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往事之读书风波

作者：林枫 

揽一杯往事，

切一块乡愁，

榨几滴希望，

……

            ——董桥

    记得上世纪1957年，我在缅甸仰光华侨中学（简称华中）上初一时，语文课第一课上的是叶圣陶先生的《开卷有益》。具体内容虽已忘记，“开卷有益”四个字却深深印入脑海，至今不忘，且身体力行，不悔不改。

   追根溯源，第一个“误导”我沉迷于读书的“罪魁恶首”，当属金庸。那是1956年，我小学还没毕业，一场伤寒恶病把我打倒在床，整整半个多月我卧床不起。一天，同学ｗ君来看我，手上拿着几本当时金庸新出的《碧血剑》单行本。一阵问候寒暄过后，我好奇地问他拿的是什幺书？Ｗ君马上来了兴趣，在我床前大侃该书如何精彩好看。我的胃口一下被他吊了起来。我说留给我看吧。这下好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迷上武侠小说。从金庸、梁羽生开始一路读过来。才知道这日子除了正规课本外，还有许多课外读物向我展示另一个丰富多彩，奇妙无比的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阅读的范围，由武侠小说到言情小、，古典小说和纯文学书籍。涉及的作家，从金庸、梁羽生到琼瑶、张恨水；从吴承恩、罗贯中到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拜伦、雪莱、杨沫、曲波等等古今中外的若干作家作品。今天，我学会看书，能写出点文章，就是从看金庸、梁羽生开始的。可以说，金、梁教会我想象虚构，郭沫若、郁达夫、琼瑶等教会我叙事抒情。现在回想起来，整整六年的中学时光，我就是这样“不务正业”，数理化和外语成绩一塌糊涂，唯有文史地在班上拔尖。至始至终沉迷在书籍的海洋里，像海绵吸水般，不分青红皂白，贪婪地吸吮收着书籍的养分。然而，这样的读书法，随意性太大，缺乏名师指导，读的时候，只凭兴趣，对许多不认识的字，半看半猜，大体上懂个意思，这就造成后来我经常读白字，写错字。 最糟糕的是，这种毛病，延至今日，积重难返。因此，这种“偷懒读书法”，实在不足为训。

    六十年代左右，正是中缅友好的黄金时期。当时的缅府对中文书籍的管理比较宽松。在仰光最繁华的广东大街百尺路一段，各种华人商铺、中文书店比比皆是，左、中、右色彩的书报都月，还有本地出版的各种中文报纸，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彼此竞争剧烈。我那时中小学虽然先后就读于仰光华侨小学、华侨中学、南洋中学三所爱国进步学校，接受的是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的进步教育；但在读书看报上却突破学校的限制。说起来是“沾”了父亲的光。父亲虽然爱国，但毕竟是商人。商人崇尚自由。說句玩笑話，他們不像我們。我们这些生活在祖国怀抱的归侨同志，无论走到哪里，都离不开“党啊”“、组织啊”、“单位啊”等等各级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們不同。他们结交的都是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同类。公司里订有好几种报刊杂志，如包括本地的《人民报》、香港的《明报》等等；还有爱读古典小说、港台小说的长辈。他们随看随丢，到处都是。这当然便宜了我，随时免费捡读。再加上他们闲暇之时，一杯一箸，一烟一茶，边交杯品茶，边谈古论今，高谈阔论，放言无忌，藏否古今人物。处此环境，耳濡目染，我如何能不受熏陶。

    于是，一个生性驽钝，木讷内向，少不更事的青少年时期的我，正是在这种比较自由、宽松、散淡的环境中不经意地闯进了那块读书天地，养成了我一副不善交际，自我封闭，没心没肺，呆头呆脑的书呆子性格。从此，书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此，我又因书惹出一场场风波。

    那是1962年，我在华中上高二，是寄宿生。一个星期天，我没回家，躺在宿舍自己的床上“偷看”港台作家徐速的《樱子姑娘》小说。说“偷看”，是因为当时华中作为一所缅华爱国进步学校，规定学生不准看港台及西方的反动电影和书刊。当时的我，就像现在满街都能看到，哼着流行歌曲，看着时尚小说，没心没肺，自由散漫的“文学青年”，哪懂得什么社会人心的复杂险恶；不时从家里拿来大人看过的香港书报到学校看。这天，我看《樱子姑娘》入迷，被其中的一段情节所吸引，一时得意忘形，当着众多同学和我最要好的同班文友林君大侃。一时引来好几位同宿舍的人也过来听，并要向我借这本书看（按：这本《樱子姑娘》小说，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已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发行，我在新华书店看到过。内容依稀记得是描写抗战时期国统区一中国青年和日本姑娘樱子国恨情仇的感情纠葛）。没有想到，这件事被当天在现场的一两位思想特红、特先进的同学向校方“告密”。更没想到，这一年的暑假，林君突然收到校方的一封《开除学籍通知书”》，罪名是“垢骂老师”、“行为乖谬”、“看反动小说”等等。林君当场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一个学生被学校开除学籍，犹如一个犯人被法庭宣判死刑。这样的打击，任谁都难于忍受。林君出身贫寒，从小饱尝人情冷暖，早慧早熟，学习用功，加上爱好文学，对鲁迅尤为崇拜。他对现实人生社会的观察分析和批判能力的思想源泉和动力，来自鲁迅。他平日敢直言不讳抨击学校中不良倾向的人和事，所写的文章常常模仿鲁迅的杂文笔法，对现实社会进行自己的批判。为此，他得罪了校方的高层人物，遭到他们的报复。我对此也深感震惊和内疚。于是，二话不说，义气当头，立马和林君一起愤然转学到仰光的另一所进步学校——缅甸南洋中学（简称南中）去了。林君自遭受那次打击后，从此变得抑郁寡欢，沉默寡言。

    1994年，我到仰光探亲。林君闻讯，连夜坐火车从东吁赶来见我。30年天各一方，乍然相见，一时彼此执手无语，互相凝视。他见我一脸皱纹，瘦弱憔悴；我看他两鬓泛花，风尘仆仆。良久，两人不约而同吐出一句：老了！接着，我们匆匆聚谈了一个上午，当天下午，他又匆匆赶火车回东吁。因为他独自以修表为生，至今孑然一身，尚无妻室，不能不赶回去自己照顾。临别，他拉着我的手，凄然说道：我恐怕会先你而去，今生恐难再见。我心头一震，哽咽说道，不会的，不会的。我还会回来看你。就这样，他又匆匆走了。至今我们没再见面。没想到，因书之故，那一次对他的打击，是如此的沉重，以至成为他一生难以释怀的心结（见附件《林君给我的一封信》）。这世道太不公平了！然究其因，风波事端却是因我而起。我虽不害伯仁，伯仁却因我受害。每每想起，我对林君只有歉疚终生，一辈子对不起他了。

    其实，平心而论，我那时读的书虽然有些杂，但占主流起主要影响的还是当时的苏联和国内作家的作品。比如像《钢铁是怎样炼成》、《复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等，否则也不会有1964年的毅然回国之举。

    回国以后，我初衷不改，禀性难移，仍一味沉迷于课外阅读。每写作文，多半偏重抒发个人情怀。文中不免常患“为赋新词强说愁”“无病呻吟”之类的毛病。一次，语文老师安排写作文，不设题目，要求自由发挥，最好是写散文或诗。那时，我正对泰戈尔、冰心一类的小诗感兴趣，于是模仿他们的风格，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题目：月与海。月在天空临照/海在月光中荡漾/月欲将身投向海/海愿把月记在心/月与海/海与月/月月年年/年年月月/默默无语/遥遥相望。这种纯粹为抒发个人情感而写的快餐似的小诗，今天仍然随处可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和价值。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这首诗，是因为当年它给我造成的风波让我终身难忘。没几天，语文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翻开我的作文本，指着我写的那首小诗说。你看看，你都写些什么啊！我偷眼看见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这么一句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接着他神情严肃地对我说，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你们从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我们现在提倡“兴无灭资”“又红又专”。你要加强思想改造，等等等等喷了我大约一刻钟。这下，事情闹大了，班主任、团支书、班干部为此频频找我谈话，要我加强思想改造。更糟糕的是，痴呆迂腐，不谙世情的我竟然在向组织填报的个人履历中，洋洋洒洒，一五一十，如实将我在海外读过什么书、结交过什么文友（当然包括L君和《樱子姑娘》事件）全都写进去。这下好了，也不知我写的那些履历材料是什么内容触动了校方哪股“阶级斗争”的神经，惹得学校党团组织、保卫科有一段时间三番五次找我谈话，要我写各种补充交代材料。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出现这种状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政审没过关！政治身份不清白！因此，我最后的代价是：被当成“政治不清”、“思想落后”分子打入另册，高高挂起。对归侨的这种种歧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慢慢被扭轉過來。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门訇然一开，国内图书市场30年风水倒转。如今不要说金庸、琼瑶早已风行一时，那些地下出版商什么不敢印行？古今中外，红白黑黄，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书不敢印。判刑也敢铤而走险。相比之下，我60年代在海外所读的那几本港台书报和在补校写的那些诗作文章，算得了什么。在这里，时代的变迁和整整开了20多年的玩笑。

    每个时代，每个人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可能不一样；但一样的是：你必须为你的幼稚和不成熟的行为付出代价！

    如今，人老了，儿女也已成家立业。孙子也有了，你也没精力去折腾什么了。元人萨都剌说的好：“心求安乐少思钱，无荣无辱本自然”。人世间的荣华富贵离你渐行渐远，你惟一能求的就是“健康”和“安乐”。如今，我读书只是为了怡情养性，揽古阅今；间或收拾点往事，检点点人生，写一点回忆，就像今人董桥说的：“揽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

    因此，每天我含饴弄孙之余，帮老伴忙完“孙事”“家务事”之后，我能一杯茶、一根烟，往椅上一靠，然后学杨绛的“读书串门法”，选定今天要“拜访”的对象——古之圣人贤达，帝王将相或今之作家名流，风云人物，翻开书本就闯将进去，与其对话交流。这时，我会慢慢进入一种物我两忘，心神俱逸的境界，将一天的疲劳和烦恼统统抛到九霄云外。

2009年9月旧稿

写于昆明文瑞书斋

附录：林君1987年8月从缅甸东吁给我的一封信

文：

    你的信已经在5月22日收到了。原谅我没有立刻给你回信。我不是忙，而是在想。20几年来，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经历了人世的沧桑，挥霍了年轻的豪情；而你所面临的却是一场空前未有的时代大动乱（按.在前几封信里我向L君简单介绍了我在文革中一些遭遇）。……这些年来，虽然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算小，但比起那些无辜受骗、受害的同胞来说，我们的损失又算得了什幺（按：指1966年，缅甸各地一些爱国华侨，因受国内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做出一些不当和过激的行动，惨遭缅甸政府的镇压，为此无辜牺牲者以仰光为甚）。我们可说是不幸中的侥幸者。因此，我们还能活下来；要不，此刻又怎能互相关怀，互相倾听彼此的心声，而重逢又成了我们的一种期待，一种鼓舞。

    风浪过后，华侨内部复杂多了。过去，我曾托同胞之福，变成了白华；现在，我又再托同胞之福，变成了红华（按：指那些年，L君在东吁除了以修表为生外，还抽出时间在家里悄悄地为当地的华侨子女补习中文。当时，缅府严格禁止华侨开办华文补习班。L君此善举，显然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为此，他受到当地华侨赞赏。故，L君有此感慨之语）。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受人瞩目。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这样愚弄我！我只知道，我是一个普通的爱国华侨。我，并不属于任何派系。爱国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在爱国的本分上，是没有红白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上一切政权都是短暂的，只有国家和人民是永恒的。

    这些年来，我并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我也无心去分说。对不了解我的人，有什幺可说的呢？社会原是弄不清的，要等社会了解你，那你什幺事也做不成了。

    杀害耶稣的人是罗马人；在耶稣面前祈祷的人，也是罗马人。人，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人，什么卑鄙下流的事都做得出。说实话，我不愿再与人为伍。我已经受够了。人为的把戏也看得多了。我感到与狗相处要比与人相处容易、安全。

    丢掉人事关系中的虚情假意，令人感到轻松。简单的生活带来了安宁和恬静。我想静下来好好思索。

    现在，我依然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保持自我，不与他人同化。我发现，现在人人都戴着假面具，人人在说谎，人人心里想的，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不一样。唉！你想找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来谈，已经不多。这世界只属于“聪明”人的，单纯、忠厚的人活不下去。我记得，在学校时人人争的是分数；而在社会上，人人争得是金钱。金钱决定一切。金钱是衡量一切的准则。

    修表、教书、看书。晚上听收音机或花几个小钱去看看电视。这是我每天的生活内容。近几年来，眼睛的视力日益衰退，要戴眼镜才能看书报了。眼前还发现有黑点和条纹，这是白内障的预兆，眼睛可能要失明。

    人生苦短，年华易逝。生命已经用去大半，事业一无建树，学业一事无成，理想无法兑现。不甘、也无奈。人生不如戏，它没有彩排，不可能重来。

    分别多年，倒想重见。可是，身为外侨，受种种限制，只好托清风把我内心的想念带给你。

就写到此。遥祝：

全家平安！愉快！

林字

1987年8月4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