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冠英

缅甸爱国华侨曾冠英(曾延丁)先生生平

    曾延丁（冠英）同志于1909年1月7日出生，卒于2007年3月14日，享年98岁。

　　曾冠英同志出生于厦门曾营，早年随其父到缅甸，在缅甸接受私塾教育，学习中文。之后便在曾氏宗亲合股办的“合振公司”供职，后到其父亲开办的“缅甸石油公司”驻彬文那分支任总管。

　　日本侵略祖国大陆时，曾冠英在缅甸与大多数热血爱国华侨一样，积极参加“励学社”等青年进步组织，并在《觉民日报》等各种华文报刊发表文章，宣传祖国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参加“缅甸华侨文艺界抗日救国后援会”并任该会中“抵制日货委员会”负责人，组织青年上街开展抵制日货活动，积极开展募捐、筹集公益款活动，并将所募得款项汇往国内，支援抗日。

　　缅甸沦陷后，他取道云南回家乡厦门曾营村避难，日本投降后，1947年，他又回到缅甸。

　　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仰光总支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缅甸进步华文报《人民报》、华文学校“南洋中学”的组建工作，任学校校委员及总务主任。之后，因工作需要，曾冠英同志先后在敏甲光、眇茗等城市的华文学校任教务主任，培养一批爱国华侨青年尽心尽力。

　　1957年至1966年期间，曾冠英同志先后任缅甸仰光华侨书店副经理，缅华图书馆副馆长、闽南文化艺术工作协会常委、闽南剧社秘书、仰光业余公学校长等，在进步侨团文艺团体负责宣传工作，积极宣传新中国。

    1969年，曾冠英同志回国后先后在厦门市社会福利院、南普陀、市政协工作，至到1985年离休。

　　曾冠英同志一生追随进步事业，兢兢业业，为人厚道，平易近人，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受尊敬的长者，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曾冠英先生参加缅甸华文报《人民报》、华文学校“南洋中学”的组建工作

附：

虎口余生说春秋  ----缅甸归侨曾冠英“口述历史”

　　时间：2005年4月至6月

　　地点：厦门市湖滨一里（曾冠英家里）

　　整理：林太原 青云

　　归侨“口述历史”之二

　　上世纪缅甸侨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归侨曾冠英“口述历史”

虎口余生说春秋

　　今年90多岁高龄的曾冠英老先生，1926年随几个兄弟从厦门去了缅甸，投奔经营大米生意的父亲。后来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参加过多个进步组织，曾是当地有名的“公子”。

　　日本侵战缅甸时，曾冠英死里逃生回到福建家乡。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1945年初他去当了青年军。日本战败后，他又回到缅甸仰光，加入民盟缅甸总支部，参与创办多个侨团、多所华校等。

1968年底，曾冠英先生遭排华回到厦门，编撰了《缅华杂文录》等有现实借鉴意义的书籍和缅华资料的整理工作，亦为缅甸归侨做了大量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彬文那”三公子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曾营一户人家的婢女买来收养，曾在村里的龙山两亭小学（海外华侨捐办的，学科很多很齐全，有语文、数学、体育和英文等）读书。不几年我的婢女母亲病逝了，父亲让二娘、四嫂（寡妇）和我去了缅甸。那是1926年，我十五、十六岁。

　　到缅甸后，父亲曾水办叫我去读私塾，以后又到“合振公司”，开始是专为他泡茶，后在公司帮工，再后来还当上了掌柜，仓库钥匙也交由我管，月薪是40个罗币，很多，我不会用，二哥常找我拿钱，我都会给他。

    “合振公司”是由曾营宗亲合办的，以曾番祝、曾水办、曾余庆等三人为最大股东，当时缅甸人称“祝办庆”的指得就是这三人。公司在二楼，楼下是很大的杂货铺，初到缅甸的曾营乡亲，第一站都要在这里落脚、做工、过渡。公司专营大米，销往新加坡、上海、厦门等国家和城市，每趟出船至少要装上500包大米，麻袋大包。至到世界经济萧条，缅甸的许多华侨米商（家）倒闭，“合振公司”也收盘了。

    很快，父亲做上英国人办的石油公司“BOC”（“缅甸石油公司”的简称）的代理。与我们竞争的是“IBP”（“印度缅甸石油公司”的简称）公司，他们的代理商是华侨郭光灿的父亲。当时，郭光灿和仰光“应春堂药店”老板胡资周都是共产党员，我常听到他们说“江西”一词。后来这俩个人被华人侦探李腾芳（为英殖民当局效力的华人）追踪侦查到，被驱逐出境回国，郭光灿在厦门遭敌人的枪杀。

    “BOC”代理总部不在首都仰光，而是设在缅甸中部的仁安姜，再由那里的炼油厂辐射到周边城市。我就在彬文那当分支总管。我在那儿的朋友有：电力公司的王文福，碾米商雷新治，加上我，就是当时出了名的“彬文那三公子”。

    20岁时，因父亲让我讨老婆的事，我不从，跑回了仰光，气坏了父亲。在此后，我有一年多没工作，没钱生活，我的一位堂祖父看不过去，让我到山芭（乡下）买稻谷。在山芭，我学会讲缅甸话。而此之前，我与印度人交往多，印度话讲得比缅甸话好。1932年，我随父回乡完婚。第二年，我们的孩子刚出生，我又回到缅甸，父亲还留在家乡。

　　父亲不在时，“BOC”由姐夫打理。我再去“BOC”上班，姐夫让我当副经理，是个专管签号的闲职。我给在家乡的父亲写信，希望他回缅甸来。父亲是打算要回来的，但由于病，最终还是死在家乡。

    “BOC”是父亲代理，但也是一个合股公司，是由我们曾营乡亲的合股公司。父亲死后，公司就由我堂兄经营。我们这些兄弟当时都成家了，父亲生前除了为我留一份“BOC”的股份外，其他兄弟都没有。这就引起当时是国民党缅甸总支宣传部部长的二哥曾德山，仰光百尺路警察局的顾问、也是龙山堂的秘书、三省堂的理事长的五哥曾金德的不满。他们俩找堂兄闹，要求公司的股，也分得他们一份。堂兄说，要，拿钱来买。他们那里有钱，结果是堂兄买走全部的股份，我也抽出股份，退出公司，离开彬文那，到了仰光。

　　父亲对我不错，为什么？我想，父亲认为我是婢女买来的孩子，很可怜，没有地位，应该让我有保障；还有就是父亲也很怀念他的这位婢女，所以在他的子女中，唯独给我留下一份股。

接近进步组织

　　我拿着从“BOC”抽出来的股金，回仰光找生活。其实，我是在宗亲处“弄邦”（闽南人称光吃饭不干活），成天与一些青年人在各种组织里活动。

    我为什么会走革命这条路，一是因为我是一个婢女买来养的孩子，没有地位，所以我要走出去，到外面去闯；二是因为我很早就接触到一些进步人士和进步组织，如“书记公会”、“励学社”、“缅甸华侨文艺界抗日救国后援会”（简称“文救会”）等。

　　在“合振公司”时，有一位讨海的人叫陈金塔，是“书记公会”的成员，平时他给我灌输很多进步思想，而我也常写些小文章在进步报刊上发表。“书记”是缅华商店会计人员的别称，“书记公会”是商店里文书、会计员的团体，成立于1928年10月10日。那时大家认定“书记公会”是马共组织，成员中像林环岛、郭荫棠、丘巴宁、汤道耕（艾芜）、王思科都是马共党员。被抓后这批人遭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唯独丘巴宁没被驱逐。由仰光曾、丘两姓的“龙山堂”出面担保丘巴宁，才使得这颗革命种子留了下来。

　　1933年5月4日，丘巴宁组织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店员成立缅甸仰光华侨“励学社” ，我还把郑祥鹏、陈杰夫几个拉进来，共有27位社员。社员谢征尘原来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秘书，他不满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人，打败战后回到福建老家，自己要组建“人民共和国”，事败后跑到缅甸仰光开了一家照相馆，“励学社”的社址就设在他的照相馆内。

　　“励学社”继承了“书记公会”出版《新芽小日报》的宣传风格，在《觉民日报》开辟“卜间”专刊。“卜间”是当地华侨对“市场”的习惯叫法。就像市场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一样，在“卜间”专刊有诗歌、杂文、小说等等可以读到你所喜欢的文章，很受欢迎。

　　那时，缅华社会有很多副刊，像晶晶社的《野草》，椰风社的《椰风》，巨轮社的《十日谈》、《晓声》、《芭雨》、《文艺》《兴商日报》，各刊物还经常传载《大众生活》、《永生》、《世界知识》等国内救亡刊物的文章。那个年代，各种团体组织十分的活跃，各种副刊层出不穷，论战也是此起彼伏。这些副刊并肩前进，像一股洪流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对内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对外卖国投降，呼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形成缅华社会爱国进步的主流，影响深远。

　　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后，国民党被迫对日宣战。10天后，“励学社”会同缅华文艺界笔友，成立了“文救会”。“文救会”下设多个委员会，我负责“抵制日货委员会”。又与联合了缅甸人、印度人一起成立了“中印缅抵制日货委员会” 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组织劝告队，调查、登记商店内的日本货，让日本货退出市场。

　　1940年，《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从国内到仰光，就住在“龙山堂”，杨章熹介绍他在仰华学校（仰光华侨学校）教书。不久，因晥南事变，一批进步文化青年人从四川、云南疏散到缅甸仰光。他们与缅华社会的进步青年像王汉斌、郑详鹏、赵丰、李凌、肖岗、吴章彬、陈尊法等成立了“缅甸华侨青年战时工作宣传队”（“战工队”）。我跟“战工队”成员都很熟，他们也邀请我加入，我没去。

回到福建家乡

　　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局势紧张，我和一些朋友、同志一道离开仰光，北上往祖国撤。也有一些人留下来，丘巴宁到山芭避难，我五哥曾金德留在仰光，当任保卫仰光部队的副司令，司令是英国人车登。

我们北上先到了曼德礼（瓦城），在那呆了一段时间后到了腊戍，再日本人打过来时，我们坐的车刚通过惠通桥，只听身后“轰”的一声，桥被炸掉了，日本人过不来了。（大笑）。

　　我们撤到保山。第二天，日本人的飞机就来轰炸保山。幸好，我们一大早就离开，没事。一路颠簸，来到昆明的大观园，住在云南基督教青年会的李公朴先生请我们吃饭。我们听他老人家的话，回到福建家乡曾营。

    回到家乡，我找到一位在同安当国民党书记的乡亲帮忙找份工作。他让我到金门当警察局长，我说不行；让我到金门中学当校长，我说自已没学历；要我去办《前哨》报，要从海沧跑到同安送稿，我也不去；最后调我去当押运，押盐船从登尾到孙厝。

　　后因我与进步人士有往来，就被国民党盯上了，怎么办？那时正是发动青年当兵，提倡“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青年军”，没办法，我只好当兵去。

　　那时已是1945年初，我们青年军徒步往江西走。在军队里，我出墙报，介绍缅甸的风土人情，还和同乡曾文海一起为大家表演，我拉二胡，他跳印度舞，很受欢迎。我的班长是个大老粗，不认的字，有什么写的东西就叫我写。我跟排长的关系也搞得很好。一天，我因一句提问，就被抓起来，关了整整一星期禁闭。班长、排长很同情我，请来一位军医（泉州籍）开了我病了，不能再留下来服役的“证明”。证明开下来，正好这时日本人投降了，我和四个福建老乡也就趁机离开步队，回到家乡。

回缅建立侨团

　　1946年底，缅甸那边地下党的同志要我和另外6位同志回缅甸去，并寄来路费。1947年我到了仰光，最终组织上决定让我到敏甲光组建民盟分部。

    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总支部是1948年1月1日成立的，肖岗当第一任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成立？缅甸是1948年1月4日独立，而民盟赶在独立前的英殖民政府时期成立，算是旧体制留下来的组织，是合法的。当时，也只有以民盟组织向各城镇组建分部，去争夺阵地。华文学校是我们最要争夺的主要阵地。

    后我又赶到毛礼去组建业余学习社。毛礼是曾、简两姓到缅甸后的发祥地，我父亲也是从这个地方做起大米生意的，我在那还说得上话。后因我在敏甲光过于活跃，也因南洋中学校长杨章熹要回国，仰光需要人，1950年我被调回仰光。

　　南洋中学是1948年5月间创办的。当时，形势需要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校，培养人才。杨章熹在南中，先后任教务主任、校长，为初创的南中做出积极的贡献，在师生中享有声望。学校创办初期我在敏甲光，直到校长杨章熹、教务主任黄华明要回国，我被调到南洋中学任校委兼总务主任。

　　几年来，一批教师和学生在南中得到锻炼、培养，新生力量逐渐成长，为进步的侨团往外延伸影响力奠定了人员基础。1953年我们决定，派出优秀的教员和学生骨干到各大、中城市开展华文教育，我被派往渺眳，林竹到曼德礼，曹国杰勃生等等。

　　1957年，我重新回到仰光，此次被聘任为新办的华侨书店的经副理。后来，我任了华侨书店的经理，书店以灰色基调一至到1968年底，因我被缅甸政府驱逐出境要回国时关闭。

来源：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