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而奋

我上小学时母校有两个名字：1963年前称“缅甸仰光中国女中附小”；1963年以后应当局要求改称“仰光中国小学”。但我和许多校友还是习惯称母校“中国女中附小”，觉得这个名字有更多的历史沧桑，也更加亲切。

明年，母校就要迎来百年华诞的纪念日。母校的老师和校友要我一定要写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因为我的母亲周雅宝在母校工作了近二十年，并且担任了最后一任校长，直至1966年学校被当局收归国有。

我也觉得我应该写，既是为了纪念母校，也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

一

我的母亲祖籍福建惠安，但她于1918年出生于厦门。当时家境尚可，母亲从小受到较好的文化熏陶。在外公的督促下，她自幼喜欢文学。还学习书法，能写一手规范的柳体字。长大后，家里送她到鼓浪屿读书，接受了系统的师范专科教育。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母亲曾按外公嘱咐到缅甸探望亲友，她很喜欢仰光的水土风情，便留在这里任教，在一些侨校担任过语文和历史老师，期间也在中国女中的前身——中国女子公学代过课。1941年，日寇大举入侵缅甸，母亲随逃难的人潮回到国内家乡。抗战时期，母亲认识了父亲阮丹萍。父亲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谦谦君子，二人情趣相投，结为连理，从此相伴一生。

抗战结束后，国内生活十分艰难。1948年母亲和父亲经过商议，决定随国际组织资助逃难侨民返回侨居地复员的轮船，再次前往缅甸仰光。

经过战争蹂躏的缅甸，百废待兴。缅族政府正在从英联邦手中争取独立，对华人还算关照。从国内复员回来的华侨，纷纷投资兴办实业，恢复市面繁荣。许多文化社团和侨校也陆续重建复校。母校也更名为中国女子中学及附属小学，在仰光十六条横街重新开课。主持学校重建工作的陈秀莲前辈听说母亲回到仰光，便立即前来探望，诚邀母亲到中国女中任教。

从此，母亲便与中国女中结下了不解之缘。母亲到中国女中的时候，正逢母校教制调整，因师资流动，人手不足，停办中学部。不久，原教务主任王一芒老师，随先生调往南洋中学工作。学校便决定由母亲接任教务主任的职务，与校长周颖如老师、训育主任林希智老师，共同组建了学校管理的三驾马车。1955年林希智老师也随先生到缅北腊戌工作，由林希贤老师接任训育主任。学校依旧维持着“三驾马车”的管理体制。

1960年3月，周颖如校长离任去缅华教联工作，校董会遂决定由母亲接任中国女中的附小的校长职务。同年，林希贤老师回国。管理学校的“三驾马车”一时间被分散，学校将教务处和训育处合并为教导处，由林芳彦老师任教导主任。三个人的工作落到两个人的身上，学校规模又急剧发展，成为仰光最早突破千人规模的小学，母亲和林芳彦老师十分辛劳。所幸，1963年林希智老师由缅北返回仰光，回学校担任副校长，才大大地缓解了母亲和林芳彦老师的工作压力。在新的“三驾马车”主持下，母校的各项事业继续健康发展。

但是，由于缅甸政府的政策变化，1966年5月，母校被当局收归国有，只许教授缅文。由于当局不许非缅籍人士在学校任职，母亲和所有的华籍老师不得已离开了她们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学校。

看到众多学生将因此失去学习祖国语言文化的机会，母亲心有不甘，她和林希智老师、林芳彦老师一起，根据缅华教联的安排，发起组织中国小学文化补习班，把学校收归国有时在读的1000多名学生重新组织起来，办了50多个小型补习班，利用课余时间在学生家里为大家补习中文。

1967年，由于国内和缅甸时局的变化，缅甸华侨社会经历了重大磨难，一些优秀的缅华教师不幸牺牲；母亲、父亲等一批教师1968年被拘捕，为了热爱祖国而坐牢。 那时我才10岁，只能漂流在外，为了生存，我甚至卖过冰棍，做过童工。后来，陈世钦老师得知我的情况，便把我收留在身旁，一直照顾我。那时缅华众人的生计都十分艰难，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自强、互助互救的精神，支撑着大家共渡难关。我永远也忘不了当年老师校友对我的帮助照料。

1970年，母亲和父亲出狱。1971年经有关方面安排才得以带我先后回国。母亲被安排在厦门八中（双十中学）工作，父亲则在厦门四中任教。此后母亲于1984年在厦门八中退休。2008年2月5日病逝，享年90岁

二

在同事们眼里，母亲为人谦和，说话和风细雨。大家都说她待人像春风一样。但作为子女，我和姐姐都知道，母亲内心十分刚强，认准的道理和事情，她会义无反顾地一条路走到底。

母亲从小热爱祖国文化，立志以教授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这个志向她践行一生，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从未动摇过。

母亲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即便在担任学校领导工作后，她也尽可能坚持在第一线任课。母亲常说，站在讲台上的时刻，是她感觉人生最愉快的时刻。看到课堂中那一双双瞪大的眼睛，心里便感到无限的欣慰，忘记一切烦恼和辛劳。

母亲把自己对教学的认真态度带到了学校管理中，她要求所有的老师都必须在教学上讲究“认真”二字。只要一有时间，母亲就会到教室旁听，就会抽查任课老师的教案，就会列席各个教研组的业务会议，为大家讲评教学效果。

母亲的学生尤肖松老师曾回忆说，周校长对青年老师老师的基本要求也是“认真”二字。他说，我在华中毕业后先到华夏中学工作，1963年周校长把我调回母校任教。在华夏中学教师的自主性比较大，我刚回母校工作时，也喜欢自作主张，多亏周校长反复教诲。校长一再对我们强调，无论做什么事，贵在“认真”。认真的内在要求就是仔细，认真的外在有求就是兼顾左邻右舍。做事情不要光想着“冲”，凡是要想得细一点，要想得全一点。尤老师说，周校长的教诲，让他一生受益无穷。

母亲从事小学教育一生，没有什么理论著述留下。但她曾对父亲说过，她这一辈子最高兴的是和林希智老师志同道合地共事。她说，她曾和林希智老师一起总结过中国女中的三个基本教育理念：

第一、是教书育人并举。

学校不光要教书，而且要教学生做人。中国女中的“四字校训”：诚、朴、肃、洁。讲的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而这些道理，来自五千年的中国文化，要使孩子们懂得，做人之先，就是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第二、是开展全面教育。

小学时期，是青少年儿童打基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创造条件，培养学生的广泛兴趣，将有益于他们的未来成长。所以，中国女中始终坚持进行课外艺术教育、坚持在没有操场的情况下开设体育课、坚持开设手工课、书法课、绘画课、音乐课，甚至在小学时期同时开设英语和缅文两门外语，索其原因，概出于“全面教育”的理念。

第三、是遵循自然、因势利导，切忌揠苗助长。

培养青少年就像养育小苗一样，必须有适当的土壤、水分、阳光、空气，一切都得顺着小苗的本性施为，如果过于性急，拔苗助长，只能适得其反。

父亲听到上述总结后曾感慨地说，你们不简单，还真总结出一些道理。可惜啊，世间事不由人的时候太多！你们空有一身本领，却远离了自己的战场！

这次筹备母校百年华诞纪念活动，我与林希智老师的儿子苏明立重逢。顺便向他问起中国女中的办学理念，明立兄告诉我，他查阅了林希智老师遗存的日记，确实有这方面的记载。

说起明立兄，当年我们两个可是一对“难兄难弟”。因为我们的母亲都是“工作狂人”，她们在学校一商量起事情就没完没了，忘记了吃饭，也忘记了天黑。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等妈妈回家，学校上下四层楼到处都留下了我们嬉戏玩耍的足迹，饿了就在学校门口买两块“怕呀角”（油炸的豆饼）充饥，困了就坐在学校一层的楼梯打盹。路过的老师看见我们的样子，都笑着说我们是一对“流浪孩”。

当时，除了让我和明立等学长“厮混”外，母亲工作忙的时候还打发我去亲友家蹭饭。记得1965年前后，父亲被调到“渺𠱷”任教，家里更没人管我，我就跑到同学沈海燕家蹭吃蹭睡。沈海燕的妈妈是母亲的结拜姐妹，我到她那里就跟回家一样，吃饱了躺下就呼呼大睡。母亲在学校开完会来接我，常常要揪着耳朵才能把我叫醒。母亲当教师的辛劳，只有我们这些当子女的，才会有别样的体会。

三

客观地说，回国后，母亲的晚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心情是十分压抑的。因为她一直无法割舍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国女中！

每逢有学生校友来访，母亲总是殷切打听四散在各地的师生情况。每逢听说有校友去北京，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一定要代她去看望林希智老师。每逢听到一些校友遭逢不幸，母亲就会好长一段时间默默无语，嘘唏长叹。她有心，但是无力啊！

记得母亲最高兴的一件事，是林希智老师回福建探亲，当看到母亲和林希智老师相拥在一起，与随同前来的陈必治、陈世钦等老师像孩子一样的雀跃，大呼小叫，喜极而泣时，站在一旁的父亲和我都有些惊呆了。那段时间，母亲和林希智老师几乎寸步不离，夜夜促膝长谈。她们的话题始终萦绕着四个字“中国女中”。我们知道这是母亲极度压抑的情绪的在释放和宣泄。

母亲的情绪也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刚回国的时候，分配母亲到厦门八中工作。考虑到她对国内形势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没有让她任教，而是让她在行政部门工作。由于母亲写得一手好字，因此经常应学校的安排书写大标语。母亲对当时的许多社会现象充满了不理解：她想不明白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当年刘少奇主席曾多次出访缅甸，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她也不明白批林批孔怎么就反起了“周公”，那可是大家敬爱的周总理啊；以后又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说邓小平是“邓纳吉”……国内的阶级斗争怎么就没完没了。母亲想不通，她只能默默地把疑问深藏在心里。

1974年，出于妥善安置归国华侨的实际需要，国家恢复了“来去自由”的侨务政策。当时我中学刚毕业，先是没有固定工作，后来又安排到厦门郊区的一家小厂看门，那时我才18岁，难道就要开始做“多罗番”？于是我决定向国家申请到香港随姐姐“重新打拼”。

我知道，母亲心里是不愿意我们离开的。让子女不得已离开祖国，有违她的信念。但是，她又不能阻挡子女出去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新的机会。我忘不了父亲和母亲送行时的眼光，我不敢回头，我不敢再看！

往事如烟，所幸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看到国家形势日渐好转，看到我们姐弟能够在香港立足，看到中国女中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师生校友逐渐事业有成，母亲的心情也一天天开朗起来。2002年，一众校友在香港为母亲庆贺85岁寿辰，母亲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只是被耽误的时间，终究是被耽误了。母亲说，她这辈子最不甘心的就是在自己还能做事的时候，被迫离开了自己钟爱的事业！

母亲一生节俭，两袖清风。每次学生校友前来探望，总要留下红包，期望母亲晚年幸福。但她把这些红包都用来资助更困难的校友。她对我说，她走后，如果这些钱还有剩余，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女中能够重建，就全部献给母校的重生！

我的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所思所牵挂的还是那所永远不能割舍的“中国女中”！

（注：此文的撰写得到了明立兄相助，在此一并感谢！）

2016年9月12日 于香港

本文刊载于《难忘舐犊情——纪念仰光中国女中百年华诞》

2016年12月，缅华笔友协会澳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