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宁英

一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仰光度过的。1957年到1963年，我就读于仰光著名的华侨中学，并在那里高中毕业。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缅甸从英联邦获得独立，政局稳定、经济活跃，一度处于东南亚地区的领先地位。那时，中缅关系也十分和谐。每逢缅甸的国庆（当地叫独立节），华侨和华人学校都会组织参加所在地区的庆祝活动。我记得，1962年1月4日的缅甸独立节，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我有幸入选华侨中学的遊行队伍参加仰光“独立节巡遊比赛”，并获得第一名，仰光当局曾给我们颁发了价值五千元的“真金银钵”。

那真是中缅友好互相往来喜事重重的年代。那时的日子，和平、温馨、安宁，让人十分舒畅！

我在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喜欢打乒乓球，但从来没有机会参加比赛。记得是在华中读初三的时候，有同学在班里把书桌拼成球桌打乒乓球。我也下去打，被大家发现打得不错，推举我参加校内比赛，很快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当时，缅甸国家乒乓球女队破例从华人华侨中征召选手，我于1961年10月入选，曾集中接受中国援外教练王传耀和黑猫体育会乒乓球教练杨荣星的精心培训。当年年底，我有幸代表缅甸国家女队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进行友谊比赛。我曾上场与第26届世界乒乓球冠军的邱钟慧打过对抗赛。这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场幸运，它得益于那时中缅关系的融洽。

遗憾的是，好景总是不常在。记得是1962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观看中国文化代表团的芭蕾舞“天鹅湖”，缅甸发生了不流血的军事政变。第二天报纸上公布，奈温推翻吴努政府，开启了缅甸军政府统治。缅华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华侨们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学校的教育制度开始面向当地，提高英、缅文程度。

1963年，我以“三好学生”的成绩高中毕业，毕业证书背面还写着“三好”，真感光荣！可我没条件再升学，家里经济不宽裕，单靠父亲一人教书怎么养活一家八口？想回国没有经费，也不能留下弟妹不顾。缅属我去不了，我入选缅甸国家女队，还想继续提高我的乒乓球技术，且在王传耀教练的指导下，我改变了攻拉球姿势命中率提高了，只有争取留在仰光。

那年的3月、4月暑假那么难熬。4月份过去了、“五一”劳动节那天，我得到通知，5月3日到中国女中教书，真是意外！一个和中国女中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居然可以到中国女中任教，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我的一切困难迎刃而解。我当上了中国女中的老师了！

过后我才知道，主要是因为杜美玲老师获准回国，学校少了一位老师，课程排不了，只好再增聘一位科任老师。感谢杜美玲师姐回国，送给我一个进入中国女中的机会。

二

刚到中国女中报到不久，有一天早上我坐在办公室备课。有位高年级学生拿了一作业本子进来问问题，本子上面用铅笔写了四、五页英语文法习作。她看见办公室只有我一人，便过来对着我说：“老师我不会做，您能帮我看看吗？”我不知她是谁？只好硬着头皮接过作业本。一看还好，小学的英语习题还难不倒我这华中的高中生。我在她面前用熟练的英文一题不漏地写出了答案，心想，我是华中的高材生，我怕谁？（笑）

中国女中有严密有序的教学制度。教师有科任和班主任的分工，并按所教授的年级分成三个年级组：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此外还设置了文艺组和体育组。

可能因为我有打乒乓球的特长，我被分配在体育组。但我在体育组没有单独担任体育课，我的任务是协助陈君穂老师工作。陈君穂老师是老运动员，是华体会干事。有的学生，还有学校看门的印度员工称她为“一二一”老师。我当然不敢这么称呼她，因为她是我的前辈。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华运会”举办小学运动会的前几个月，学校都要组织学生提前进行训练。有时到黑猫体育会的操场，有时是跑马场。通常是大清早就用校车载学生出发，还要烧两大桶开水供学生喝。中国女中在“华运会”的成绩年年有突破。记得1965年最后一次华体会，我们的学生打破多项运动会记录：男女两个丙组的穿梭接力打破记录，女子乙组吕翠月打破了100米记录。还有一些好成绩，时隔五十多年，记不起来了。这些记录已保持了五十多年了。真想念那些天真活泼，奔驰在操场上的学生。

三

在中国女中，最让人不能忘怀的，还有教师之间的团结友情。不管你分在哪个教研组，所有的教师之间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像是生长在一个大家庭。

记得从1964年开始，为达到面向当地提高英缅文程度，老师们晚上上夜校。每逢参加政府的九年级、十年级公开考试时，教师们都会主动互相代课，不讲条件，十分默契。

到中国女中第二年，我由科任老师转为三年级的班主任。与我同为三年级班主任的还有黄月梅老师，她教甲班，我教乙班。学校规定班主任每年都要做一次家庭访问，我们俩会一起到离学校较远的学生家做家访。我们工作配合得好，谈的来，我们还一起去使馆申请回国。她因有爱人在国内获得批准，而我没有条件只有留下来。我们一直有联系。前几年，她夫君逝世后，在女儿、女婿陪同下专程到澳门来看我。我们佷珍惜这次会面，想不到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过后，我们曾有几次通电话。我又失去了一位知心好友、好同事。

年轻老师中与我交往最多的还有陈启玲，她是我的挚友同事，她在华中比我低一班，迟我一年到中国女中来。她先去中国女中幼儿园任教，后调回小学部。我们是家中老大，同病相怜，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我回国，她去美国。她在美国结了婚，有对儿女。我为她高兴。我们在缅甸别后，1993年在美国洛杉矶见过一次，2008年在香港见了一面。遗憾的是，都来不及述尽别后情，就永别了。我心里总是佷难受，无奈。

我刚进中国女中时，是最年轻的一位教师，所以一直得到各位前辈的关心和提携，毕生难忘。她们传承给年轻人的最大精神财富就是“认真”二字。

记得第一次当班主任，向学生收费后交财务。蔡人伟老师毫不客气退回给我，让我把每张钞票正面朝上排列整齐后，再交还给她。她说这是银行的要求，也是财务的规矩。认真必须从每个细节开始，这是我从此事得到的领悟。

前辈中我和周雅宝校长接触最多，她离开缅甸后，不管是在厦门，还是在香港，我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像慈母一样教导我，关心我。

九十年代后，我常往来厦门、北京、香港、仰光，回缅甸看望年老的父母，和同事们叙旧，得知蔡人伟老师、龚雪芬老师病了，都有同事陪我前去探望她们，她们在病中以笑脸欢迎我这久别的小同事，心里苦乐交集说不出什么滋味，难忘的最后一面。

王玉治老师在我妹夫家，认出我妈妈是她的同学，世界真是小。后来我得知她行动不便，也在同事的陪同下前去探望她。想不到，几年前她也走了。

林希智副校长住在北京，澳门回归祖国后，前去北京的机会多了，我探望过她和苏为奇前辈。为了留下中国女中的历史资料，林副校长在九十岁高龄时认真、负责地撰写了《追述中国女中》一文。她写过后，由大女儿苏醒华打印好寄给我，让我转交给周校长、林芳彦老师校订。记得，陈君穂老师八十多岁高龄了还陪我把书稿一起送给住在养老院的周校长。我体会到这就是中国女中的团队精神，团结一致做好一件事。

中国女中虽然在1966年被当局收归国有，但是，她所培育的团结友爱的传承，依旧延续到今天。时至今日，一见到中国女中的老师和校友，我们仍如同一家人一样。

四

到中国女中任教后，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乒乓球运动的热爱，学校也十分理解和支持。只是因政局变化，打球的条件日渐艰难。

当时我参加了黑猫体育会的球队，而1964年缅甸的国有化浪潮，把黑猫体育会练球的场地也没收了。没专业场地练球，每天只能等学校放学后，在一层大厅架起乒乓球桌练球。大厅光线不足，球桌不规范，谁能想到这种环境还能出成绩。我打球的时候，常常有许多学生站在旁边观看。是他们目光和掌声激励我坚持下来。

1965年我在缅甸华侨体育会组织的乒乓球赛中，获得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的冠军。紧接着，挟“华运会”之勇，我报名参加全缅奥林匹克乒乓球赛，又夺得女单亚军、女双冠军、混双冠军。

1966年，我的乒乓球技术再上一层楼，在当年的全缅奥林匹克乒乓球赛，我终于夺得全缅乒乓球女单冠军。同时获得女双、混双冠军。

能出成绩，固然欣喜，但在我内心由衷地充满对中国女中的感激之情。是仰光五十尺路26～28号，这座四层楼的一层大厅的殷切目光，支持我夺得全缅乒乓球冠军。

1966年，缅甸乒乓球国家女队再次破例向我打开大门，邀请我这位没缅籍的乒乓球运动员参加训练，准备征战在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运动会。球队在四十五条的YMC内集结训练，后因经费匮乏而未能成行。从此，我那短暂灿烂的乒乓球生涯也划上了句号。

1967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我毅然放弃一切，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命运作弄人，我五月份结婚，六月仰光出事。十月一日我去参加大使馆庆祝国庆酒会，第二天十月二日，就乘飞机抵达昆明了。我被安排落户在武夷山华侨农场，在那里当了十年的小学老师和行政负责人。

农场的十年教育生涯我问心无愧。学校直至1972年才有了正规的课本。在那动乱的日子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岗位，使农场的小学生也学到点知识，让她们健康成长。让我自豪的是，我们的小学，还能紧跟形势给四年级学生开设英文课，这多亏在仰光中国女中练就的教学功底。

1977年“文革”结束，我得以按新的侨务政策移居澳门。当时，澳门一度成了缅甸华侨的聚集地，最多时达到三、四万人。在这里我遇到许多仰光中国女中的老师和校友。大家仍旧发扬在学校传承互助友爱精神，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共同求发展。

在澳门，许多中国女中的校友颇有成就，大家都能自立自强，不负母校的教导培养。特别是在特别行政区机关任职的蔡志龙、尤淑瑞、尤肖其校友，他们都是在青少年时回国，在文革期间，也都是要自强不息、不断努力才能达到今天的成绩。

蔡志龙校友现任澳门特区政府行政公职局首席顾问、高级技术员，同时还是澳门归侨总会副理事长、澳门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推广协会常务理事。

尤淑瑞校友现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卫生局顾问、高级技术员，卫生局《澳门医疗与健康》杂志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副主任、河北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蔡志龙、尤淑瑞两位校友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第二、第三届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会议成员。

尤肖其校友现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工务运输局基建厅首席顾问、高级工程师。沈尤世界宗亲联合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他们和世界各地的校友一样，都在为社会的和谐和更加美好辛勤的工作。

我非常庆幸，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有过在中国女中工作的经历，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年，但她是我从仰光华中毕业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在中国女中的工作经历不仅让我养成了“认真敬业”的工作作风，而且让我结识了许多终生不离不弃的同事和校友。

这是人生路上的一种缘分，是一种不解之缘！

 2016年10月8日 澳门

本文刊载于《难忘舐犊情——纪念仰光中国女中百年华诞》

2016年12月，缅华笔友协会澳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