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导师耿飚

 博客天下

    葬礼，也许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最后、也是最浓郁的一环。

           2000年，国务院原副总理耿飚去世时，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和耿飚的儿子耿志远一起捡起耿飚的骨灰，装入骨灰盒。

　　“这是儿子，而且长子才会做的事情。”时隔13年，耿飚的小女儿耿焱对《博客天下》回忆起这个细节时，仍然充满感激。两年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去世，耿志远在习仲勋的葬礼上陪伴了习家人全程。

　　习近平不是外人。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耿飚，是习近平政治生涯开始时的老首长，是他父亲习仲勋的老战友。

　　习近平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耿飚当秘书。他像耿飚一样务实好学、做事高效。那三年是他开眼界、长本领的关键三年。

　　古代的少年想要成为骑士必须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扈从阶段，那时期的工作包括协助骑士穿戴和保养铠甲、马匹，以及各种照料协助和保护，骑士则教给自己的扈从以战斗和工作的经验，直到他可以独当一面，成为年轻的骑士。

　　但机要秘书的工作比中世纪的扈从复杂得多。

　　1979年春，习近平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的任命。这位26岁，毕业于清华的青年本来即将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秘书，不过就在他报到前后，中央调整了耿飚的工作。

　　耿飚的新工作是中央军委秘书长，这是一个军方职务。

　　习近平需要多办一个入伍手续，机要秘书如果没有现役军人的身份，将无法接触内部重要文件。耿飚的绝密文件都锁在抽屉，钥匙随身携带，妻子儿女也无法靠近。

　　“习近平报到的时候，大概是3月20几号，那时耿飚还在西山的指挥部。”《耿飚传》的作者，耿飚1985年之后的秘书孔祥琇告诉《博客天下》，“当时还在进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习近平跟随耿飚转入了中央军委。根据他的本科学历，他被定为副连级，工资是每月52元。

　　那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实行军衔制，大家的军服都是绿色“三块红”军装。秘书和首长的军装款式完全一样，和士兵相比仅仅多了上衣下排的两个口袋，那个时代人们用“四个兜”来指代军官，甚至于普通干部。

　　干部被认为是需要开会的人，下面的两个口袋对于干部来说意义深远——开会时装小笔记本可能是最重要的用途。

　　不过习近平的下两个口袋基本上没派上用场，很多事情耿飚根本就不许习近平记录。机要秘书要有一个好脑子，耿飚要求习近平记下了几百个电话号码。

　　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负责日常工作的其实是耿飚这位秘书长。做耿飚的机要秘书，清华大学毕业生习近平必须万无一失。

　　“他有时候也会‘作弊’，”孔祥琇对《博客天下》说，“一些事情如果实在无法记下来，他会听完了赶紧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写在纸条上，悄悄塞进兜里。” 　　耿飚那几年会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他的事务可谓庞杂：军队、地方和外事工作无所不包。作为秘书的习近平可以看到很多中央的东西，比如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问题，在习近平的眼前都不再神秘。

　　“那段时间对他很重要。他一毕业就直接进到中央，直接接触最高决策层。”耿飚的小女儿耿焱说，“他(习近平)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以后，到所有的老一代人家里看望。他自己的话就是‘不陌生’。如果他一辈子都是在地方，一下子进中央，那真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但他不会，因为他很熟悉了，这是他的优势。”

　　由于“文革”时期领导人出访较少，耿飚1978年担任副总理后出访不少。耿飚会轮流带秘书出去，习近平也曾陪同首长出访和在各省考察，积累了很多经验。“他最年轻，就是来学习的。”耿焱说。 　　根据耿飚当时的司机杨希连回忆，三位秘书的办公室跟耿飚的办公室是对门。习近平当时没有自己的房子，父母的房子在交道口，不过工作繁忙，不常回家，就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住下。

　　当时耿飚的车是一辆奔驰250，后来换成了奔驰280，奔驰车可以放磁带，而且声音相当不错。杨希连说，那会儿的习近平还不会开车。在等待首长或者和习近平出门办事的时候，杨希连会和习近平一起听邓丽君的歌。

　　两个年轻军人都很喜欢她的歌，军歌固然能鼓舞士气，但邓姑娘则会让疲惫的人放松下来，杨希连告诉《博客天下》：“我们把那盘《小城故事》的磁带都听坏了。”

　　就在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马来西亚时，还曾经提到自己很喜欢梁静茹的歌曲。梁静茹被公认为是邓丽君歌曲的出色翻唱者，她多次唱过《小城故事》。

　　这是昔日生活仍然影响习近平的一个小而确定的证明。

　　习叔耿伯

　　习仲勋和耿飚的交情可以追溯到陕甘宁边区时代。

　　当耿飚在一方面军艰苦北伐的时候，习仲勋在西北红军当中建设根据地。后来两人在甘肃庆阳有了交集，耿飚在庆阳驻军，在庆阳娶了夫人赵兰香，而习仲勋则在庆阳的环县当县委书记。

　　习仲勋在1962年因为小说《刘志丹》遭了厄运，1966年之后就开始挨斗、坐牢，而耿飚也在“文革”期间受过批判。

　　他们都是在邓小平复出之后被起用的那一批干部。

　　耿焱称呼习仲勋为“习叔叔”，而习家的孩子则称耿飚为“耿伯伯”。

　　除了习近平。

　　大多数的秘书和首长之间，都是一种亲近如同家人的关系，更何况习近平本身就是老战友的儿子。

　　不过也正因为这一层工作关系，习近平称耿飚为“首长”，耿飚则管习近平叫“小习”。 　　除了工作，耿飚和习近平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下围棋。这种在古代最贴近兵法的游戏有这样一种魔力，让所有醉心战略的男人欲罢不能。

　　耿飚让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下围棋，他认为这能够训练他们的大局观。习近平的发小好友围棋运动员聂卫平说，习近平很早就“学会了围棋规则”。

　　1980年代初，是聂卫平大放光辉的年代，他打破了日本棋手的垄断，一度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

　　耿飚访日时，中国棋手正在日本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时，在习近平的牵线下，耿飚接见了棋手们，耿飚喜欢下棋，他要求习近平尽快学会围棋，与他对弈。

　　为此，习近平还专门找聂卫平学下棋。

　　“当时他(习近平)想学一点快速提高的办法，”聂卫平告诉《博客天下》，“不过我没教他，我怕他水平不行出去给我丢人。”

　　耿飚喜欢聪明人，是个爱才的人。12月9日，病榻上的聂卫平向《博客天下》谈耿飚给予自己的帮助。“当时我还在黑龙江上山下乡，但是经常在北京参加比赛，耿飚就特别关照，让组织给我分了套房。”聂卫平说。

　　耿飚和习近平的对弈可能是比较凶狠激烈的，不过在聂卫平看来水平不高。后来如果聂卫平来访，耿飚就和习近平把棋盘搬走，“他们都背着我下棋。”

　　秘书习近平和首长的上下级关系在百万裁军大潮中结束。耿飚设计的裁军方案当中，有裁撤机关冗员的设计。

　　“当时首长身边四个工作人员，夫人赵兰香还有两个月提副军，两位秘书资格要老得多，习近平则是最年轻的秘书，要么裁掉夫人，要么裁掉习秘书。”孔祥琇说，“习近平理解首长的难处，所以他表现得很主动。”

　　习近平的新工作是正定县县委副书记，这是一个副处级职位，他的转业手续很快就办妥了。这个职位后来被很多人视作习近平政治生涯的重要一站。

　　“当时想想有点委屈，也没有搞个宴会欢送一下，只是来点猪头肉，一瓶酒，几个同事喝了几杯，就把习秘书送走了。”孔祥琇说。

　　耿飚家吃得很节俭，一般是三个菜，有时候是四个，杨希连回忆说，首长过生日的时候会加个菜，拿瓶酒，耿飚是湖南人，不辣不高兴。“首长爱喝酒，但是不敢喝，”孔祥琇说，“有的时候应酬必须要喝酒，他又担心影响工作不能喝，就由另一位能喝的秘书代劳。有的时候喝完酒，首长要扶着秘书离开。”

　　习近平转业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常穿没有肩章领花的旧军服。在他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一张昔日照片曾经走红于网络。照片上，习近平正是穿着这身打扮，在一个有些寒酸堆着书籍的办公桌前留影。

　　后来习近平调往福建。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福州市委大院里，“马上就办”四个大字十分显眼。在厦门任职时，他认识了彭丽媛。习近平逢年过节会经常来看老首长，有的时候也带着年轻的妻子彭丽媛一起来。

　　“习近平在福建时，每次过来都带很多海鲜。”耿飚的警卫参谋黄心明回忆道，“有一次他回来看首长，还陪首长又下了一盘棋。”首长后来把围棋棋盘和棋子都送给了黄心明，那是一副云子围棋，是聂卫平送给耿飚的礼物，在日光下，会发出神秘的绿色。

　　习近平时常把苏东坡在《晁错论》中暗合弈道的一段话挂在嘴边：“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在首长面前，习近平似乎还是过去那个小习。不过，在厦门市工作时的习近平，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一位曾在1980年代中期就读于厦门大学、后来去美国的留学生，曾担任过时任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的翻译。他回忆说：“那时习近平才30岁出头，我第一次接过他的名片，吓了一跳，那个时代特区领导可以这么年轻的，几乎没有。”

　　这名留学生在远赴美国期间，又曾接待过作为福州市委书记赴美考察的习近平。在专业的公司法律介绍会上，他注意到习近平端坐第一排，从头至尾埋首记录，而且特别爱问问题，从不惧尴尬。

　　随后的几年里，他每年春节都能收到习近平越洋寄送的新年贺卡。“足见他心细和善于交际。”

　　这是一个可以记忆几百个电话号码的脑子。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职业外交家亲手训练出来的年轻人。

　　他和他的导师和首长耿飚一样，好学、务实、好琢磨、做事高效。

　　他默默记下了耿飚对军队发展的无数看法，带着老首长的种种烙印，奔向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