸易。1405年（明永乐三年），明朝在云南设置“市舶提举司”，接待经由云南遣使入贡的诸国和诸土司的使团，这些贡使往往在云南进行贸易。为适应与缅甸关系发展的需要，明王朝在首都设立缅甸邸，接待缅甸来使，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培养兼有礼宾、翻译职能的“通事”。1407年（明永乐五年），明政府设置“四夷馆”，“缅甸馆”为其中的一馆，其作用是培养中缅交往中语言、文字翻译人员。在“四夷馆”中担任教员的，有的是旅缅华侨。这一时期受明廷招聘入“四夷馆”的有寸文斌、寸玉、寸惜阴等。

这一时期中缅主要是滇缅经济文化交往继续发展，云南德宏地区的傣族在音乐舞蹈中“作缅国之曲”。缅甸的小乘佛教可能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云南境内的德宏和西双版纳。这主要是由于双方的民间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中缅边境各族人民“檐相邻而同井饮，籍虽两国之民，居处难分”。缅甸宣慰司等土司地区同中国内地和云南之间的交往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明孝宗实录》载，弘治十三年（1500年），云南巡抚谢朝宣在给朝廷的奏文中就已称“臣闻蛮莫等处乃水陆会通之守，夷方器用，咸自此去，货利之盛，非他地比。……又闻江西、云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违禁货物”，“彼馈送互市”。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虽然写于16世纪中叶，但反映了14世纪中叶以来即中国明朝初年以来的情况。据该书记载，“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今八莫）以下，地饶五谷。当国初（指明朝初年）兵力盛时，翦荆棘为乐土，易鳞介以衣冠”。在孟密土司境内，“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出现了“估客云集”，“商贾辐辏”的盛况。江头城（今缅甸八莫，一说杰沙）商业更为繁荣，“爽道有走廊30里，至摆古等温城”。不仅如此，“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这个江头城是当时这一地区经济发展与中缅经济、文化交往的产物。

在印度方向，14世纪以后，滇缅印之间的交往似趋于衰落。由于佛教在印度基本上趋于消亡，相互之间的交往失去了宗教上的动力。明代已不见有佛教僧侣往来于中印之间，也不见有滇印之间贸易的记载。中印之间的交往，在这一时期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

2.明朝后期丧失了向西南方向对外开放的优势

1551年东吁王朝统一缅甸后，就开始向周边地区进行扩张。在北方，东吁王朝的侵夺对象是中国明王朝统治之下的云南边境地区。16世纪后半期的缅甸已成为东南亚大陆最强大的势力之一，而且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但是，不谙缅情的明王朝却仍然把缅甸列为云南省督抚管辖下的土司。这对于了解缅甸政治的任何方面都是有妨碍的。明代封建统治者把边疆民族地区以及周边朝贡国家和地区视为无足轻重的“化外之地”，满足于“四夷来贡”“八方来朝”的虚荣。明太祖朱元璋就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在明王朝这样的思想和政策的指导下，承平无事之时，云南边疆还能保持平安开放，而一旦缅甸一方发生重大变化，强大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边境地区反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由于明王朝对云南边境的军事形势和东吁王朝的实际情况昏昏然，这就使云南边境的土司陷于孤立无援的不利处境。当东吁王朝的军队节节向北推进时，中国云南边境的孟养、木邦等地的土司却“内相吞噬，自撤其桑土之防”，“加以地界于荒远之徼而文告罕通，兵脆于承平之虞而土司习怯”，使得东吁王朝的军队得以乘乱乘虚而入。缅甸国王莽应龙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并用，在攻占阿瓦以后的几年中，东吁军队“掩袭孟养”“攻打景迈（八百）”，“胁服木邦”。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孟密司思真和他的儿子思汉相继死去后，其家族“嫡庶相争，境内大乱”，东吁军队乘虚而入。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东吁统治者利用云南边境土司地方政权的矛盾，诱降了一些土司。1575年（万历三年），缅军10万入侵干崖，宣抚拍举的弟弟拍亨逃入保山。这样，到1575年，木邦、蛮莫、陇川、干崖等地都已处于东吁王朝的控制之下。1579年（万历七年），缅军攻破孟养。

1581年，莽应里继莽应龙之后成为东吁国王，开始大举入侵中国云南边境地区。1582年，东吁军队攻破干崖，进入姚关（在今云南施甸县姚关），进攻顺宁（今云南风庆）、盏达（今云南盈江县莲花街）。缅军所到之处“杀掠无算”，给当地带来极大的破坏，才使明廷为之震惊。云南总兵沐昌祚从昆明移驻洱海，调动数万军队分道出击，明王朝也派出南京坐营中军刘为腾越游击，武寻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军，赶赴云南前线，刘和邓子龙指挥的军队在当地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的配合下，大败缅军于姚关以南的攀枝花，收复了湾甸、耿马等地。刘的大军长驱直入陇川，收降岳风，接着又收复孟养、孟琏（今云南孟连）。1584年（万历十二年）2月，刘在威远营（蛮莫旧城瑞亨山）筑坛誓众，参加者有孟养、木邦、陇川三地的宣慰使和孟密安抚使，誓词是：六慰拓开兰宣恢复诸夷格心求远贡赋，洗甲全沙藏刀思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

1583年到1584年，明军的自卫反击以胜利告终。但是，16世纪末明王朝的统治已日趋腐朽，云南地方将官贪贿勒索，使得云南边境有的土司又投靠东吁王朝。因此，中国方面没有能够巩固自卫反击所取得的成果。1585年冬，蛮莫安抚使思顺再次投靠东吁王朝。之后，孟养、孟密等地土司也依附缅甸。

明王朝于1591年重新起用“先年破缅有功，诸熟夷情”的邓子龙，暂时稳定了边境局势。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缅军再次大举入侵，号称有30万大军，云南巡抚陈用宾组织反击，曾一度收复蛮莫。此战之后，陈用宾为了加强边防，在腾越州西北至西南边界筑八关，关址距当时中缅边界数十里至数百里不等。这八关就是神护关（故址在今腾冲县西北孟卡山上）、万仞关（故址在今盈江县西北孟养山上）、巨石关（故址在今盈江县西北息马山上）、铜壁关（故址在今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铁壁关（故址在今陇川县西北）、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这实际上反映了明王朝在对缅问题上实行了退缩、防卫的政策（清末中英勘定中缅边界时，这三关被划属缅甸）。1604年，缅军又攻占孟养孟密。1606年，缅军30万攻木邦，明救兵不至，木邦失陷。这些地区都落入东吁王朝的控制和统治下。东吁王朝发动的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多世纪，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它破坏了木邦、孟养、孟密等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一地区“残破凋敝不振”，也给两国人民特别是云南的居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缅军入侵所到之处，留下一片“白骨青燐”，以至数年之后“人犹切齿”。

（四）清代前期和中期的中缅关系和对缅开放：与元明两代相比较，没有能够取得新的进展

17世纪中叶，中国国内的大动荡，影响到中缅关系。1656年，农民军领袖李定国、白文选领导的大西军拥南明桂王（永历帝）从贵州进入云南昆明。永历帝听取黔国公沐天波的意见，于1659年初，放弃昆明，经永昌（今保山）、腾冲进入缅甸。“他从云南出奔时，生存的惟一希望就是到缅甸避难。当然，这是孤注一掷之举。尽管这位最后的称帝者曾在广西和湖南驻留了许多年，但是他是否知道缅甸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是大有疑问的。”其实，无论是永历帝还是他的君臣，实际上对缅甸都知之甚少。1661年，缅甸发生宫廷政变，国王平达力被杀。新王白莽登位两个月后，就对南明官员下手。他设计邀沐天波等过江盟誓，同饮“咒水”，却设下伏兵，杀死永历的随行文武官员40余人。这就是所谓的“咒水之难”。1662年1月，吴三桂率清军10万抵达缅甸京城阿瓦郊外的旧晚坡一带，白莽将永历帝及其母亲、妻妾、儿子等送交清军。永历帝被吴三桂押回云南，于1662年6月在昆明被绞死。他的随从后来大部分留在缅甸，李定国在孟艮忧愤而死。李定国的遗部有不少人流落在缅甸北部和滇缅边境一带。他们中一些人从事农业生产，还有一些人则成为商贩、手工业者。进入缅北矿井中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对活跃滇缅边境贸易、发展缅甸北部和滇缅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封建王朝曾多次经历过“万邦来朝”的“盛世”，到明初郑和下西洋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到了清代，恢宏的外交盛景已不复再现。有清一代，曾与清政府有过一段或长或短朝贡关系的只有暹罗、越南、琉球、朝鲜、缅甸、南掌、苏禄寥寥数国。缅甸与清廷的“朝贡”关系始自1750年代，离清朝建立已有一百多年。而且，由于缅甸既不同于越南、朝鲜那样具有与中国一样的文化认同，又不同于暹罗（泰国）那样具有相当密切的大规模的贸易，因此，清王朝既不把缅甸看作越南、朝鲜那样的建立在共同文化根基上的“藩属”，又不将其看成某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如暹罗的大米）的贸易对象，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在清初实际上采取了消极无为的政策。清乾隆年间虽然恢复了双边关系，却对滇缅边境的华裔民间势力进行打压；在不谙缅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缅清战争损耗巨大；战后缅清关系得到恢复发展，但密切程度、规模和水平都不及与越南、泰国（暹罗）的关系；清代的中缅关系和对缅开放，如果与明代前期相比较，并没有取得进展；就经济交往的规模而言，官方的朝贡贸易不如民间棉纱、生丝、玉石贸易。

1.清初在中缅之间既没有滇缅经贸关系也没有官方关系的背景下，民间凭借自身的力量获得极大的发展

清初统治者的精力主要用于稳定国内的统治，较少考虑与此关系不大的外域。缅甸东吁王朝后期也日趋衰落，国内民族矛盾发展，无力继续对周边进行扩张。从1662年到1750年，清王朝与缅甸没有正式的关系。但在这近一百多年间，两国边境，相安无事，两国边民，友好相处，商旅往来，不绝于道。流落在缅北和滇缅边境地区的中国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工艺技术，农、商、工矿等业，对发展双边的经济往来和两国人民好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滇缅边境地区的茂隆银厂和波隆银厂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茂隆银矿所在地现属缅甸，距我国云南班洪、班老地方约100公里，波隆银厂即现在缅甸的包得温矿。茂隆银矿是云南石屏人吴尚贤创办的。周围五六百里，有矿丁至少两三万人。波隆银矿的头目宫里雁，祖籍也是中国人，他本人可能是随桂王入缅或是大西军遗部人员。波隆厂的矿工也“不下数万”。这两个银厂当时都已规模很大，仅茂隆厂在1746年（乾隆十一年）向清政府交纳的课银，就在一万两以上。波隆银厂和茂隆银厂的所在地区，是当时滇缅边境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波隆银厂“商贾云集，比屋列肆，俨一大镇”。茂隆厂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2.清中叶中缅关系由民间转向官方并没有对中国推进向西南开放起到多少积极作用

清初中缅边境地区中国移民包括南明人入缅余部后裔的势力从事的大规模采矿等经济活动繁荣了当地经济，促进了中缅边境双边关系的发展。但是，清政府包括云南当局不仅不予支持，而且视吴尚贤为“非安分之人”，将吴尚贤逮捕入狱，茂隆厂纳入清政府的控制之下；认为“该酋（宫里雁）一日不除，恐滋事端，”听任缅甸雍籍牙王朝打压。因此，在缅甸雍籍牙王朝、中缅边境华人势力与清王朝三者的关系中，清政府不仅没有主动、积极利用有利的因素推进中缅关系的发展，扩大中国的影响，反而采取使亲者痛的举措，导致桂家势力的覆没。云南边境面临缅甸雍籍牙王朝势力崛起后侵扰带来的问题，而清王朝在云南的官员又未能妥当处置，导致乾隆三十年到三十五年（1766~1770年）的损耗巨大的清缅战争。

在18世纪中叶清缅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之前，茂隆厂在缅清关系的发展中，还起着中介的作用。1749年（乾隆十四年），吴尚贤曾入阿瓦，说服缅甸国王摩诃陀摩耶沙底波蒂向清廷朝贡。1752年2月，缅甸使团由昆明赴京，吴尚贤因为熟谙缅甸情况，随同前往。但是，清朝在云南的高级官员对吴尚贤在边境地区开办着这么大一个银厂，别有看法。他们认为吴尚贤是“无籍细民”，“终非安分之人”，并担心“内地无业游民群集边外，恐贻患未来”，因此，决定对他下手。缅甸使团从昆明回国时，云贵总督硕色就不让吴尚贤再回茂隆。1752年，硕色拘禁吴尚贤，没收其财产，共折合白银12.5万多两。吴尚贤不久就死于狱中。硕色任命新的课长，定章程，立制度，把茂隆厂完全改变为清政府的官办银厂。吴尚贤事件为清初缅清关系的一大转折。此后，缅清关系由过去以茂隆厂为中介，转变为缅清政府间的直接交往。雍籍牙统一缅甸后，发兵缅甸北部地区，先攻打以宫里雁为首的桂家在波隆（今缅甸包得温）经营的银厂。1762年，宫里雁反抗失败，遭到缅军追杀，经猛畏、耿马、孟定，进入孟连，要求内附。云贵总督吴达善认为，宫里雁“在缅构衅多砰，今复流毒，该酋一日不除，恐滋事端”。他在报清王朝的军机处后，将宫里雁杀于昆明，并把斩杀宫里雁的布告传送到缅甸。

1752年（清乾隆十七年），缅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贡榜王朝建立，缅甸实现了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贡榜王朝带有浓厚的军事封建色彩，建立不久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吴达善斩杀宫里雁，实际上扫除了缅军北上侵扰云南的一个障碍。此后，“缅酋益无所忌”。雍籍牙王朝向孟连土司“征索货币”，并以兵威胁，使得边民“日数迁”。同时，缅军进入云南耿马，向土司勒索“花马礼”。1763年，缅军入侵西双版纳，杀死孟笼土司乃占等。滇缅边线的土司，纷纷请求云南当局予以保护，导致了1765年4月到1769年11月长达4年之久的大规模的缅清战争。乾隆帝先后任命云贵总督杨应琚、伊犁将军明瑞、大学士傅恒为主帅，前后征调官兵八万多名，耗银1100余万两，三次征缅。清军两次出师不利，杨应琚被遣送入京赐以自尽，明瑞战死于小孟养。傅恒率师稍有进展，攻占孟艮孟养等地以后，于1769在老官屯与缅方签订和约。老官屯和约签订后，缅清关系并没有立即实现正常化。1788年，孟云派出一个100多人的使团向清王朝进贡。1790年，乾隆帝80大寿，孟云又派出使团到北京祝寿，并请赐封、开关禁，得到同意。同年6月，清高宗正式赐封孟云为缅甸国王。至此，两国完全恢复了友好关系。

在中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大批中国人往来于中缅之间，有不少流落、定居于缅甸。据法国人拉比尤姆的估计，18世纪末在缅甸的华侨已不下60000人。缅甸曼德勒以北地区的华侨，主要来自云南。缅清战争时期，失散、流落在缅甸的中国士兵也不少。战争结束后，仅在缅甸首都阿瓦的中国战俘就有2500人。在缅甸北部人数众多的华侨，除从事商业，还从事宝石矿、银矿的开采。在阿瓦、八莫、孟拱等城市和矿区，都形成了华侨聚居的街区，有的称为“德由谬”，即中国城。旅缅华侨对当地经济的开发和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时期，缅甸人民开始称旅缅华人为“胞波”（意即“同胞兄弟”），而他们称印度人和西方人为“卡拉”（外国人），这充分体现了缅甸人民对华侨、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

随着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两国商人和边民之间的贸易也趋于活跃，在19世纪初进入高潮时期。当时中缅贸易以陆路为主，从云南输出到缅甸的有铜、铜器、铁器、丝绸、纸、扇、伞、针绣、水银、朱砂、水果等。从缅甸输入中国云南的有棉花、宝石、食盐、象牙、鹿等，以棉花最为重要。英国人西姆施在1800年写的《1795年出使阿瓦记》中说，“在缅甸首都与中国云南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从阿瓦输出的主要商品是棉花。沿伊洛瓦底江运到八莫，同中国商人交换商品，从水陆两路把棉花运入中国”。同一时期到过缅甸的英国人科克斯说，“实阶是（棉花输出）的主要市场，载着棉花的船只从那儿驶往中国。每船装载100捆（每捆约重150公斤）棉花。航运时间为30~40天”。据英国人克劳福特估计，19世纪20年代每年运入云南的棉花，价值达228000英镑，数量不下500万公斤。

19世纪20年代初也就是第一次英缅战争前后，中缅陆路贸易正处于古代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滇缅之间的陆上商道至少有6条，其中5条由现在中国云南保山地区和德宏州的腾冲、龙陵、盈江，进入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另一条经由中国的思茅和西双版纳转道泰国西北部进入缅甸掸邦的景栋，然后南下毛淡棉。从云南输入缅甸的商品，有铁锅、铜器、丝绸、瓷器、针线、纸张、扇子、雨伞、茶叶、水果、酒精等，从缅甸输入中国云南的商品，则有食盐、棉花、鸟羽、黑漆、琥珀、玉石、象牙等，其中以棉花为大宗。据克劳福特估计，1827年从缅甸输入中国的棉花约值22.8万英镑，同年缅甸从中国输入的丝绸价值约7.2万英镑。考虑到这些因素和双方贸易的平衡，当时中缅陆上贸易的总额估计在40万~50万英镑之间。

三、近代滇缅经济关系：前所未有的开放和空前规模的发展

1.英国殖民势力的扩张、滇缅经济交往条件的改善和对外开放的扩大（1852~1885年）

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后，英国侵占了整个下缅甸，极力向上缅甸扩张，并企图通过上缅甸把英国商品输入中国云南。1862年英国在缅甸的首席官员潘尔访问上缅甸，和敏同王达成协议，议定由中国输入英属缅甸的货物只需缴纳1%的进口税，而由英属缅甸输往中国的商品一概免税。1876年英缅双方签订约议。敏同王同意帮助英国通过上缅甸打开同中国的贸易关系。1869年起，英国开设了从仰光到八莫的定期轮运航班。1874年底，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4年来，轮船航运发展，差不多每两星期开船一次。到1874年10月的一个年度结束时，载运往八莫的货物总值达2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上下缅甸之间的贸易总额已超过300万英镑，输出和输入基本持平。从英属缅甸输往上缅甸的相当一部分商品，如棉布、棉纱、煤油等，又转输入中国云南。云南一些从事滇缅贸易的商号，由从前主要经营农副土特产品逐步转向经营日用轻工产品。商号中较早也较有代表性的，是腾越总兵蒋宗汉与商人明树公和董益三合办的“福春恒”，它从缅甸购进大量棉布、棉纱等，又把四川的丝推销到缅甸和印度。“福春恒”在腾冲、下关、昆明和缅甸的曼德勒都设有商号，建立起一个范围广大的商业网络。

2. 19世纪末20世纪初滇缅之间的全面开放和经贸关系的新发展及其影响

1885年英国吞并缅甸后，得以直接向云南推销廉价商品，1886年，英国在八莫设海关，并派员到腾越要求保持滇缅贸易关系，扩大通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滇缅贸易即云南与英国殖民地缅甸的贸易，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英国的“中国通”认为，“缅甸的重要性还不在于它本身的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构成我们通往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才是我们将来真正的市场”。为了打开中国西南市场，英国在与清政府签订的有关条约中，对滇缅商务作了专门规定。1894年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规定，“中缅陆路商路，答允自条约批准之日起，以6年为期，中国所出之货及制造之物，由旱道运入缅甸，除盐之外，概不收税；英国制造之物及缅甸土产，运出缅甸，由旱道入中国，除米之外，概不收税”，并规定，“以上盐米之税，不得多于海口所收之税”。1897年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第十二条又规定，“英国欲令两国边界商务兴旺，并使云南及条约内中国新得各地之矿务一律兴旺，答允中国运货及运矿产之船，由中国来或往中国在厄勒瓦底江（即大金沙江）行走。英国待中国之船，如税钞及一切事例，均与待英国船一律”。这些条款虽然是为了适应英国进一步打开中国云南的大门而定，但它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云南的商品进入英属缅甸。《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十九条，将蛮允领事馆改设于腾越，1901年，腾越正式开关，龙陵设分关。1898年缅甸铁路贯通到密支那后，客观上对缅甸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

到20世纪初，有三个因素促使腾越经密支那至印度阿姆的交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一是腾越开关，二是缅甸北部地区近代交通网的形成，三是密支那地区国际贸易的兴起。这些因素客观上有力促进了滇缅贸易的发展，并带动了滇缅贸易重心逐渐向密支那地区转移以及中印缅国际贸易兴起，促使滇、缅、印交通的重新崛起和发展，使得密支那—腾冲在缅甸、中国、印度三国四方交界地带的交通战略地位更加突出。由密支那向北能够连接其殖民地印度阿萨姆地区至雷多的铁路线，往南直通伊洛瓦底江口，成为又一条贯通缅甸的交通大动脉，而且仰光至密支那铁路还可不受伊江水道季节性枯水的影响，增强了上下缅甸的经济交往，由密支那向东，可进入当时云南商贸最发达的腾越地区；向东北则能深入西藏。因此，1885年以后，中缅陆路贸易得到更大发展，陆路贸易额1890/1891年度为162万卢比，而到1924/1925年度达2614万卢比，35年间增长了15倍。

近代滇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自由贸易，云南对外开放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近代经济影响下的民间资本。作为不同于古代简单商品交换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民间资本对于促进滇缅经济从传统的自给自足型逐步向近代型商品经济的演化，对于造成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于加强中国云南同省外、国外的经济联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近代云南滇西的一些大商号，如大理喜州帮中的永昌祥，腾冲帮中的茂恒、洪盛详、永茂，鹤庆帮的福春恒，等等，无不经营滇缅贸易。永昌祥在缅甸的仰光、曼德勒、八莫、腊戍等城市都设有商号，其资本在1903年为白银10794两，到1941年增至法币3555814元。茂恒的总资本在1941年达港币3500万元。这些大商号的商业活动，对于云南和缅甸北部地区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开设的商号，遍及于云南和上缅甸的八莫、腊戍、曼德勒、孟拱等地。甚至在较为偏僻的缅甸景栋，云南人也有较大的影响。“在景栋城里有一个云南人社区，规模相当大。”“通过商业贸易关系，中国在景栋的影响十分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9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滇缅贸易的商号几乎完全依靠原始交通工具马帮，往来于滇缅道上，把这种从性质上来说是近代的经济交往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这就充分反映了滇缅经济联系的深厚基础及其对于满足双边人民经济生活上的需求、活跃滇缅边境地区经济的积极作用，也反映出在滇缅交往中，环境因素（双边关系尤其是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制度（自由贸易）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四、中缅陆上通道和经济贸易的重要性的发展及其丧失

近代中缅陆上交通和经贸往来越来越重要。相对比较起来，中缅之间的海上贸易，就一直没有得到什么大的发展。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属缅甸同中国的海路贸易，一直不到缅甸对外贸易总额的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缅甸的对外贸易从未超过10亿卢比，按此比例计算，中缅海路贸易额一直不到1000万卢比，要小于滇缅边境贸易（1924/1925年度为2614万卢比）。这主要因为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其贸易对象一直是以英国及其殖民地为主要对象，但与当时中国经济落后、海上贸易距缅甸又较远也有关系。

近代滇缅印之间的陆上通道建设几度出现高潮，凸显了云南在对外开放方面的重要地位，但都为时不长，因为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而中断。1939年1月滇缅公路正式通车，在滇缅交往甚至中国抗战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加强云南与缅甸的联系和交往，支援中国的抗战，促进云南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1941年12月日本侵占缅甸后，滇缅公路就被切断。中国政府努力加快推进的中缅铁路建设也中止。

战争后期，中、美作为盟国、盟军合作，修筑了连接印、缅、中的史迪威公路，铺设了从印度到云南的石油管道。但是，战后初期，中国和缅甸又都处于政治上急剧动荡变化时期，滇缅公路丧失了作为国际交通线的作用，滇缅贸易也没有恢复昔日的盛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缅中关系和经济贸易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五、总结与启示

1.中国的对缅关系、对缅政策与推进向缅印方向的开放紧密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对缅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2.古代中国推进缅印方向的开放或者说经营西南丝绸之路虽然取得进展，但总体上成效有限，主要还是在云南发展与缅甸的关系方面，其作用和影响还不能同西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比。

3.中国古代在推进缅印方向开放上成效不大，有着复杂的原因，包括西南丝绸之路山高水险、交通不便，沿途（大部分地段）经济的不发达，远离双方的经济、政治中心，印度方面的动力不足，以及中国封建王朝在沿边政策和对缅政策方面的不足与战略上的缺失。

4.从中国中央政府或者封建王朝在西南方向对外经营战略和政策层面看，主要原因是历代封建王朝都没有自始至终高度重视。元代之前，虽然也有过汉代设立永昌郡之举，但总体上看中央政府对滇缅边境地区还是鞭长莫及。南诏、大理时期，仅限于地方政权与缅甸的关系。元代是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明朝前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期转向退缩、防御，丧失了主动权。清朝即使在前期也没有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乾隆年间的缅清战争实际上是得不偿失，后期则不能有力应对英国的侵略，又丧失了一些领土，或者丧失了对一些领土的实际管控。

5.中国历代战略和政策缺陷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缅甸对中国的重要性，往往不谙缅情，不深入、具体了解缅甸方向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缅甸国情，从而在处理对缅关系或者滇缅边境地区的事务中失当。

6.近代以来，中国西南在缅印方向逐渐走向全面开放，但缅甸越来越多地受到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包括缅甸与其他大国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作者是云南省社科院前副院长，云南省政府参事，研究员。本文摘自《中国向西开放：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原文标题为“缅甸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从公元前后到194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