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底线思维

“中国年轻一代的自信、爱国和才华，无疑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最为可靠的保障。”

“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青年正在以自信、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面对‘走出去’和‘留下来’的选项，我们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当我们回望这75年的历程，会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年轻人为了国家的发展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东方卫视10月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无语别”青年演讲节目《与世界说》的总制片人吕思墨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了探讨。

张维为演讲

新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5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种变化的经历者和见证人。今天，我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些令人感叹万千的往事。

10年前的2014年，我做过一个演讲，叫《中国人，你要自信》。演讲视频制作完毕后准备在优酷发布，但发布的前一天，这个视频的制作方决定删去自己的名字，因为担心播出后会遭到围攻，这就是当时的舆论氛围。但我讲了一个自己的判断，我说：现在看视频的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应该更加自信了。果然，这个演讲视频虽然是一个“三无”产品，但播出之后好评如潮，当天就有上万条留言，总体十分积极，证明这个演讲切中了当时的时弊。

到2016年前后，我们请一位研究大数据的专家一起来讨论中国代际变化的趋势。他说，大数据表明，中国的“90后”一代购货已经是以国产品牌为主了。他还加了一句：“张老师，我估计90后会很喜欢你的作品。”后来发现果真如此。

确实，中国的90后、95后、00后，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自信的一代，用中国奥运金牌获得者潘展乐不久前在香港接受采访时所讲的话就是：“希望你们以我为榜样，为国争光。”

我还可以和大家再分享一段往事。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国门刚刚打开，外边的世界眼花缭乱，也十分精彩，许多国人一下子失去了自信，这个时候一批“公知”趁机兴风作浪，在国内许多大学煽动“学潮”，质疑和否定中国的一切。我当时很荣幸有机会给小平同志做翻译，他见外宾时多次谈到“学潮”。1987年1月，他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主动说最近有些“娃娃”闹事——他把学生称为“娃娃”——但他说这不会影响中国的大局。他说我们要重视对“娃娃”的引导，要注意“右”的问题，要处理“学潮”背后的黑手。

可以说，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娃娃”的觉醒。他们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很多都出过国，往往比他们的父辈和老师更了解真实的外部世界。他们是完全平视西方的，甚至有点俯视。

与此相联的是，中国亲西方“公知”的影响力迅速走衰，这些“公知”自己也承认他们过去几十年对中国青年进行的所谓“启蒙”已经失败。确实，10年前，美国驻华使馆随便发一条微博，就可能造成影响全国的一个舆情；但今天美国使馆再发类似的微博，大概率成为“翻车”现场。

国人的心态早已改变，西方模式走下神坛，“美国神话”已经终结。我在想如果小平同志今天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他不会再说“娃娃”闹事，而会说“娃娃”懂事。

“娃娃”懂事，“娃娃”觉醒，意义十分重大，它意味着中国稳住了，中国社会主义稳住了、站住了，西方话语再也忽悠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虽然“1450”网军（民进党网军）仍然在网上猖狂反扑，但这是无济于事的，“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正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舞台的中央。

这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青少年代表。资料图：新华社

从更大的背景来看，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至少出现过两次“全球财富大转移”。一次是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通过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打败了满清政府，使中国人的财富大规模地流向西方，英国因此而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欧洲因此而摆脱了大萧条，美国因此而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另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被西方话语忽悠导致国家解体，苏联人民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财富被西方洗劫一空，使西方获得了大约20年的财富狂欢。

苏联解体后，美西方再一次聚焦中国，企图通过“颜色革命”等搞乱中国，实现再一次的“全球财富大转移”。但这次他们碰壁了，他们没有想到被他们寄予厚望的中国互联网一代，居然成了中国最自信的一代、最平视西方的一代，甚至是俯视西方的一代。

其实，道理很简单：皇帝没有新装，就是没有新装。这场来自中国年轻一代的觉醒，其意义十分深远，这就像一旦中国突破了西方的技术神话，西方长期享受的超额利润立马变成“白菜价”。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今天的这个思想突破，我想正以摧枯拉朽之势，使长期困扰我们的“言必称希腊”日益成为笑话。今天，以中国人的眼光和标准来重新审视西方的政治话语、经济理论、历史叙事、媒体范式、学术标准、审美观念等等，已开始成为常态。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2008年美国爆发了祸害全球的金融海啸，重创美西方经济，美国百姓净资产消失了约四分之一。此时美西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次“财富大转移”，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中东和中国。2010年末开始，美西方支持的“茉莉花革命”势如破竹，席卷整个中东，西方媒体像打了鸡血一样地欢呼“阿拉伯之春”的到来，并推动它蔓延至中国。

在这一背景下，“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于2011年6月来到上海，从中东的动荡谈到中国也将发生自己的“阿拉伯之春”。当然，我给了他“一点小小的中国震撼”。我说“No chance”，不可能，不仅不可能，而且“阿拉伯之春”本身很快将变成“阿拉伯之冬”——后来果真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我还调侃了他崇尚的美式民主，我说“你这个制度设计，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你们会选出比小布什还要糟糕的总统，美国的国运将一路走衰。”这不就是过去十几年发生的事情吗？今年可能还要发生。同时，我也心平气和地告诉他，西方民主模式有基因缺陷，它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所以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在“阿拉伯之春”高歌猛进的时刻，我与颜色革命的“学术导师”分享了一点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中国智慧，感觉挺好。

张维为与福山辩论现场

“娃娃”的觉醒，还意味着中国的年轻一代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了。其实他们早已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冲向世界了。今天，由中国年轻人推动的短视频、国潮风、网络文学、动漫艺术、科幻作品、电竞游戏、流行音乐等等，都已异军突起，在世界各地受到热捧。中国年轻人正在自信地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审美境界、生活方式乃至政治主张。

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以他们的眼光、三观和才华，正在开启一场源于中华文明并日益震撼世界的“新文化运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的深度、广度、厚度、强度、力度，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

就像不久前，3A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立刻风靡全球。这是中国年轻人推出的优质文化产品，里面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无处不在，我特别喜欢这个揣着金箍棒一路往前冲的“天命人”的形象。

这个游戏在西方也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世界的“妖精”太多，特别是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确”、根深蒂固的阶层固化，和无处不在的精神抑郁。很多人太需要来自中国文化的那种狂狷、潇洒和解脱。

谈到中国年轻一代，我们一定还要提及十分令人振奋的这个事实，就是今天中国的科技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在许多全球领先的科技领域内，中国的科研队伍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嫦娥六号”科研团队平均年龄35岁，“墨子号”量子卫星团队平均年龄不足35岁，“蛟龙号”潜水器团队年龄平均只有32岁，北斗卫星团队的平均年龄31岁，中国天眼FAST团队的平均年龄30岁。

当然，世界上并不是什么都是越年轻越好，中国文化中从来都有老、中、青精诚合作、取长补短的伟大传承，年轻人自己也有一个经风雨、见世面，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年轻一代的自信、阳光、爱国和才华，无疑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最可靠的保障。我想这一切也是对新中国成立75周年盛典的最好的祝福与礼赞！

北斗卫星研制团队在工作中。资料图：新华社

吕思墨演讲

大家好！我是吕思墨，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和各位分享我的故事。

回望过去，我其实之前从未想过自己会踏足到国际传播这个领域当中。我的旅程始于2008年，我当时只身一人到美国留学，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还带着一点青涩学生的那种惴惴不安，说起来也没有特别多的自信，处在一个很迷茫的状态。

在2014年，西雅图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交通堵塞。在漫长的停滞等待的时候，我无意间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突然间听到有一个中国节目在播放。远在他乡，能够听到这样的乡音，我就很好奇，我就在网上搜索这个电台的名字，叫“西雅图中文电台”。当时我还很主动地发了一封邮件，说我是一个学新闻传播学的留学生，对这个很感兴趣，希望有机会可以去电台参观。两个多月之后，我收到了一封回信，正好赶上了电台的一个听众日。我特别激动，然后就到电台去参观。

当天晚上的新闻女主播因为一个突发情况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救场如救火，那个时候我看上去很自信的，我说“台长，要不我试试？”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让一个听众坐到主播台上呢？但那个时候刚好获得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第一次开启了我海外电台主播的大门，如今想来正好十年。

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听海外华人听众说“乡音不远，就在耳边”，我们也通过双语内容向当地的外国人传播中国故事，让他们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这段经历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国际传播其实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文化的交流，是心灵的碰撞。

如果说最开始我的这个海外电台之旅可能是伴随着我自己的爱好和一点点小小的幸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热忱逐渐地发展成一种与我密不可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好像刚刚张老师说的，中国青年自信起来了，开始有一种使命感，想要把中国展现给世界了。

我自己的这些海外求学经历或者是工作经历，慢慢地就像一颗一颗的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了一份初心不变的使命，就是作为中国青年，能够让世界听见中国、感受中国、了解中国。我也慢慢开始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

后来我就在想，如何能够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呢？于是我在2020年满怀热忱和希望回到祖国的热土上。我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想要让世界真正地了解中国，需要让更多优秀的中国青年共同发声。所以当时我们联合共青团中央，打造了全球首档“无语别”青年演讲节目《与世界说》，让更多的中国青年有机会自信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去表达自己，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从青年导演郭帆，到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再到我们的奥运冠军武大靖、苏翊鸣、马龙等等。在这个平台上不断涌现了很多自信、勤奋、正能量的年轻人，有新农人投身农业建设，动物保护者为河狸建造一个新家园，也有昆曲的传唱者、助残社区的志愿者……每一位发声者都是中国青年在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他们自信地用自己的故事、声音，向世界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国际视野和大国担当，鼓舞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不断地向前奔跑。

马龙在《与世界说》中做演讲。

李大钊先生曾经说过：“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这不仅仅是李大钊先生对于那个时代的呼唤，也是对我们当代青年的殷切期望。如今，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青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而且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一历史使命。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因为这些中国青年的自信的面貌而被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也被中国文化、中国的发展所震撼。

我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觉得此时此刻的中国青年就好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开始在世界的范围当中，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我始终相信，中国青年一代一定是自信、无畏、朝气、有勇气的，是新时代最为宝贵的财富，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所在。我们也特别相信，这一代的青年将继续以自信的步伐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也书写着属于我们中国青年的辉煌篇章！

圆桌讨论

主持人：张老师说了年轻人对整个国家建设发展的贡献，在各个领域都很有成就。思墨本来就是年轻人，来到节目就带着一股向上的劲。我挺好奇的，你做的《与世界说》这个栏目，你刚才列举了那么多成功的人，那么会不会有人认为只有很成功的人才能上你这个栏目呢？你在这个平台上有没有接触过普通的年轻人呢？

吕思墨：实际上，我们栏目真的接触到了很多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可能我刚刚在演讲中分享的是一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成功案例。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在自己本职工作中默默发光发热的青年。比如，有一个西藏农科院的学生，他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西藏研究兰花的培养，最终发现了两种从未被世界记载的兰花，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另外，我还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来自甘肃省东乡县布楞沟村的青年女性，她在一线城市读完研究生后，毅然选择回乡，带领家乡的妇女一起做当地的特色美食“花馃馃”，现在这种美食已经在世界很多个国家畅销。

主持人：所以，我们在观察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时候，就是要观察不同领域，不管是他们的故事还是他们本身，他们身上那股劲才是最重要的，那是最大的财富。

张维为：就是在生活中或从事的事业中，整个过程如果充满意义，那么本身就可以带来收获感和成就感。我老说做什么事情，只要你投入了意念，你做的这个事情的效果往往就不一样了。比方说，我当时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工资很低，才100来块钱，而当时如果出国的话，工资可能是20倍、30倍，当时也没有房子，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在那儿工作，我说我在见证历史。有这么个意念，工作就更有意义了。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时任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左二为张维为。

主持人：您提到的“意念”，就是我之前说的人要有那么一股子劲。年轻人主要就是这股劲和状态，即使像张老师这样，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年龄，但状态依然年轻，这点非常重要。

回到思墨，思墨今天分享了自己之前求学的经历，而且你在国外也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就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你观察，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你观察到的身边同样是出去留学的同学、朋友，他们关注的问题和对国家的感受有什么变化吗？

吕思墨：当下的中国青年，特别是在海外求学或生活的，越来越爱国。他们希望能够积极地将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国家的故事、精神和理念传播给世界各地的人。他们会以中国青年的姿态和样貌走出去，站在舞台上备受瞩目。

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前段时间去海外和青年交流时，有中国青年问我可不可以在交流过程中穿马面裙。我告诉她当然可以，因为她知道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海外播出，她想要展现出中国的文化和青春洋溢的面貌。

我觉得这很难得。我还记得我2008年出国时，在箱子里放了一件旗袍，但到大四毕业时，我都没好意思拿出来穿。虽然想穿，但当时不自信。如果在中国人的圈子里穿，他们也觉得怪怪的；而如果在学校的活动中穿中国旗袍，觉得他们可能又会说“她是个中国人”或怎么样。那时，不是说穿了不好，只是不确定，不知道该怎么办。

主持人：思墨刚才提到“不确定”这个词。那个时候并不是说全然不敢，不然你也不会带着，而是你已经做了准备，但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勇气去做那件事。我看过一个视频，也是一个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年轻人，她在上场时是翻着跟斗上去的，因为她练过武术。下面的评论说，这下所有老外都认为原来每个中国人都会武术。这很有意思，无论是穿马面裙、旗袍，还是翻着跟斗上场，都在宣示，“我就是我，我就是一个中国人，我以自己的方式展示文化特点”，多有意思。

游客在西安城墙景区参观游览。资料图：新华社

张维为：所以我特别赞成年轻人出国看看，经历风雨、见识世面。现在很多年轻人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到非洲、东南亚等地，这非常好。到国外去，有一段海外经历，不管是留学还是工作，都会让你在面对不同文化时感到比较自如，英文叫“Easiness”，这种轻松感非常重要。国际传播也是这样，讲中国故事时要自然，不要讲得硬梆梆的，这需要一些实践经验和生活体验。

主持人：对，您刚才提到的轻松感，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这种感觉。虽然他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压力，但整体上，他们比上一代或上上代的年轻人更有轻松感和松弛感。我想我们很多年轻人身上都有这种自信，但可能还有一些困惑。所以我们分享这些故事，就是希望这种精气神、这种劲能感染大家，鼓舞大家。

张维为：养成一种健康的性格很重要。我常讲我对邓小平的观察总结，就是一个杯子有半杯水时，悲观者看到没有水的半杯，而乐观者看到有水的半杯。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苏联解体前后，别人都觉得社会主义“老大哥”完蛋了，但他却认为这是个机遇。

主持人：这对年轻人来说，确实是很大的启发。年轻人如今越来越自信，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身上以往的包袱的痕迹是很淡的。我们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小时候家庭和环境仍印象深刻，对比今天，我们收获感很强。而年轻人，好在没有历史包袱，但另一方面来看，也就没有了从时间维度中获得的感受，因此有时会感到困惑，也会有比较多的怨言。我觉得这也很正常。有没有年轻人跟两位交流过这类困惑？他们怎么处理的？

吕思墨：每个人都会遇到困惑，但我们可以把心态放平，然后慢慢理顺。我经历过很多困难，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问自己“可以删除最困难的时候，你愿意吗？”我也不会选择删除，因为那段经历在某些程度上帮助了我成就更好的自己。

主持人：思墨说得很有道理。可能有人会觉得，“因为你思墨挺成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样完整的共鸣”。但我们可以更务实，不一定要跟其他人比，就跟自己比。如果特别困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走，可以尝试静下心来，比如投入体育锻炼或下决心学好外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一年、两年，时光过去，收获自然就来了。有时，人需要与自己较劲。

张维为：思墨说得很好，人生的任何一种经历，最后你会发觉都是一种财富。正如中国人所说，“世事洞明皆学问”，即使做普通工作，只要投入意念，认真去做，记下心得，以后都会成为财富。

观众互动

观众：我是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我关注国际文化传播。《黑神话：悟空》上线之后，风靡全球。想请教各位老师，我们如何在话语实践中把握这种关键概念的转译和关键事件的传播？

张维为：我自己平时不玩游戏，但我看我孩子玩，这个游戏实在太精彩了。我发现它的英文翻译很自信，如“悟空”用拼音“Wu Kong”，而不是沿用过去的翻译“Monkey King”，“妖怪”用“Yao Guai”。

主持人：以前我们的“龙”被翻成“Dragon”，这其实是不准确的，现在我们就直接翻成“Loong”，然后“小笼包”就直接翻成“Xiao Long Bao”，再也不是什么Dumpling。

张维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另外，我发觉它里边的音乐，可以使人听得如痴如醉。它里边有一般游戏很少有的主题音乐，单独听都是一种享受。这些音乐处理得有层次、有韵律，既多元又浑然一体，打动了很多人，包括老外。音乐是最没有边界的，谁都会被感动，听到这个音乐就想哭，听到这个音乐就会笑，听到这个音乐人就自信。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际传播是很有启发的。

主持人：是的，特别是交响乐版的《云宫迅音》，现在已经是我的手机铃声了。

吕思墨：《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的大火，在国际传播中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吸引了大量国外玩家，并让他们对云冈石窟、雷音寺等中国文化景点非常感兴趣——如果把山西文旅的片子发到国外网上，可能点击量寥寥。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载体的改变。

张维为：你能看出来，这游戏背后是一批做事超级认真、超级投入的人。

观众：我注意到一种社会现象，在当今社会，很多年轻人可能正处于人生的迷茫和低谷期，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压力，他们会在互联网上运用一些流行词进行自嘲，如“牛马”、“吗喽”等，这些词原本指动物，现在被引申为打工人、小人物的自嘲。他们以这种方式与主流价值观既对抗又妥协。请问老师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于如何提升这部分年轻人的自信，有何建议？另外，年轻人应该如何在“内卷”与“躺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张维为：能够自嘲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自嘲方式，比如古代中国人会说“小弟不敢”，而在1980年代，人们则碰到谁都说“混混”，实际上真正“混”的人并不多。

我同意你提到的，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不自信的人。假设80-90%的年轻人是自信或比较自信的，那么剩下的10%非常不自信的人在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在网络上的发声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作为研究政治的人，我首先关心的是这种现象会不会影响中国的长治久安。根据我们的民调，80%到90%的年轻人都比较自信，所以我说整个国家是稳定的，社会主义也是稳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也要帮助解决那部分不自信年轻人的难处和问题。

我接触了很多90后、00后，他们中很多人由于长期使用手机和电脑，习惯独来独往的比例相当高。一个比较实际可行的办法是鼓励他们出去旅游、调研，接触各种人物，了解社会，与别人交流，听取别人的观点。我们经常说，坐在电脑前看到的全是问题，下去调研全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人生也是如此，通过旅游和接触不同的人，人们可以获得各种心得和思路，会发现很多原本不可能想到的机会。有了新的思路，人就不一样了。

主持人：张老师提出的建议非常有道理，年轻人应该扎扎实实地扎根于生活和社会之中。当他看得多、对话得多、了解得多，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启发。另外，每一代人中都有努力向上的，也有选择“躺平”的。我们应该允许年轻人有时选择某种状态，因为这是他们人生的一个阶段。无论是选择“躺平”，还是经历困惑和困顿，都没有问题；只要想明白了，振作起来，去做事情，那就可以。或者在迷茫时再停下来想一想，也是没有问题的。

吕思墨：对于这位观众朋友提到的“牛马”和“吗喽”这样的网络流行词，我觉得它们挺可爱的，因为我也会用。比如今天从北京来上海，朋友问我去干嘛，我说去上海。他说，“坐那个‘牛马专线’吗？”我说“对！”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地跑的年轻人，特别爱自称“牛马”，坐的车、飞机都是“牛马专线”，我觉得这是一种幽默的表达方式，没什么不好。

其实年轻人现在可能更多是在想，“我勤勤恳恳地在大公司做一个小小的‘吗喽’，做一个不起眼的‘小透明’，那么我的未来、我的人生在哪？”对此，我有几点方法论或许能提供一些帮助。我认为，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核心差异竞争力，明确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与其追求更好，不如追求不同。这样，我们就另辟蹊径，找到解决当前困惑的方法。

回到“躺平”与“内卷”的话题，我有时也会对自己说，不妨躺一会儿，毕竟牛马也需要吃草和休息。但有时候，我又会提醒自己，此刻不应陷入困顿，也不应让时间白白流逝。实际上，我认为有些人在选择“躺平”的时候，脑子其实仍在不停地思考。

因此，我特别赞同这样的观点：当青年朋友们感到身心疲惫时，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能量。

主持人：我还想补充一点，现在互联网时代，很多青年朋友的部分生活已经与网络紧密相连。但是，要知道，网络是“在远方”，在网络中，我们可能会一次次地刷到、看到某些人，并感觉跟他们仿佛很熟悉，但实际上并不熟。因此，如果我们将过多的时间投入在互联网上，可能会有一种空虚感。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回归现实生活，脚踏实地地在现实中去做事，在现实生活中多交朋友，这样就不会再有那种“小透明”的感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朋友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得到的鼓励、安慰和拥抱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远离网络，更多地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

观众：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青年人与老一代人之间的思想碰撞和交锋日益增多。请问应如何缓解这种交锋，以减少对双方的伤害或消耗？

张维为：我觉得大概所有年轻人都会经历过一段叛逆期，跟父母或其他年长者等等有些矛盾，最后回头看，可能是“我有点错误，他也有点错误，就是一个误解”。这是特定阶段，我觉得也是人的成长的一部分，因为社会就是这么复杂，你不能强迫人家改变他的观点，老年人容易固执，但是我相信年轻人可以用你们的正能量，逐步影响年纪长一点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在变得开放。你看过去老年人老是骂年轻人玩游戏，但自从《黑神话：悟空》出来之后，很多老年人也开始了解游戏，进而发现这东西原来可以这么精彩。

吕思墨：我们与年长一辈或前辈的交流并不一定会产生摩擦或冲突。就像我与张老师这样的前辈交流，如沐春风。这些前辈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考。

前段时间网络上经常出现“我们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了”这样的调侃，这可能是青年对这些年长者的一种反抗。我认为我们不应一味地否定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压迫自己接受他们的想法。年轻人应该放平心态，不要太着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被定义而反感长辈的某些言论，比如我也会和家里的长辈说，“你先别这么说，你先别定义我”。但若能稍微静下心来，稍缓一步，或许就能更好地聆听到他们的一些人生经验。

观众：刚才两位老师分享了许多关于走出去的中国青年所取得的成就，但在谈论这些“走出去”成就的同时，我也想起了留下来的话题。我来自四川成都下面的一个小县城，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新生儿出生率越来越低，大量青壮年不断外流，导致整个城市逐渐失去活力。因此我想问，在面对“走出去”和“留下来”的选项时，我们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张维为：不论是选走出去还是选留下来，都没有关系，该走就出去，该回就回去。当你走出去见识了大世面，学到了真本领后，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长处在于回去把家乡建设得更好，那么这就是你最想做的事。

现在有个“新农人”的概念，他们将自己掌握的新知识，如无人机的使用、通过北斗卫星进行土壤分析，以及新的流通和销售渠道等，都运用到了家乡的发展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收益。所以，年轻人，你们先去上海或其他地方开阔眼界，积累很好的思路、经验、知识和技能，之后再回去建设家乡，这并不晚。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动态的生活观。

主持人：我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走出去也好，留下来也好，都是年轻人值得考虑的良好选择。不过，在做出留下来或回去的选择时，这不光是年轻人自己的事，也涉及到政府的责任。当一个地方政府致力于城市建设，为年轻人提供丰富的机遇，并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乡就业、创业时，年轻人自然会倾向于回去。因为在机遇面前，年轻人自己会用脚投票，这点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的各级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为年轻人的就业、创业等种种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吕思墨：其实，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土壤的问题。无论是选择走出去还是留下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遵循本心。每个人的当前境遇各不相同，因此所做的选择也会不同。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去寻找那个能让梦想生根发芽的地方。因此，我想和你说，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夯实自己的专业知识，这样未来的你才会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