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峰

一、客家人迁徙南洋略述

关于客家人移民到南洋最早文字记载是南宋末年，梅县松口镇卓谋率领族人８百人跟随文天祥抗元（公元１２７９年），大部分乡亲战死。兵败新会崖山后，卓谋带领仅存的十多位族人逃到南洋婆罗洲（今印尼西加里曼丹）谋生。

明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年），福建汀州人谢文彬因航海贩盐遇到狂风，船飘到暹罗(即今泰国)，上岸定居谋生，发展成较大产业。因他对泰国有较大贡献，后来出任泰国“岳坤”。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福建永定县卢姓人出国到东南亚谋生；明朝万历年间，程乡县人（今梅县）林朝曦与饶平客家人张琏因作乱兵败，潜逃印尼苏门答腊，后来饶平客家人陆续南来，繁衍至今，现该地的客家人多讲饶平客家话。

清康熙元年(1662)，为防御台湾郑成功的进攻，实行海禁，不准闽、粤二省船只出洋。这时期闽粤两省的客家人很少有人能偷渡到南洋的，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收复台湾之后才解除海禁。解除海禁后，大批闽粤客家人到南洋经商。早在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永定下洋人吴集庆偷偷南渡马来亚，发展了事业。清雍正十年(1732年)永定大溪乡人游翘其前往印度尼西亚经商。永定下洋镇中川村人胡桃学、胡映学兄弟亦同时前往婆罗洲砂劳越谋生。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另外一支东南亚的客家移民，以马来亚槟榔屿被尊为“三伯公”神的张理、丘兆进和马福春最为著名。这是客家人在东南亚开发史上，占据最重要地位的三位客家人。据史料记载，远在1786年7月11日英人莱特开辟槟榔屿前，岛上已有58人居住，其中张理、丘兆进和马福春三位客家人已经到槟榔屿了（１）。有位叫书虫的英国人（Bookworm）写道：“当占据之初，除少数华人外，人迹罕至”。译者顾因明（曾任马来亚钟灵中学校长）在序文中补充说：“莱特初抵槟岛，居民58人”（２）。当时大埔人张理偕同邑人丘兆进及永定人马福春已经南渡来到荒凉的槟榔屿，三人义结金兰，在岛上餐风露宿、披星戴月、共同开发槟榔屿，是他们艰苦卓绝、义无反顾的共同劳奋斗，奠定了槟城发展繁荣的基础。曾任马来亚华民事务官的巴素（Victor Purcell）博士这样说：“一位姓邱的客家铁匠、一位姓张的教书先生及一位姓马的烧炭人，他们都被尊奉为华侨的开辟者。”（３）这三位客家人，被华裔学者所尊称的最早到来马来亚的华人先驱者。1794年，莱特逝世前谈到槟榔屿的最后一份报告指出：华人成为我们最宝贵的一环，有男女及儿童约3千人。浮罗山背成客家话小区。（４）后来，张理病重在石岩坐化。不久，丘兆进和马福春二人也相继逝世。客属华侨对他们非常崇敬，都不敢直呼其名，而尊称他们为“大伯公”。清嘉庆四年(1799年)，永定华侨胡靖倡议，在大榕树下为“大伯公”建庙，供奉张理、丘兆进和马福春神位。一方面感激“大伯公”对槟榔屿客属乡亲扶持之恩，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在天之灵的保佑（５）。这是最早文字记载开发马来亚的三位客家人，他们比英国人莱特到槟榔屿还早40年！向印尼、马来亚和新加坡迁移。

１８４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大批劳工被“卖猪仔”，其中以嘉应州和惠州客家人最多，粤东梅县、兴宁、平远等地区的客家人特别多，他们被卖到马来亚，其中槟城为主要　转口地，转往马来亚吉隆坡、拉律各地，也有转往新加坡、泰国、印尼、汶莱等地。在这同时，也有大批闽粤客家商人到印尼、马来亚、泰国等国经商。

１８６４年，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余部康王汪海洋、李世贤等率军从福建败退梅州，最后全军覆没。由于太平天国主要将领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以及后期将领李秀成、陈玉成等都是客家人，军队主力也太都是两广客家人，清朝政府对太平天国余部进行疯狂报复，嘉应州、惠州等大批太平军将士及家眷纷纷亡命南洋，其中马来亚的槟城成为他们主要落脚点，再从槟城迁移各地。在《槟州客属公会40周年纪念特刊》中记载：“其中一位黄叶生系太平天国军官，在洪秀全失败后（1868年），结百余同伴来到马来亚，生存者仅20余人，居住在浮罗山背的双溪槟榔。”（６）此后，客家人在东南亚各国定居以及从事商业、开矿的越来越多，他们纷纷建立以同乡会会馆形式或同业性质的商会，商人会馆亦有称为“公所”者，所谓“会馆者，集邑人而立公所也”；“会馆设在市廛，为众商公所” ，“凡都会之区，嘉属人士，足迹所到者，莫不有会馆”。（７）1801年，广东嘉应州客属人士在槟城成立同乡会团体，初名叫“仁和公司”；1821年，客籍人士在马六甲成立马六甲应和会馆；新加坡开埠于1819年，过了三年即1822年，由刘润德公等发起创建应和会馆。此后一百多年间，客属会馆如雨后春笋，运用而生，仅在马来西亚就成立了许多嘉应客属会馆，如：安顺会馆、古晋嘉应五属同乡会馆、霹雳州嘉应会馆、雪兰莪嘉应会馆、印尼泗水的“惠潮嘉会馆”等等，客家商人（包括其他客籍人士）和衷共济、患难与共、相互扶持、共同发展。从１９世纪开始形成以广东惠州、嘉应州、福建永定等地客家商人为主的“客家商社”或“客家商帮”。

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到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时期，是客家人到东南亚各国客商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客家商社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形成以郑景贵、胡泰兴、叶亚来、张弼士及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姚德胜等为标志性人物的客家商社，在东南亚各国及中国商界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章　近代客商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

一、从１８世纪中叶到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时期，是客家商社在东南亚的雏形期。

如上所述，客家人下南洋从宋末开始就有史料记载，到了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更多的客家人下南洋。他们在南洋谋生，努力开拓，不少人创造了可观的财富后，有的人“落地生根”，留在原住国发展，有的人则“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留在原住国继续发展的客商，往往以宗亲会馆、同乡会馆等形式，结成乡社商帮。

南洋广东“客家商社”最早有所成就的是罗芳伯。罗芳伯是广东梅县人。1772年，罗芳伯与百余名亲戚朋友漂洋过海，来到印尼婆罗洲，成立华侨与当地民众相结合的军队，打败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武装入侵，深受当地人民和华侨的拥戴。为了更好地发展，他组建了兰芳公司，并组建了“兰芳大总制”。这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工农商政一体的组织，有高度的自治权和经营权，人们称他为“大唐总长”。客家人不仅在印尼这片荒岛上开垦土地，发展种植业，经营茶叶、橡胶等产业，还进行开采矿产，取得辉煌成就，而且对城市的开发和建设上同样有巨大的贡献。“兰芳公司”不仅在经营上，而且在体制上都有非凡的创造性，在当时世界上也很有影响。“兰芳公司”延续了108年。

1786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控制马来亚的槟榔屿，并招引了许多客家人到这里来开发。槟榔屿是中国客家人到马来亚的首站，在马来亚开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自从“大伯公”张理、丘兆进和马福春三兄弟到这里开发起，这里集结了许多客家人，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胡泰兴。

十八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福建永定客家人胡泰兴成为槟榔屿第一位著名的华侨实业家。他以种植胡椒为业，拥有大量的胡椒园，继而在闹市区开设大商行，成为巨富。后来槟城的一条繁华马路，被命名为“泰兴路”，就是纪念他开发槟榔屿的丰功伟绩。

此后，蕉岭三圳人吴德荣于１７９６年到荷属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小本经营，后有所建树，便与其弟吴友祖组建元合公司。到了光绪年间，吴友祖与其子吴清亭及孙子吴郁青、吴香初到爪哇组建顺合和太成公司，这是客家人到南洋最早组建的公司之一。由于经营得当，他们迅速成为著名的南洋富商。

到了１９世纪中叶，南洋客商得到迅速发展，其中重要原因是海外客家人和客家同乡基于地缘、乡缘、业缘、血缘、人缘等纽带关系，认识到乡亲出门在外谋生，大家同说“阿姆话”，“亲不亲，故乡人”，大家守望相助、共谋发展，成立客家会馆是集结乡亲力量的最佳选择。１９世纪末，仅仅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广东地缘性的华侨会馆就有６０家之多。这些会馆大都是由发迹后的客家先贤提议并主动资助成立的，既有同乡会性质，又有商会功能。这些会馆大都是由发迹后的客家先贤提议并主动资助成立的。

应该说，在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前，客家人到南洋的为数不多，他们艰难立足，客商有成就者寥寥无几，尚未形成客家商社。

二、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是客家商社的发展壮大的黄金期。

这一时期的客商特点是：一方面是抓住机遇，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另外，在发展壮大企业同时，他们爱国爱家、匡扶正义、积极支援国内建设和抵抗外来侵略。同时，他们还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表现客家人崇尚正义，敢于跟外来势力抗争的精神。

这时期的特点是客家人出南洋形成高潮：由于清朝政府取消海禁，使人多田少、难于度日、居住山区的客家人纷纷出洋；另外，由于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许多客家人为了避难动乱，纷纷涌入东南亚；还有，不少客家商人在东南亚各国辛苦经营、站稳了脚跟后，由于事业发展的需要，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力，便在惠州、嘉应州等客家地区同乡中招募亲友或同乡到南洋参加开发，据记载，单是叶亚来在吉隆坡内战结束后，为了重建吉隆坡，就多次回在惠州、嘉应州招募数万同乡到马来亚等地，他们形成开拓东南亚的主力军，为所在国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客家人的吃苦耐劳、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使客家人出现许多经商精英，他们在各个农业、商业、锡矿业、橡胶业等领域大显身手，展示出过人的商业才能，形成强大的客家商社。

鸦片战争后，清庭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闽、粤两省的客家人多数通过汕头、厦门两个港口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国谋生。尤其是１９世纪末叶以后，东南亚各国的客家华侨迅速增加，以马来亚、印尼、泰国的客家华侨为最多。据二十世纪初期的统计，马来亚的客家华侨约21多万，印尼的客家华侨也有20多万，泰国的客家华侨多达40万人。

当时，适逢欧美列强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欧美国家从资本主义“蒸汽机时代”迅速跨入“钢铁时代”。由于生产的发展，欧洲国家的人力资源与矿产资源等相当匮乏，于是欧美列强便向外扩张，目标便锁定与欧洲大陆较为邻近的亚洲各国。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欧美列强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他们需要扩张，需要把整个世界纳入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系。电话、无线电报的发明，加强了世界的联系，从而使人类再从“钢铁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他们的资金涌入相对落后有东南亚诸国，产业及资源的掠夺扩张，需要大批劳力，他们把目标转向经济落后的中国。这时期大批国人从五个口岸出南洋。客家人由于地处山区，人多地少，迫使更多人涌入南洋“淘金”。再加上客家人跟本土人融合，参加所在国的抗暴斗争，像印尼客家人与本地人联合共同抗击荷兰殖民主义者制造的“红溪河事件”、马来亚内战中叶亚来“三战吉隆坡”等，许多客家人都参与，由于战事需要，他们便在中国惠州、嘉应州等地招募大批青年，待战事平定后，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客商骨干。

当时活跃在东南亚的著名客商有：马来亚拉律“锡矿大王”、增城人郑景贵、郑太平父子，被誉为“吉隆坡王”的惠州人叶亚来，梅县松口人印尼富商谢益卿、谢梦池家族，被誉为“南洋首富”的广东大埔人张弼士，广东赤溪人、吉隆坡富商叶观盛，印尼棉兰开埠功臣、梅县松口人张榕轩、张耀轩昆仲，泰国金融巨擘伍淼源、伍佐南、伍东白家族，马来亚著名的“姚百万”、广东平远人姚德胜，印尼巴城首任中华商会会长、梅县雁洋人丘燮亭，被誉为马来亚“中国的财神爷”、福建永定人胡子春，大力支持孙中山革命、荣获孙中山特颁“旌义状”的印尼富商梁映堂、梁密庵父子，被誉为“万金油大王”的胡文虎，泰国艾合市的缔造者谢枢泗，印尼富商、香港著名吴家村创始人吴郁青，印尼著名企业家、梅县雁洋人丘元荣，马来亚巨商、广东增城人刘伯群等等。这时期的客家商人已经形成强大的“客家商社”，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掌握了大量财富。

这时期东南亚客商大都能互助互利，团结合作，例如，张弼士与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在印尼棉兰、马来亚槟城等地合作开发房地产，马来亚向客家前辈郑景贵、郑太平父子，马来亚富商叶亚来等等，他们团结互助、精诚合作，并率先在新加坡组织对华侨影响巨大的中华总商会等，表现出客家商社的强大生命力。

在这时期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张弼士。1858年，张弼士告别父母和妻子，只身奔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做苦工，三年期满后到一家福建华侨的纸行当店员。他工作认真勤恳，深得老板信任。不到两年，老板将独女许配给张弼士作偏房。岳父病逝后，张弼士继承岳父家遗产。

1892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那时，张弼士已经在南洋营建了他的庞大的金融帝国。龚照瑗到达新加坡后，张弼士给予热情接待。龚照瑗询问张弼士的发财之道。张弼士不假思索地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非有异术新法也。”龚照瑗听了大加赞赏，紧握张弼士的手，激动地说：“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也。”

张弼士确实是“天下奇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所经营的企业几乎涉及到印尼、马来亚经济命脉的矿产、银行、房地产、航运、酒业、药业等许多重要行业，组织起庞大的商业王国，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据统计，到1869年，张弼士的资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朝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还多1000万两；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以上！1904年10月，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召见张弼士时，赏给他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相当于钦差大臣），任命他为考察外埠的商务大臣兼任中国驻马来亚槟城管学大臣，还任命他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张弼士欣然接受。1897年，经李鸿章举荐，张弼士参与筹办首个中国通商银行，出任该行总董。嗣后，历任粤汉铁路、广东佛山铁路总办，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督办铁路大臣等要职，充分表现出清朝政府对他的信任。

张弼士成为当时华人世界无可匹敌的富翁。他创建张裕葡萄酒公司，为中国人书写了传奇故事：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商品展上，张裕酒一举夺得四项金奖，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葡萄酒之父”。

客家商人不仅努力经营自己的商业王国，还积极支援国内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１８８５年，中法战争暴发，郑景贵应李鸿章要求先后捐赠７０万两白银，大大超出战争所要的经费，取得了战争胜利。张弼士及张榕轩、张耀轩昆仲也积极支援国内建设，建造了国内由华侨投资的第一条铁路――潮汕铁路。在孙中山革命急需款项时，客商张弼士、吴伟康、梁鸣九、谢逸桥、谢良牧以及梁映堂、梁密庵父子等积极筹款、捐款，其中梁密庵把父亲给他做生意的十万元支持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孙中山为此给他颁发“旌义状”。

三、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是客商创业与成长中历程的最为艰苦时期。

这时期客商特点是，更多的客家人奔赴南洋，壮大客商队伍，在开拓南洋诸国的正义斗争中及建设与发展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国内由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权、孙中山二次革命、蒋介石北伐等一系列战争，再加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到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引发的抗日战争等等，使中国陷入极度困难之中。当时东南亚各国也由于日本侵略，使各国民众处于悲惨境地，广大华侨奋起积极参加国内外的抗日战争。当时东南亚各国真是田园荒芜、百业萧条、生活艰辛。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华侨纷纷参加各国的抗日战争，客商也不例外。所以，这一时期客商进入最为艰苦时期，他们惨淡经营，勉强糊口，有的客商把资金投入战争，极大地支持了国内外的抗日战争，为各国的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要指出的是，客商不但在金钱上积极支援各国的抗日斗争，而是还亲自参加到抗日行列中去。这一时期，以客商为主体的客属团体如印尼的三宝垄客属公会、巨港客属公会，马来亚的马六甲客属公会，新加坡的南洋客属总会等发挥了很大作用。南洋客属总会在胡文虎领导下，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日，先后筹款５００多万元，支援国内抗日；印尼华侨丘元荣捐款近３０万元，还捐赠大批药品。

这一时期，许多客商出于正义，除了参加国内外的抗日斗争外，在艰难困苦中还竭力发展了自己的企业。总体说来，东南亚各国的客商还是延续开拓、发展了经济。

四、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南亚诸国纷纷从殖民制度下解放出来，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客商也和许多华商一样，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实体。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客商和广大华商一样，身份作了截然不同的转变：从华侨转变成华人。在二战结束之前，在东南亚各国生存的大多数都是华侨，“落叶归根”是他们的身份和归宿特征。多数华侨发财之后，回到祖国买田置屋，年老之后便回国安度晚年，称为“落叶归根”。而到了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东南亚诸国独立后，各国政府要求华侨归化所在国，即加入所在国国籍。否则，对于他们的财产采取新政策措施，很难给予保护。因此，许多华侨不得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在所在国发展，这叫“落地生根”。因此，我在《“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论东南亚客属会馆的形成、地位和作用》论文中，认为“落叶归根”是“华侨时代”的基本特征，“落地生根”则是“华人时代”主要特征，而时间的分水岭是１９４５年。可喜的是，我这一论断获得各国华侨史专家的认可。

这个时代的客商大部份已经成为所在国国民，他们对祖籍国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投资捐款、行善积德，为祖籍国的建设作出贡献。

第二章　近代客商性格特征、地位与其贡献

一、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

自古以来，客家人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著称于世。许多客家人要么是被“卖猪仔”，要么是跟随水客“系一条裤带”到南洋的。为了生存，他们吃苦耐劳、拼命干活，尤其是割橡胶、开锡矿的工人，更是苦不堪言，山里瘴气毒雾，使人难于忍受，不少人客死他乡。增城人郑景贵当初到马来亚拉律锡矿区时，从做苦力起家，后来积累了一点资金，便开店设厂，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开采锡矿，终于发达起来；惠州人叶亚来，17岁时只身到吉隆坡当矿工开采锡矿，当时的吉隆坡一片荒凉，只有几家村落。叶亚来刻苦耐劳，靠采锡矿起家，后来创立了庞大的矿山，成为吉隆坡首富。1866年，马来亚发生内战，叶亚来率兵三战吉隆坡，吉隆坡三度被焚，变成废墟，叶亚来三次重建吉隆坡。战后，他向英国人贷款１０万两银重建吉隆坡。他重开矿场、发展公路、疏通河流、建造桥梁、兴建住屋，终于把当时仅有12间茅草屋的吉隆坡建起第一栋砖瓦屋和商店。1999年，“世界客属第十五届恳亲大会”在吉隆坡举行时，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说，如果沒有把客家人的事迹写入历史，沒有把华人甲必丹的贡献纪录在案，吉隆坡的历史將不完整的。他还說，吉隆坡三位客家領袖，甲必丹叶亚来、叶亚石及刘壬光，為吉隆坡的現代化发展建設奠下基础。客商坚忍不拔精神受到人们的尊重。

梅县商人张榕轩，少时只身到印尼雅加达，投奔张弼士门下做伙计，稍有了积蓄后，自立门户，发展商业。后来与张弼士合资开办笠旺公司，经营茶叶、咖啡、橡胶等；而后又开设日里银行和永昌商号，经营各类商品。经过10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发财致富，成为棉兰华侨社会的富商。荷兰殖民当局，鉴于张榕轩的贡献，授予他 “雪珍兰”和“甲必丹”，成为华侨领袖。

平远县人姚德胜，19岁时到马来西亚芙蓉埠，进一家锡矿场当矿工。仅一年多的时间，他不仅学到采锡矿生产流程和炒炼技术，更了解锡矿产品外销赚钱的情况。后来，他到怡保开锡矿场，还开了德和商店兼做销售生意，成为当地的富商。

梅县人伍淼源到泰国后在酒店当服务生，后创立广源隆商行经营木材业，生意十分兴旺，成为巨商。其子伍佐南早年经营广源隆商行，后继承父业，拓展商务，分公司或代办处遍及巴城、星洲、印度、古巴、南非、伦敦和国内的广州、汕头、香港、上海等城市。其孙子伍柏林，把商务扩展到金融行业，创办泰华农民银行，成为泰国第二大银行。其次孙伍竹林在经营商业同时，参与政治活动，获泰国王赐予勋章，后被委任为泰国上议院议员，伍氏家族闻名泰国。

二、敢为天下先，在商战中夺得先机。

其实，在客商之前，广商、潮商已经崛起，早已形成商圈，而客商后来居上，获得迅猛发展，其原因是客商发扬客家人的精神，敢于开拓，敢为天下先，在激烈商战中夺得先机。巧施经营谋略，出奇制胜，是客商在商战中取胜的法宝。张弼士在总结他的经营策略时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志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

永定人胡子春，13岁到马来亚商店当学徒，稍有积蓄后，先后在太平、拿哈山和端洛经营锡矿。他不畏艰苦，敢于创新，大胆采用新方法开矿，矿业机构多达三十余家，成为“锡矿大王”。

永定客商吴德志，在马来亚当了十多年店员，后经营百货生意，以“吴德志”作店号，直接向欧洲各国采购百货，巧妙经营，很快成为巨富，槟城义兴街有一半店铺挂着“吴德志”双狮盾形招牌。

在近代东南亚客商中，最敢作为、最有谋略的是张弼士。他在经营烟酒税及典当行成功后，把目光投入了印尼农村垦殖开发。当时，荷兰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从国际视野上考察这一殖民政策的效应。他敏锐地发现，这又是一处无限商机。如果利用得好，这是一举两得的商机：一是可以解决当地许多劳动力出路问题，从而建立好与当地民众的关系；二是，可以跟荷兰殖民主义者良好关系，从中获得更多的政策和商业利益；三是，可以供应经过二次工业革命后庞大的欧美市场，缓解欧美市场由于农村劳动力城市化后带来农副产品缺乏的书面，既可以获得利润，又可以得到英、荷等殖民当局的好感，从中对他的商业王国起到稳定作用。张弼士经过调查后发现市场，欧洲市场大量需要印尼特色产品，如橡胶、胡椒、咖啡、茶叶等等，便大力开垦荒芜的土地，大量投资种植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等热带经济作物，并于１８８６年开始，在印尼先后开设裕和垦殖公司、创建了苏门答腊亚齐垦殖公司、裕业垦殖公司、笠旺垦殖公司等，雇工达数万人，产品畅销欧洲。

在这同时，张弼士决定从贸易、税收、种植等领域扩展到矿业，以图使他的事业更加稳固，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张弼士从小就听说惠州和嘉应州客家人漂洋过海到马来亚开锡矿的许多传奇故事，听说客家人郑景贵、叶亚来等人在拉律、吉隆坡等地开发经营锡矿赚了钱，便邀请客家名贤张榕轩、谢梦池、戴欣然等人到马来亚的霹雳州和吉隆坡等地考察，拜访“锡矿大亨”郑景贵以及叶亚来等人后，决定到马来亚开发锡矿。不久，张弼士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开设东兴公司，购买矿山，采用欧洲先进的机械开采作业，使锡矿开采量大增。当时正逢欧洲工业化革命后，需要大量的锡做罐头食品，锡米价格飞涨，张弼士的锡矿出口额大增，价格翻番，利润丰厚。

在多项事业取得成功后，张弼士把眼光看得更远，开始他有建立金融王国的计划。他注意到，许多从中国来印尼淘金者，需要把钱汇回国内的家人。他又抓住这一商机，在印尼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并在马来亚槟城开办了万裕兴垦殖公司，组建了万裕兴总公司，便于应接各埠支店汇兑财货。

张弼士还把目光注视到房地产方面。那时，许多华侨、华人在种植和经营矿业等方面发达起来，其他欧洲来印尼淘金的人也赚了不少钱。尤其是荷兰人、英国人特别懂得享受，但当时印尼还比较落后，一般城市住房都是低矮的茅屋或铁皮屋等。张弼士看到了这一潜在的市场，首先在印尼的棉兰和马来亚的槟榔屿风景优美的海滩大兴土木，建立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别墅，把印尼的房地产业推向一个高潮。

接着，张弼士又建立了一个联系海内外药材的批发网络，从印尼批发到中国和欧洲的名贵药材，以及从中国和欧洲运到印尼的名贵药材及西药等，均经过张弼士的药行批销的。他还扩展经营药材业，分别在新加坡、雅加达、香港和广州等地开设大量的药行。当时，张弼士几乎垄断和沟通了海内外的药材市场。

后来，张弼士又把部分商业资本投向采矿业，在英属马来西亚彭州文东埠开办东兴公司开采钖矿，赚利甚丰。不久，他又与前述梅县商人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合资在巴城、亚齐创办裕昌、广福远洋航运轮船公司，经营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香港、上海间的远洋运输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此后，张弼士又在日里开办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信贷及侨汇业务，为当地华侨存款及汇款提供方便，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赞扬。

三、爱国爱家，情系乡梓

客家人在漂洋过海、历经艰辛，在南洋经营功成名就之后，他们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知识的重要性，十分重视教育，认为教育是中华民族立世之本，所以他们不惜一切，在国外和国内建立华文学校，为传播中华文化不遗为力。

早在1905年，清庭派商务大臣张弼士到南洋促办商会及学校，1905年，新加坡华文学校养正学堂成立，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校，嗣后广肇学堂以及应新、启发、端蒙、道南、育英等校相继成立。

胡子春在槟城开事业有成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出巨资在槟城创办师范学堂、中化学校、中化女学等。

姚德胜发迹后，不仅出资创建森美半、雪美莪和霹雳等地的嘉应会馆，还倡建霹雳中华总商会和矿务总商会，以维护客家商人的利益。同时，他以又在怡保创办育才学校和明德学校以及新加坡的应新小学。同时，他在黄遵宪的鼓励下，捐10余万元在平远兴建当时全县第一流的芝兰小学；民国初年，他捐出5千元作为平远县立中学开办经费；后来，他又捐410万元给平远中学建造校舍。

张弼士不仅是大企业家，而且是大慈善家，对家乡和南洋的同胞充满爱心。1900年，黄河大决口，黄河流域老百姓伤亡惨重，许多人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张弼士听闻此消息后，寝食难安，立刻在南洋各地发起募银百余万两，赈济灾民，清廷为此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广东汕头是“嘉应五属”（即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五县）到南洋的必经之路，当年张弼士也是从汕头乘轮船抵南洋的。有一年，他在回国视察汕头后，看到当地居民生活贫困，读书困难，尤其是嘉应五属子女上学更为困难，因而特地在汕头拨款建“育善堂”，购置堂产，为“嘉应五属”民众作福利基金。

张弼士还在南洋和国内办过学堂，1905年，光绪皇帝特地赐他御书“声教南暨”匾额一方。在受匾典礼上，张弼士激动地说：“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材不出。人材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西文学堂甚乡，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子弟，而我华商务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

张弼士深感读书的重要。他一生热心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生平所捐义款达数十万两银。在清廷任命他为海外商务大臣兼槟城管学大臣时，首先创办华文“中华学校”，并捐资八万两银创办槟城中华学校；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在新加坡创立华文“应新学校”，而后在新加坡、马来亚两地相继兴办了８所华文学校。

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英人只重视英人贵族子弟的教育，香港居民的子弟读书有困难，尤其是上大学更是难上加难。张弼士闻讯后，特地给香港大学捐银十万两银，作为办学和奖励华人学子之用。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政府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张弼士心情异常激愤，慷慨解囊，拿出80万大洋振兴北洋水师。

1915年4月，张弼士回国途经香港时，港英当局特地授予他“法学博士”荣誉，他愉快地接受了，因为这是对他办学的肯定。在港英当局颁发荣誉证书的盛大宴会上，张弼士许下诺言，要为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捐款修建校舍。1921年，张弼士后裔遵嘱在中山大学兴建了“张弼士堂”。1924年，著名学者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写道：“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东南亚客商不仅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在居住国和祖国做了许多功德，更重要的是，客家人性格中有一种刚直不阿、匡扶正义的品德。当年孙中山十次起义中，得到了客商的极大支持。

孙中山说“华侨为革命之母”，其中有客商的功劳。1905年秋，孙中山赴南洋进行革命宣传和筹款。谢逸桥、谢良牧则慷慨捐赠。孙中山在革命胜利后盛赞谢氏兄弟“挥金为革命”的精神。

1909年8月，梁鸣九受命赴南洋为黄兴等所策划的新军起义筹款。在很短时间内便筹到了约折合港币5万元的荷盾。这笔款在广州“三·二九”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客商张榕轩、张耀轩昆仲与印尼侨领梁映堂、梁密庵父子以及马来亚侨领谢梦池等，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凡孙中山到南洋，他们都热情接待，并筹巨款给孙中山。张弼士通过胡汉民暗中支助孙中山３０万两白银，还让默认儿子张秩秋参加同盟会。

东南亚客商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支持家乡建设，出现许多感人事迹，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贡献的。

注释：

（１）（《马星华人志》，1966，页41）

（２）（《槟榔屿开辟史》，1969，页3）

（３）《马来亚华侨史》，1950，页85）

（４）（《东南亚华人史》，1965，页244）

（５）（《马星华人志》，1958，页55-58）

（６）（《槟州客属公会40周年纪念特刊》，1978，页720）

（７）《光绪二年建筑省城嘉属会馆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