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仰华 

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会有华文教育，自古如此。

华文教育的状况与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它跟随华侨华人的社会命运跌宕起伏、曲折求存、隐忍适应，同样自古如此。

一百年来，缅甸华文教育的存在和演变也不例外。

本文拟对缅甸华文教育的百年历史做一些简要的回顾和展望，以纪念缅甸仰光中国女中百年诞辰。

一、曾经的兴盛

华侨华人是缅甸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缅甸的华侨、华人及其后裔人口，已经超过100万人。其中祖籍广东、福建、云南三省约占30%,其它省占10%。

华侨华人与缅甸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早在公元二世纪,华夏商人就已循着怒江和伊洛瓦底江的河谷到达缅甸,将中国的丝绸运到缅邦,换回玉石、翡翠等珍品。到中国的汉唐时期,在缅甸建立的掸国以及后来的骠国都多次遣使到汉、唐王朝访问,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流。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还作了著名的长诗《骠国乐》,赞扬了骠国艺术家的精彩表演,诗中有几句写道:“玉螺一吹推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斗数龙蛇动。”

到了近代,随着海上交通的逐渐繁兴,中缅两国往来更趋密切,中国闽粤华人侨居缅甸的人数逐渐增多。1940年至1942年期间,中缅两国修筑了滇缅公路，它一度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接受外援、开展外贸的唯一通道。后来，日本入侵缅甸，这里成为中、英、缅、印联军抗击日军的重要战场，中缅人民在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又结下了共同战斗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了加强。1950年6月8日缅甸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第5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在建交后的13年期间(即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中缅两国领导人互访甚为频繁。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在这期间先后访缅。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曾9次访问缅甸。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缅甸与该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1960年,叶剑英元帅率领代表团访问缅甸,签订了《中缅边境条约》。中国领导人在访缅期间，多次接见华人侨领,与他们一起座谈。还和侨领一起参加过每年4月13—16日全国盛大的象征民族团结的泼水节。

而在缅甸独立之前, 华侨华人只是“三等公民”，在发展经济方面受到诸多限制。虽然1908年享誉全球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继承父业,跃为“药业大王”,但类似此等人物,也只是凤毛麟角。这位在缅甸唐人街发迹的著名侨领,其后裔无人在此继承,原来的“永安堂”药房已卖给别人更业经营了。

随着两国领导人来往密切,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一改旧观,受到了一视同仁的对待，从而为广大华侨华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陈毅元帅于1957年所作《赠缅甸友人》的诗,就很能说明当时的中缅友谊。诗曰: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

彼此为近邻,友谊长积累,不老如青山,不断似流水。

彼此地相连,依山复靠水,反帝得自由,和平同一轨。

彼此是胞波,语言多同汇,团结又互助,和平力量伟。

临水叹浩淼,登山歌石磊,山山皆北向,条条南流水。

1959年9月,缅甸政府颁布了《缅甸联邦投资条例》,欢迎外国投资和发展私营工业。鉴于缅甸局势不稳定,投资环境还不如人意,况且外国人担心缅甸搞国有化,故外国投资者不多。

在这一背景下, 华侨华人捷足先登,经济迅猛发展。特别要提及的是，为了助力缅甸经济的发展，许多华侨华人遵从中国政府的建议，主动退出了盈利丰富的进出口贸易行业，把它让给不擅长工业经济的缅人经营。而华侨华人则致力于其它落后领域的开发。据1962年的材料,当时华侨华人所经营的工业经济规模曾一度占缅甸私营工业的75%。它标志着华侨华人资本经过短暂的适应期，就迅速摆脱商业桎梏，成功进入工业领域，加入缅甸民族资本的行列。

可以说，1950年至1962年的13年间,是缅甸华侨华人经济地位上升的时期。与此相随，缅甸的华文教育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尽管早期赴缅华侨多是出身贫苦阶层的文盲，却素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早期华侨修建的庙宇或宗祠往往设有私塾，教授《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蒙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中国国内文化革新的影响，缅甸华侨掀起了办学热潮。1904年，仰光开设了第一所正式的华侨学校——中华义学。辛亥革命之后，华侨教育更是蓬勃发展，仅1911—1921年间就创立了约50所华侨学校。“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给缅甸华侨教育事业带来新的活力。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前夕，华侨学校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学校增至300多所，在校学生达20000余人。

二战期间，全缅华侨学校因战乱一度停办。但战后迅速得到恢复。1948年缅甸独立时，可统计的华侨学校就有220多所，教职员工700多人，学生约18000人。

此后，缅甸政府允许各类华侨学校继续开设。虽有限制，如：1951年颁布的“私立学校登记条例”规定，私立学校(学生人数在20人以上者)概须依章填表登记，登记后未获批准的学校即须关闭。但它的实施范围是一切私立学校，并不限于华校，而且“登记条例”对课程设置、教材和师资等概不过问。得益于相当宽松的政策自由，缅甸的华侨学校不仅从二战期间的全面衰败中得到迅速恢复，而且很快超过了战前水平。仅缅华教联联系的进步华校就有近300所，登记教师近2000人。

1965年，仰光最大的两所侨校，华侨中学和南洋中学在校学生就将近4000人。其生源不仅来自仰光，更遍布全缅。缅属各地侨生均以能考上华中与南中为荣。两所学校各有特点。南中十分重视对贫困侨生支持，使许多可造之才不致无辜辍学而埋没。华中则致力于打造学校品牌，在教学品质方面颇下功夫。尤其使人怀念的是，仰光华侨中学占地数百亩，每逢年末春节，仰光华人都要在该校举办规模盛大的游园活动，内容丰富、游人如织，成为一时之胜景。

在全缅侨校中，小学教育的翘楚当属地处仰光的中国女中附小。中国女中的前身是创办于1917年的中国女子公学。战后复办时改名为中国女中，设中学部和小学部。后服从于缅华教联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建议，将中学部分流给华侨中学，仅开设小学部，故称中国女中附小。

1946年复办时，中国女中仅有几十名学生，七、八位老师。到1966年被收归国有时，中国女中附小在读学生近1500人，在职教师50多人。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中国女中附小凭借位于仰光五十尺路的一座2000多平米的教学楼，累计培养了29届毕业生和6届未能正常毕业的学生。总计人数约4000人。每年开学招生时，报名者之众，趋之若鹜，也堪称当地一景。

华文教育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华侨和华人的素质，进而极大地推动当时缅华社群的发展。

二、再逢劫难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世上的事常常是好景不长在。1962年，缅甸时局发生了变化，在缅华侨华人又逢劫难。这种变化，始之于当年的极端国有化政策。

仅1963年～1965年短短两年内，有15000多家企业被收归国有。涉及金融、石油、矿业、出版、批发等企业以及各种商店。到1965年底，缅甸国营企业在交通金融、电力工业中已占到100％，在商业中占75％，在建筑业、矿业、制造业分别占71％、67％、62％。将收归国有的银行、工厂和商店改称为“人民银行”、“国营工厂”、“人民商店”。1964年5月，缅甸当局还宣布废除大面额钞票的流通(50盾和100盾)，使近10亿盾掌握在私人手中的钞票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

尽管当局一再声明“国有化不是歧视外国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都一视同仁”，但在执行过程中，首当其冲却是外侨经济，华侨自然也不例外。在工业(包括加工业)领域，碾米、锯木、针织、榨油、塑料、肥皂、饼干、制胶、制帽、香烟、糖果和罐头等华人行业受到重大冲击，700多家工厂被收归国有。在商业领域，土产杂货业、米业、进出口业和五金、洋百货、白酒代理等行业执行了国有化政策，计有近700家华侨土产杂货店、40余家出口米行，60余家进出口商行及500家白酒代理店，被收归国有。

仰光广东大街的数百家百货商店，以及街边数千个营业摊位也不能幸免。几代人传统经营的酒楼和饭店，自1964年起，有90％以上被禁止经营，甚至连夜市场和街道边也不准外侨摆食品摊子。

国有化政策不仅冲击了工商业，而且也堵塞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就业门路，使一些靠手工技术和出卖劳动力营生的外籍侨民失去收入来源。白酒行业和街边摊位的国有化，使至少4000---5000下层华侨华人失业；国有化范围本来不包括小零售商店，但在执行时却将资本超过1万盾的商店没收，只准资本更小的零售商店继续营业。从1964年5月1日起，国营商店的外侨雇员全部被解雇。

缅甸的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多由外侨经营，推行国有化政策后，缅甸当局既不加以没收，也不准其出卖，只是吊销营业执照，至使汽车从原先的赚钱工具变为一个沉重的包袱。

外侨律师、医生于1963年底一律禁止营业，已毕业的外侨医学士和法学士不准到医院和法庭见习，甚至连铁匠、木匠及其他粗重活也规定先缅人后外侨。外侨的谋生道路一条条消失，处境也越来越艰难。

国有化政策还推行到报馆、学校和电影院等文化教育领域。缅甸政府分别于1965年4月1日和1966年4月4日对814所私立中小学实行国有化，其中包括华校298所，并解雇所有非缅籍教师，致使上千名华校教师失业。

当局国有化政策的极致，使缅甸的华文教育几近停顿。只是依靠华侨和华人延续华夏文化的赤诚热情，以补习班的形式勉强维持。

这场劫难的顶点是发生在1967年的“6.26”事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事件使数十名优秀的华侨师生（其中有多位中国女中的老师和校友）不幸遇难，在华侨华人史册上留下了可悲可泣的篇章。

“事件”发生后,缅甸华侨的经济、文化生计完全中止。从1967到1970年,许多华侨华人被迫迁往国外。移居中国、澳门、香港、台湾、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西欧。其中澳门一地聚集的缅甸华人在最高峰时达4万人,至今还有2至3万人。

斯时,美国的移民政策也为缅籍华人移居美国提供了机会,每年给缅甸的移民定额是2万名。有些回到国内、港澳或其它地区的缅甸出生的华人,也获得利用缅甸的名额申请移居美国。

留在缅甸的华侨华人，则不得以开始了从以华侨为主的社群，向以华人为主的社群的艰难转变。

有将近20年的时间里，缅甸的华文教育基本消失。致使许多华人后代，基本不懂汉语。

但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一时期，仍有极少的华文教育的火苗在坚持。比如在缅北地区，有一些华人依据缅甸政府的特区政策、宗教政策，努力使华文得以在一定范围中一脉尚存。

三、风雨过后

1988年，缅甸时局再次发生了演变，当局开始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此时，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国际影响力逐年上升。于是，中缅关系日渐改善，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政局的演变，也给缅甸华侨华人社群带来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人口结构的改变。今天的缅华社群基本由两部分人群组成：一是“劫难”后留在缅甸的华人，他们已经大体完成了从华侨族群向华人族群的转变；二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响应缅甸当局的招商引资政策，从世界各地到缅甸经商投资的华侨华人，其人口数量渐渐超过前者，他们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亚洲、美洲、欧洲，国籍繁杂，但却有着以往华侨华人无法企及的经济实力。

其次是经济地位的获得改善。华侨华人素以聪明、勤劳著称，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依据缅甸当局推行的新政策、新的法律法规，利用华人特有的社会资源和关系，投资经营，甚至参与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使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善。

缅甸华侨华人社群的上述变化，再次产生了开展华文教育的社会需求。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参照相关地方政策以各种名义创办的华文补习学校开始出现。我们看到一些年华渐老的华文教师纷纷重回学校，甚至义务教学。在一些偏僻的山区，也能听到华裔孩子读习中文的朗朗读书声。

由于只是补习性质，缅甸的华文学校只能利用政府学校的课余时间授课。华裔学生因此学业极为辛苦。早上6点就必须赶到学校上课，到8点再去缅文学校；等到下午3点缅文学校放学，又回到华文学校上课至5点半。而每年5月至7月缅文学校放假，华裔学生却要在华文学校开始全日制的课时。

但在父辈的影响下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坚持到华文学校学习华文的华裔学生日益增多。许多从华文学校毕业的华裔学生也成为了传播华文教育的种子，回家后便在当地办学，教授华文。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强势崛起，中缅贸易日益频繁。汉语热席卷全球，华文教育在缅甸也日渐受到重视。不少缅族人包括僧侣都来学习华文，甚至连缅族公务人员都将子女送到华文补习学校学习中文。

对于新时期的海外华文教育，中国政府也一再重申对待原则。这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倡导华侨华人在“面向当地社会”“尊重当地政府的正规合法教育”“遵纪守法”“服务两国间的正常交往”的前提下发展华文教育。

缅甸的华文教育与祖籍国中国大陆也有了新的更加鲜活的交流方式：

1997年4月，在云南昆明市，举办了首届缅华青少年夏令营活动。缅北的华裔青少年，第一次踏上祖籍国的土地，参观了祖籍国的新面貌。

以后每年三月，华侨华人联合会举办“世界小学生作文比赛”，至今已举办至第十四届，获得优秀奖者还应邀回到祖籍国参加优秀奖颁奖仪式及夏令营活动。

自2000年开始，每年还举行“寻根之旅夏令营”、才艺夏令营、舞蹈夏令营等活动，让青少年学生有机会回祖籍国参加各种学习，已有数以千计的青少年有机会曾参加过夏令营活动。

2001年，在仰光开始举办了缅甸地区的汉语水平考试HSK。目前HSK考点除曼德勒、仰光，还扩展至东枝、腊戌、密支那、八莫、曼占、抹谷，还将扩展至大奇力、景栋等地，每年全缅甸有2000余名学生参加HSK，HSK考点以及考生人数的剧增，体现了缅甸学习汉语的热潮以及需求在高涨。

同年，云南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举办汉语言文学系函授班，每届2年，至2013年已举办第六届，而且目前的函授班已经是本科学历。函授班方便了大批无法前往祖籍国学习汉语的学生，使他们也能够接受中文高等教育。

2007年开始，缅北曼德勒、东枝、腊戌等地都举行了中华文化常识竞赛。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外籍和缅籍学生参加；

2009年5月，曼德勒福庆学校正式挂牌孔子课堂；福庆孔子课堂每年举办两次“汉语桥”中文比赛活动（一次是大学生，一次是中学生），“汉语桥”已经将缅甸的年轻人与华人的祖籍国联系在一起；2012年8月开始，福庆学校举办侨办的“中华大乐园”活动，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学习体验中华文化的平台。

上述这些交流活动，显示缅甸的华文教育事业有了新的起点，正在日益活跃起来。

现在，影响华文教育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民间的各类华侨华人举办的华文学校，一是中国大陆的文化机构（如孔子学院）。两者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文化诉求。民间机构期待的是通过华文教育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文化机构承担的是把中华文化“传播”出去。

“传承”和“传播”虽然只是一字之别，但内涵和意义却不尽相同。传承是对自己的后代；传播是对别人家的孩子。传承是纵向的，是自然的延续，属于血脉流淌；传播是横向的，是对外的开拓，属于友谊馈赠。

如何摆正二者的关系，如何得到所在地政府的政策倾斜，如何壮大发挥传承和传播的社会功能，是缅甸华文教育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任重道远！我们对缅甸华文教育的将来，充满了期待！

2016年10月8日  

写于缅甸仰光中国女中百年诞辰前夕

本文参考文献：

1、罗英详：《缅甸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透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3月；

2、李祖清：《缅甸华文教育发展状况介绍》《缅华网（华文教育栏目）》2013年8月18日；

3、冉金：《缅甸华文教育与缅甸华人的命运纠葛》《南方周末》2011年10月21日

4、杨晓慧：《缅甸华人社会的延续与变迁》《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本文刊载于《难忘舐犊情——纪念仰光中国女中百年华诞》

2016年12月  缅华笔友协会澳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