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耻：三个中国人的甲午心灵图

作者：王龙 来源：同舟共进

    甲午惨败的这一年，中国的热血之士都行动起来了，纷纷开出自己的救亡药方。学贯中西的严复首先从平静的书斋拍案而起，化笔为剑，用文章呐喊冲锋；康有为在北京振臂疾呼，发动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提出拒约、迁都、变法三项救国之策；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愤而向清廷公开挑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在家国罹难的艰危时刻，这三位中国人所经历的心路沧桑，无疑是中华民族劫后重生、凤凰涅槃的生动缩影。

严复：大彻大悟的“盗火者”

    1879年（光绪五年），一位深孚众望的英国“海归”学成归国了，他便是“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的严复。不久，严复应船政大臣吴赞诚之聘，回到自己的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

    文章眼界，已然天地一别；春风得意，必定来者可期。返国之初，严复充满了对美好前途的雄心壮志。谁曾想到，在英国处处感到亲切的严复，回到中国后才发现，这里反倒成了“气场”失调的陌生“异邦”。经过整整9年，他才当上北洋水师学堂“会办”一职，仅相当于副校长，只是一名“不预机要，奉职而已”的技术官僚。横亘在他仕途之上那道不可逾越的大山，便是“功名”二字。

    按照清朝官场的规矩，必须是道台一级的官员才有资格担任水师学堂的最高长官。严复虽有满肚子的洋墨水，却没有一个出身“正途”的科举功名。这位全中国第一个呐喊废除科举的人，自己却在这座独木桥上折腾了半辈子，一路奔波着、抗争着无常的命运。

    他接连参加了四次乡试，以博取一个举人的头衔。然而却次次碰壁；饱经欧风美雨的洗礼，却要向鄙弃已久的八股制艺讨出路--此时严复的心中，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恼和屈辱。

    官场的僵化黑暗，世味的凉薄无情，终于在最绝望的岁月里击破了严复的理想之梦。就在谋职北洋那段黯淡时光，他染上了鸦片烟瘾。这位毕生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者，自己居然深陷烟毒无法自拔。

    此时，如果不爆发那场山崩地裂的巨灾国难，也许这位四次落第的老童生，还会第五次、第六次在科场匍匐前行。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成为彻底改变严复命运的转折点。这场举国震惊的奇耻大辱，使严复受到的刺激远非常人可比。

    作为海军的奠基者之一，严复比任何人更觉无地自容，更感一种深彻骨髓之痛。他的痛苦在于早年留学西洋的岁月里，即已清醒预见到大清落伍的深层危机，却空怀壮志，无能为力。

    那一年留学英国的严复曾到一家英国法庭旁听了法官审案过程，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归来后，他“数日如有所失”，心情极度痛苦，认为西欧诸国之所以日益富强，全在于法律严明，公理日伸。而反观大清，法律不过是侍奉权力的小妾，“破家县令”、“灭门知府”举目皆是，天朝窒息民智的黑暗法度，与尊重民权的法治公理简直南辕北辙，而早已麻木的同胞却浸淫日久，浑然不觉。当严复把这种戚戚之感如实告诉驻英公使郭嵩焘，郭大人深以为然，非常欣赏这位目光如炬的年轻人。

    然而甲午之败终使大清陷入万劫不复。新年春节刚过，严复就发表了第一篇重磅文章《论世变之亟》。这篇纲领性的文章是严复“维新”思想的导论，也是他为千年危机拉响的第一声尖利警报。他清醒地看到，面对一场灭顶之灾的家国巨难，皇城根下的士大夫们还在坐井观天，隔靴搔痒，懵然于时务，“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忍无可忍的严复一上阵来，就如大海潮音，作狂狮怒吼：这一次中国的危机不再是偶然之中的一时之虞，而是千古未有的深层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根本原因在于“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他毫不留情地一把扯下守旧者的遮羞布，痛批他们自欺欺人地将中国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中国社会的生机窒息殆尽。他痛心疾首于甲午惨败，正由这些冠冕堂皇的“不学无术”之徒“私心未净”，士大夫们学问之非、心术之坏所造成。

    在稍后发表的《救亡决论》中，严复驳斥了国人对西方只“善会计”“擅机巧”的肤浅认识，指出西洋强盛的“命脉”，乃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科学），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民主）”。就这两句画龙点睛之语，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说透了“夷之长技”的人，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途。

    只有严复，只能是严复，才能站在中西交汇的巅峰，登高远眺，极目苍茫。他认为造成中西社会差距的根本原因就两个字：“自由”。中国的“历古圣贤”都畏惧自由，而西洋各国则持“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

为了达到唤醒国人，救亡图存的目的，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定下的首条翻译标准“信”，对西方著作学者的思想进行重新“组装”和“嫁接”。最典型的就是翻译《天演论》时，他把达尔文的进化思想、赫胥黎的进化论伦理学、斯宾塞的进化社会学进行综合改造利用，活生生地“做”出而非“译”出了一部崭新的《天演论》，成为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推动变革的思想利器。

    甲午惊雷过后，国人也陡然从四千年的迷梦中惊醒。士林风气焕然一新，读书人“因而感奋，发奋进有用之学”。过去他们沉醉于章句小楷，案头摆满了八股试帖，如今人人争先研读“格致天算”，物理化学等西学之书。流风所及，竟然连那些除《四书》之外一书不读的“冬烘先生”，也家家藏有“时务大成”之西学。民间报刊、学会林立，书院改革风起云涌，士子诸人纷纷以不知“西学”为耻。

    这位内心一直处于天人交战状态的“盗火者”，临终前留给后人的遗嘱中，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他早就指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可惜他一生奔忙，时光匆匆，只来得及为国民精神的改造粗绘了一幅巨大的工程图。而如何施工建设，还得靠我们自己。

    所幸他的思想，直接成为点燃戊戌维新的精神火炬。在他身后，无边的暗夜中正逐渐响起后来者的脚步声。

    康有为：“跪着造反”的悖谬与悲情

    1894年，北京皇城的天子脚下，37岁的大龄青年康有为准备参加会试，这是他人生所剩无多的机会了。但清军在朝鲜前线战事吃紧的消息不断传来，让他心神不宁。某位达官贵人与他闲谈中问道：“国朝可百年乎？”他忧心忡忡地答道：“祸在眉睫，何言百年？”

    不久，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朝野慌乱之极。清廷甚至准备了500辆马车企图弃城逃走，而那些昏庸官僚纷纷逃出京师作鸟兽散。面对家国危亡，康有为心中的悲愤无从诉说。早在六年前，他呈给光绪皇帝的第一道奏书中，就发出过准确的警告：“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又说过：“恐数年后，四夷遏于外，乱民作于内，于时乃欲为治，岂能待我十年教训乎？恐无及也。”言犹在耳，无不一语成谶！

    北京春天刺骨的寒流，如同时势一样令人绝望。就在前方败绩不断、人心惶惶的氛围中，康有为勉强在号舍里做完了他的应试文章。转眼到了春夏之交，云集京师的举人们眼巴巴地翘盼着金榜题名时刻的到来。但他们等来的却是一道晴天霹雳：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士人们惊骇无色，奔走相台，聚哭于市，夜以继日，全国陷入了巨大的悲愤之中。士大夫们上书请愿活动如同百川入海，渐成滔滔之势，在舆论界激起了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

    这时的康有为名噪京师，众望所归，大家公推他起草奏书，上达光绪。康有为用一昼两夜时间起草出了洋洋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力言当时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他给光绪帝开出的救国药方只有四味：“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不管历史的事实存有多少争议，但“公车上书”无疑成为康有为一生辉煌的起点，他打响了士林意识大觉醒的一颗信号弹。

    “国势”这个新鲜的名词，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士大夫的笔端。康有为说：“夫中国两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在康梁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士大夫眼中，中国不是清廷的中国，而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中国不是皇帝一家的中国，而是全体国民的中国；国家的生存发展，不能只由皇帝一人决定，不能任由朝廷操纵，而应依靠全体国民的力量。

    康有为不仅挣脱了“天朝上国”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且开始试图摆脱专制政治的精神枷锁。甲午较量的结果，使康有为悟出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在炮械军兵，而在思想观念的落后。他吁求统治者认清中国为世界列国之林的一员，尖锐地指出“一统垂裳”乃妄自尊大的陈腐观念。

    甲午战争前，康有为已经介绍了西方近代自主平等的人格思想，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命题。甲午惨败后，他深感国民主动参与政治之重要，遂化合中西，提出了融合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为一体的新型人格观。因此，他借千年尊孔的现实，指出最重要的就是“反身而求诸己”，自信、自立、自强、自用，如此“人皆可以为尧舜”。

    甲午一战，使中国人对日本的成功刮目相看。康有为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参照系，认为中国的洋务派是“小变”，日本的维新派实行君宪制才是“全变”。他认为中日甲午之役，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打败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因此不可再进行枝节的改革，而要从政治体制上进行“全变”。他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面对国势日危，以及知识阶层迫切改变现状的焦虑，康有为又认为中国已无“从容岁月”按部就班地组织翻译泰西书籍，转而倡导翻译日本书籍，提出“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作为原则输入西学。

    康有为这一观点，影响了许多关键人物。张之洞就深表赞同“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光绪皇帝也接受了这一观点，晓谕军机处等，说今后讲求西学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但也有人提出异议。户部员外郎恩裕指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学西人，虽未能遽过西人，然果能如西人，便可以胜东人。若学东人，非止不能胜东人，且将不能及东人也。况东人所译各书，难保无错误脱略之处，我又将以何法正之耶？”到了戊戌新政时期，严复对康有为这种取法西洋的方式也深为不满。当如日中天的维新派们手执《天演论》高歌猛进时，作为戊戌变法的精神导师，严复却远远避开，有意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持距离。

    康有为认为非全变、骤变不为功，力主对陈腐衰败的帝国进行一场生猛的“休克式治疗”。他豪情满怀地宣称，如按他的方法改造中国，“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宏图壮志，令人咋舌。而严复则太了解中国积弊之深，沉疴之重了。他预计，中国欲达富强至少尚须六十年，所以变法应该根据社会实际，采取渐进方式。他提出了“导其机，须其熟，与时偕达”的渐进变革观。

    在真正的西学功底上，康有为显然只是严复的一名学生。他严重低估了日本所译西书与泰西原著之间的差距。吃别人嚼过的馍，又怎能奢望有太多的营养？一台成功的手术，医生的医术固然重要，病人的体质也不可忽视。严复预见到了狂风骤雨之后落花飘零的惨景。像康有为那样让中国这样一个病夫突然迅跑，除了导致速死，还会有什么结果？

    维新失败后，梁启超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说，戊戌时期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输入表面如火如荼，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纷纷乱象之下，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实质是“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治病与否更不问也。”

    梁启超这一比喻十分生动，也是对康有为主张以日本为师，不分良莠输入西学的反省。

    至于康有为甲午后力主倡导树立国民的“新型人格观”，由于他身体里始终流淌着旧时代君臣一体的血液，也注定了只能采用儒家的孔教传统嫁接西方的立宪主义，采用传统的变法理念搞一场划时代的改革。康有为并未认识到，他这种“跪着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不仅微乎其微，甚至是与虎谋皮，犹如在传统长袍马褂上套了一件西装，一开始就不伦不类。

    对于康有为在甲午之后的这种彷徨无措，日本同时代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轻轻的一句话就击中了他的要害。福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福泽早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就颇有远见地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一百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事实上预言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在中国环境下的合理性。

    今天看来，开启民智，再造文明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在那个时候还远远不到火候。启蒙者本身尚未接受完整的启蒙，就急于以匆匆所学赤膊上阵，其如沙上筑塔的脆弱不堪，可想而知。

孙中山：彷徨后的革命

    小学语文课本上，有这么一则寓言：有一天，天鹅、大虾和梭鱼想把一辆大车拖着跑，它们都给自己上了套，拼命地往自己的方向拉--天鹅伸着脖子要向云里钻，大虾弓着腰使劲往后靠，梭鱼一心想朝水里跳，故事结尾说：“究竟谁是谁非，我们管不着，只知道，大车至今还在原处，未动分毫。”

    甲午之战后的1894年，和这个寓言描述的几乎一样，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把中国这辆大车拉往自己的方向。这一年的孙中山则显得与众不同，究竟把中国拉往何方，他接连换了几次南辕北辙的方向。而每一次换向，都似乎身不由己，耐人寻味。

    1894年春天，孙中山和好友陈少白合伙在广州开馆行医，自谋生计。有一次他丢下广州的生计不管，悄然回到广东香山的家中，拉上好友陆皓东共同研讨切磋，一连十多天伏案奋笔，写就洋洋八千言的《上李傅相书》。

    孙中山悉心参考了郑观应轰动一时的名作《盛世危言》，还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代为精心润色，才写就这篇心血之作。最后经过层层推荐，费尽周折，由上海经天津，于1894年6月将《上李傅相书》递到了李鸿章的心腹幕僚盛宣怀手中。

    在孙中山眼中，身膺洋务领袖的李鸿章，无疑是最开明能干的朝廷柱石，也是投书建言的最佳人选。而且此前，孙中山还与李鸿章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渊源：李鸿章曾长期口舌生疮，虽经多方医治仍不见好转，甚至有人怀疑是可怕的“舌癌”。李鸿章无奈求助于香港西医，正是孙中山就读的西医书院治好了他的这一顽疾。李大喜过望，慷慨给书院的两名优秀毕业生许以五品官衔，并可立即到京候补。

    没想到当这两名学生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两广总督衙门报到时，却被雁过拔毛的腐败官僚们层层盘剥，百般刁难，最终当官成了镜花水月，半途而废。如果此举成功，历史也许会改写--因为这其中的一名学生，便是后来颠覆了清朝的孙中山。

    如同五品官成为泡影一样，这一次李中堂又让远道而来的孙中山失望了。尽管有洋务派多名要人鼎力相荐，连香港总督罗便臣也亲自写信给李鸿章，但孙中山却连李鸿章的面也未见上。此时正值1894年夏秋之交，甲午战争山雨欲来，李鸿章被一系列外交、军事事务搞得焦头烂额，只派了亲信幕僚代为接见，传话说等打完仗后，再见面详谈。孙中山得到的唯一安慰，是李鸿章发给他游历各国的护照，算是对他满腔热情的一点回应。

    1894年11月，事隔仅仅半年，孙中山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斩钉截铁地宣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坚决走上了革命之路。从改良到革命，孙中山的转变为何只有一步之遥？后来在《伦敦被难记》一文中，孙中山自述心曲：他与兴中会同仁一开始并未想要革命造反，只想献策朝廷，上达天听，以促进改良。但甲午一败，不但使三十年洋务成果付之一炬，朝廷还倒行逆施，连上书言事这条路也禁绝了，使他对清政权彻底绝望。

    甲午年的多重打击之下，如果说孙中山的第一次转身顺理成章，那么第二次转身就显得费人思量了。

    作为心忧时局的革命者，孙中山自然密切关注着甲午战争的进程及后果。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之初，他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怒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翦藩压境”，惊呼“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1895年2月制订《香港兴中会章程》时，清朝军队又连遭惨败，北洋舰队已全军覆没，清政府已决定屈辱求和，割地赔款。因此，在兴中会的章程里，孙中山大声疾呼：“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然而，谁能想到，中日两国硝烟正浓之际，孙中山却私下与日本人往来。

    甲午战争一打响，孙中山就决定利用日本入侵、清廷无暇他顾之机，策划发动广州起义，“优先对内”完成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任务。此时他的一项重要策略，就是争取日本对广州起义的直接支持。在前方战事吃紧时，孙中山多次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见领事中川恒次郎。其中事由，据中川致日本外务省的信函称，孙中山希望日本能提供25000支步枪和1000支短枪，依靠日本的援助推翻清王朝，在广州建立共和国。这时候孙中山最关心的已不是日本与其他列强侵略中国的危险，而是如何利用国内满汉矛盾，争取敌国日本的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清廷统治。

    没想到，这笔“一举两得”的买卖，却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

    最终的结果，甲午战争硝烟未熄，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以失败收场。这与孙氏未能获得日本的支持不无关系。不但如此，孙中山还因此背上骂名。他自己也坦率承认：

    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

    后人一厢情愿地为孙中山辩解，说他当时对日本人的侵略本性还认识不足，这个理由显然难以成立。甲午战争中，草民百姓都视侵华日寇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作为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不可能不知道在此民族危急之时，联日倒清将要背负的万世骂名。

    历史绝非单纯的平面镜，有时它会演绎为万花筒般复杂多维的瞬间。

    作为呱呱坠地的新生资产阶级力量，孙中山既要反对外国侵略，又要推翻清朝政府，显然力所不逮。他毅然做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战略部署，认为只要举国一心先推翻腐朽清廷，待到人心日醒，发奋图强，国家强大了，“则列国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受到“以夷制夷”的传统思想影响，孙中山决定在国际上“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1895年1月，他首次与日人梅屋庄吉晤谈时，就明确了这个观点：

    不独是中国，所有亚洲各国都将成为西欧的奴隶，我的祖国和日本不幸发生战争，但我们非团结起来不可。两国国民互相协助，使中国越过殖民化危机，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

    孙中山对日本这种好感并不是孤立的。当时的国人对甲午战争的认识并非铁板一块，一些年轻的读书人同情支持朝鲜王国的独立，甚至认为清政府侵犯朝鲜主权在先，才引来了中日甲午之战。

    但“五四”以后，孙中山固然还向日本要求过援助，却再也不曾拿国家权益与日本合作了。不仅如此，他还开始公开声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明确斥责日本从甲午战争起的一系列侵华行径，指出日本历来怀有扩张领土的野心，甚至要求日本应于旅顺、大连25年租期满后，即1923年以后即应“退出满洲各地”。1925年，孙中山临终前还谆谆嘱咐身边的戴季陶，要把废除中日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使台湾和高丽最低限度获得自治”列为必须向日本提出的主张。

    孙中山为何突然改变了过去的做法？著名学者杨奎松的分析最为中肯：五四运动不仅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的极大觉醒，而且标志着过去由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操纵的秘密外交时代，开始步入国民外交时代了。“从此之后，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党组织，都再难背着国人牺牲父祖之国的重大权益而不受惩罚了。”孙中山当机立断，改弦更张，既是情势所迫，也是顺应潮流。

    甲午前后孙中山与日本的合作历程，正是那一时期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缩影。国门初开后的中国人，国家主权领土观念和近现代国际外交概念，都还处于朦胧而混乱的成长时期。专制统治者如此，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者同样如此。比如在与列强签订条约时，清朝官员普遍缺乏近代外交知识，并未意识到在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上让步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后来在民国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蒋廷黻说：“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备受推崇的英国近代史大师霍布斯鲍姆曾说，国家是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在这个定义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利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回首120年前的甲午，从严复关于“主人之国”与“奴隶之国”的区分认知，到康有为试图借“主人”之手解放“奴隶之国”，再到孙中山在甲午前后对于国家民族概念的自我纠正，更觉得严复当年的感叹不无深意：“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