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战略前沿技术

来源：得到启发俱乐部

作者：王煜全

近期时事，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是国内、国际上备受关注的大事件。回顾前三年的大事件2018年3月美国贸易争端、2019年12月香港事件、2020年12月美国制裁中国77个实体企业，与这次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说到底只是美国在疯狂挑衅中国。

过去这一两年来，关于中美科技博弈这个话题，大家的情绪似乎就是在这两极之间摆动：一会儿被“卡脖子”很难受；一会儿充满自信，我们有美好的未来。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的演化并不会像这样两条腿走路，它总是会给我们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到底怎么样？

这个现实到底怎么样？如果在10年后、20年后，甚至50年后、100年后，我们看待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科技博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现实结论？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心中最大的悬念。

今天，正思君分享的文章是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老师的启发俱乐部专场：《中美科技博弈，谁能赢？》

以下根据王煜全老师讲话记录整理：

1.中国科技如何弯道超车？

回到今天的这个其实是略有点沉重，有点大的话题，就是中美科技博弈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卡脖子”这个事情是确实存在的，不管是针对华为也好，还是针对其他的一些中国科技企业也好，“卡脖子”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存在“卡脖子”这个现象？肯定是因为你有一些短板，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很多长板，比如我们的手机，销量在全世界都很好，这是我们的长板。但是，在每一部手机里，可能那个小小的芯片就成了我们的短板，这个短板就被卡住“脖子”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被“卡脖子”肯定是存在短板。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你有短板？我们的理解是这些产业生态都不是今天形成的，芯片产业从美国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而且产业生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若干个环节，这些环节往往是从产业生态的初期就相互伴随着、相互合作着一起成长起来。我们原来讲过一个理论，叫“新木桶理论”，现在企业之间的合作叫强强联手，长板和长板合作打造一个木桶，这是一个短期合作行为。

但是产业生态往往是个长期合作行为，当大家都还不是长板，大家都挺短的时候，就互相协作了。随着整个产业做大，每个链条、每个环节也变成了长板，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当年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当别人开始搞芯片产业的时候，它的每个环节就已经在和别人协作的过程当中在发展在壮大，到了今天芯片产业逐渐完备了，每个链条、每个环节都有很强的地方。

而中国呢，在这之前没有参与到全球的很多重要产业生态的构建当中，等到我们改革开放，等到我们打开门户向别人学习的时候，我们的做法不是生态式的，而是一个一个企业去学习，我们中国有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叫做“进口替代”。有个专项领域，某个环节，别人很强，而且又有钱赚，怎么办？我跟他学习，然后超越他。

单项的学习和超越中国做得非常好，是领先的。但是，在整个产业生态当中，有那么多项，你一项一项地超越，没办法把所有环节都超越掉，而且我们容易盯着那些比较强的项去超越，手机能挣大钱，我们就去学习超越了。但是那个相对来说不挣钱的领域，可能就变成被“卡脖子”的环节了。

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就是真正卡你脖子的并不是那个巨无霸企业，中国不是被苹果公司卡脖子，中国是被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叫阿斯麦（ASML），它只是负责芯片制造的设备，它都不是负责制造，是制造的设备。我们知道制造设备在整个产业里是非常小的环节，那个公司的规模体量并不大，但是它卡你“脖子”，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完整生态里面你替代的都是那个赚钱的，看起来很有利润的大环节，但是人家做起来的时候，是每个环节都有强的地方。你把那个大的替代了，别人还可以用相对小，但是又能够比你强的那部分来卡你的“脖子”，我认为这是“卡脖子”的真正来源。

那好，你如果理解“卡脖子”的来源你就知道：第一，人家之所以能卡你脖子是因为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第二，人家在生态的很多细微环节都领先，是因为在生态刚刚起步的时候，大家就协同合作，一直走到今天，人家就领先了。我们自然就知道答案了，我们如何能够不被别人卡脖子：第一，我们要知道未来的生态是什么，当然你可以说，今天的生态我能不能继续不断地进口替代，不断地仿制，把每个环节都替代掉？道理是可行的，但是难度相当大，为什么？因为人家是在协作当中，使得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链条都长成长板的。你现在除非也已经有了这么强的协作环境，而且人家已经强了以后，你去超越，很难。我们的说法是，如果是直道，其实很难超车，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弯道。但是幸而现在的科技进步越来越快，每个行业领域里有越来越多的科技推动这个行业产生了革命性变革，意味着这个行业只要有了大的变革，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变革的机会去实现弯道超车。所以这里面两个重点一定要把握住：第一，要有新的科技去改变这个产业格局，才能形成超车的机会；第二，当产业格局改变的时候，我们不能再用进口替代，一对一替代的办法，而是要用产业生态协作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对未来培养生态。

甚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弯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布局。其实弯道一出现的时候，人家也已经开始布局了。但弯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开始布局，当弯道形成的时候，我们的生态已经逐渐完善起来，随着这个弯道越走越宽，变成了直道，变成了康庄大道的时候，我们的生态健全起来，就不用担心别人卡“脖子”了。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推论，就是说我们认为未来科技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要事先做分析，分析到了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我才好去做产业生态布局，才会避免今天这个被卡脖子的局面。

那好，未来生态能不能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是可以分析的。为什么？因为科技改变社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是最深刻的一次改变，整个现代社会都是被工业革命所改变的。工业革命这个改变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叫做生产的规模化。所以你看到不管是蒸汽机，还是后来的电气化，不管是石油、铁路、公路，还是集装箱，就是干一个事，叫做规模化，我大批量地在工厂里能够生产产品，比如福特的T型车。同时我能够用很便利的方式，不管是铁路，还是公路，还是海运，能够把这个产品扩散到全世界各地，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和规模化的市场覆盖，这个是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利益。

问题是从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微型机，包括软件，后来的互联网，人工智能，一波一波的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科技革命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把它叫做服务的规模化。为什么说服务的规模化？以前产品规模化感觉已经很好了，但其实产品的规模化不够好，它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比如我想要吃到一个冰镇的西瓜，夏天很热，但是没有人能够给你提供这个服务，其实不是没有人给你提供这个服务，如果你是帝王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冰镇的西瓜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每个人都需要很多人给你提供这个服务才能做到，当然这个规模化就是不成立的。这时候怎么办？我卖给你一个冰箱，你把西瓜放在冰箱里就得到冰镇西瓜了。

所以我们说上一阶段，工业革命的特点是产品的规模化，它的特点是把服务固化到产品里，你想要服务，我没有，我卖给你一个产品。我们都知道那句老话，我想要的是墙上那个洞，但是对不起我只能卖你一个电钻你自己去打。幸而有了所有的这些数字革命的进展，有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它可以把我们人类的经验可以被固化下来，而且可以被复制，而且它固化的可以是人类最优秀的经验。这种时候就变成服务可以被规模化，而且是最好的服务，因为毕竟我们要的是那个墙上的洞，而不是那个电钻。所以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你不要再去买一个电钻了，我直接给你洞，或者给你这个服务。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的未来，叫做服务的规模化。

服务的规模化具体怎么体现？首先我们说，服务都是由人来提供的，所以服务规模化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叫做职业的增强，我还做不到对人的服务实现完整替代，因为人的服务的灵活性、个性化是服务特别强大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初期的时候做不到对服务的替代，而只能给你产品。但是增强是可以做到的，举个例子，比如特斯拉，除了乘用车搞自动驾驶以外，它其实还搞一个领域的自动驾驶进展更快，就是卡车的自动驾驶，那种很大的我们常见的货运卡车现在也在做自动驾驶。卡车的自动驾驶做起来的时候，他考虑的就不是完全替代掉卡车司机。五级自动驾驶，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自动驾驶都能应付，完全不需要人，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从本质上说，自动驾驶是需要学习的，而且学习的案例越多，学的越快。但是偶发事件就是案例非常稀少，而自动驾驶又缺乏想象力，所以让自动驾驶在任何场合都能应付，这件事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解决，短期解决不了。意味着说如果要实现完全无人的自动驾驶需要很多年，但是特斯拉的思路不是这样，特斯拉的思路是说我能不能让一个人多开几辆车呢？我们都知道一个卡车司机标准配置是开一辆卡车，特斯拉研究的是什么呢？自动驾驶的跟车技术，一个卡车司机开着一辆车在前面，后面第二辆第三辆不需要司机了，只要跟着前车就好了，甚至第四辆、第五辆，所以一个人可以开三辆卡车，而不是一辆，他的职业能力增强了，这是第一个阶段。但是这个还不够好，我们知道到最后一定要实现职业替代，根本不需要人干。

我这儿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在很多酒店里已经见到了，叫做云迹酒店服务机器人。它是干吗的呢？就是在酒店里给你送货，我们到酒店以后，发现忘带拖鞋了，忘带牙刷了，或者我想吃个夜宵，比如说我前一阵在国内出差，点了个外卖，外卖小哥送到我们酒店楼下就问我，你是自己下来取，还是你让服务机器人给你送上来？我说当然送上来了，他还专门说一声，这个机器人比较忙，你要等一等，等一等没关系，等了20分钟，服务机器人送上来了。但是这个服务机器人送上来是两个阶段的，第一阶段，传统做法是说，它只是做到了职业增强，也就是说你打电话给酒店里的服务人员要什么东西，服务人员听了以后要把这个东西放到机器人那儿，再设定说把这个东西送到某某房间，这个服务机器人才能启动去送。其实还是需要人的投入，尤其在人工作很忙的时候，还是分他的心。

现在酒店服务机器人进一步进化了，进化到什么地步呢？你打电话的时候，人工智能系统在自动接听，它能够分析你的语音语义，它能理解你的含义，如果你是问天气，它就知道给你答案了；如果你是想要个毛巾，它就会把这个指令下到自动售货机，自动售货机把这个毛巾直接送到机器人，完全是无人对接，机器人送到你房间，整个流程无人化；甚至说你要的不是毛巾这样的免费商品，比如我要一听可乐，一罐饮料怎么办，也是一样，一方面它听懂了以后下单到售货机，由机器人送给你，另一方面，你酒店房间的电视屏幕上显示出一个二维码，你可以付款了，你付完款那个机器人才会让你开门取货，要不然送到你门口也拿不到，整个流程无人化了，也就是说实现了职业替代。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未来有大量的繁重的大家不爱干的工作，都会被这些人替代，比如华贸旁边有商业场所的扫地机器人，我们都知道，扫地、擦地每天非常辛苦，人不爱干怎么办？现在都可以用机器人干。甚至进一步讲，我们再展望一下，未来服务的规模化会什么地步？大量的工作都被机器人干了，在白天我们都发现城市非常整洁，市容非常好，到了晚上我们都回家的时候，这些机器人出动了，从各个角落出来完成各个操作，等到天一亮又回去了，所以我们生活的环境永远是很美好的，不需要我们很辛苦地努力付出，干那些重复劳动。因为人就不应该干重复劳动，最值得我们自豪的部分是我们的创造力，是我们能够发明创造更新的东西，而那些重复性劳动就交给机器了。

所以现在云迹在研究机器人操作系统，将来的机器人应该是全部互联互通的，它们甚至能够配合着完成任务，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一个任务。对我们而言，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由机器人协作的系统上面的，你看不到它工作，但是你能感觉到你周围的环境非常美好的社会里，是不是很值得期待。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认清了服务规模化这个趋势，发现我们就可以围绕着这个服务规模化做产业化布局，因为它也会形成若干产业，比如说服务机器人就变成一个产业，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产业，围绕这些未来的产业做产业化布局。我们今天可能并不强，但是大家长期协作，变成这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们每个环节也都形成了长板，那种时候就不再会有被“卡脖子”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被“卡脖子”，还觉得痛，但是随着我们的发展，早晚想的并不是如何摆脱别人，而是自己如何发展更好的问题。这儿我引用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家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叫Diegp comin，他的一个说法，他研究了全球的经济，他发现全球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发展水平，不是取决于先进科技引入的速度，很多穷国引入先进科技也很快，但它取决于引入先进科技的深度，用科技用的人的多少，是不是人人都在用，是不是天天都在用，用的频度决定了整个经济繁荣的水平。

我们看中国，其实也在印证这一点，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得好，和我们高铁的普及是很相关的，和我们手机支付的普及是很相关的。高铁不是我们发明的，手机支付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是在使用的普及程度上，中国是非常靠前的。如果服务的规模化是未来，意味着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先进科技，我们讲把产品整合到服务里，通过服务把大量的科技带到千家万户，尤其对很多老年人他要使用很多先进科技有很多不方便之处，因为这个产品让别人熟悉使用是要一个学习过程的，但是你把先进科技转化成服务，让老年人接受就很容易，因为你本身给他提供的是服务，他不需要了解后面的技术，后面产品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把服务规模化做好，其实也能够更快的让先进科技进入到千家万户，也能够更好的使我们的经济向上进一步发展，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多重意义的。

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前提，我们的未来发展，尤其科技产业的发展，是可以知道有一个明确方向。我们就说围绕这个方向，如何打造未来生态，不光不被别人卡脖子，我们未来还能繁荣。我认为培育生态是现在当务之急，当然培育面向未来科技的生态，培育生态有三部分需要关注：第一部分是企业，到底哪些企业是最主要的；第二部分是生态不是一两个企业的问题，我们刚才讲进口替代，未来可能就没有那么有效了，它是一个企业如何协作，形成一个整体优势的问题；第三个更重要，协作背后是土壤，才能长出这样的生态，这个土壤我们叫文化。所以今天我们主要从这三个层次跟大家探讨。

2.什么决定了创新的生死？

第一，其实是老生常谈，从得到做《前哨》栏目开始就讲这个理论，现在的创新已经不是过去的简单创新，拍脑门一个idea、一个主意就能形成巨大的市场，这个时间已经错过了，这机会已经错过了，现在的科技创新都很复杂，都需要有很深的科研做基础，都需要有大量的协作才能开发出产品来。现在是一个复杂协作的科技创新的时代，而且它是个接力赛，是一棒一棒的交接，我们一直讲从高校出来的先进科技，到企业做研发，做出产品，再由擅长做科技制造，尤其是中国，有这样大量的OEM企业帮你做量产，最后由全球的渠道推向市场，这四个环节。

中国有一点点误解我们在这儿需要澄清，就是我们过度的看重科研部分了。甚至很多企业家说我们企业家不重要，人家科学家已经发明这个东西了，我们只是把这东西复制出来以后传递到社会上，让人人都能用。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知道液晶显示屏，最好的技术叫QLED，量子点技术。量子点技术，最早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差不多20年以前一堆科学家搞出来的，搞出来一个公司，叫做Nanosys，这里面还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叫杨培东，也在里头。Nanosys后来也很成功，现在成了全球量子点技术提供的主力军，企业做的很大，很成功。大家一说起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7位科学家一起联合创立这个公司，但我想告诉你，背后他们没说的一个事实，这7位科学家股权加在一起占比没超过10%，平均也就是1%，谁股权占的大呢？是另一个人，美国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叫Larry Bock，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他在20多年以前，看到这个技术非常有前景，他已经从创业者变成了投资人，但他觉得技术非常好，又回来，自己又投了资，跳回来继续做CEO，回到创业者的角色，带着这个公司走到今天，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他因病去世了，他才是大股东。

无独有偶，比如现在中国最领先的生物科技公司，叫做百济神州，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是王晓东先生，美国的院士，中国的外籍院士，他来主持成立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现在成了中国生物医药的领头羊，领军企业，但其实大家不熟悉的是王晓东的比例也很小，谁的比例大呢？是他找来的，在全球有非常深的生物医药产业经验的一位产业专家，一位职业经理人，叫欧雷强，他做CEO，到现在欧雷强先生都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的股份比例是在现在所有的个人股东里最大的。你发现说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我们的分配其实反映了我们的贡献，那么好，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科学家不是没有用，有用，所以在科技创新企业里他是有份额的，但他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科技企业家他的份额都拿得最大，如果不拿大的话，这个企业可能会失败的。所以，这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整个这个链条里的核心，注意，不是科学家，而是企业家，这个在中国有很大的误解。

包括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尤其在美国看，这个实践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法规支持，叫做拜杜法案。拜杜法案以后大量科技创新从高校出来，被企业使用了。中国现在也有类似拜杜法案这样的法律法规，中国的各个高校，越来越多的高校成立了技术转让经理人，办公室，也帮着做技术转让，但是迄今为止，成效并不显著，原因特别简单，就是你如果认为科研重要，从科研向下走，去做企业，这个成功率其实不高。但是你看国际最成功的例子是反过来的，是企业家知道高校的科技成果都是可以转让的，所以他反向主动去联系科学家，主要是联系高校，知识产权归属于高校，而不是科学家，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中国不能做起来技术转让，因为很多人总是在说中国的高校怎么怎么做不起来技术转化，中国的技术怎么不能被产业化，核心问题不是中国科学家弱了，不是中国的科技界和产业界远了，而是谁是主角弄反了。你让科学家做主角，这事就不成，你让企业家做主角，反过来让高校积极地和企业家形成互动，帮助企业家找到适合他创业的技术，这样就成立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类似的工作，希望未来在中国这会变成一个主流的形式，就是企业家能够主动找高校，找那些好的科技，成为自己下一个创业的核心技术。

当然，除了研发以外，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中国的科技制造能力都不是全球第一，而是唯一，我们给了三个定语，如果大家熟悉的话，我们复习一下功课，叫大规模的、复杂产品的开放制造，全球只有中国。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因为这个能力太重要了，这个能力重要到什么地步？重要到能够决定创新的生死，虽然科技企业家是整个创新链条的主角，但是他如果没有科技制造做支持，他的生存率会大大降低。我还记得罗振宇老师跨年演讲里举过这个例子，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个教授David Brady到中国，他一开始在全球找合作，因为他设计了一个非常棒的产品，像螳螂的复眼一眼，多个摄像头组成的上亿级像素视频监控设备，非常棒，但是他去了欧洲，去了德国，去了日本，包括在美国本土，试了半天，不可能实现量产。你都不可能实现量产，你的产品怎么可能被市场接受呢。但是到了中国很迅速的，量产问题就解决了，甚至市场问题也解决了，这是很经典的例子。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真正要实现量产，为什么在中国能实现？我们自己的体会，量产能力没有那么简单，首先，量产能力是有很多技术在里面的，迄今为止中国对自己的量产能力没有给到足够的尊重。我再呼吁一遍，我们的量产能力并不是国际很多负面舆论所讲的劳动力成本特别低、不注重环保，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说我对我们量产水平高的真正的理解，这个理解不是我做的，是哈佛的一堆学者在2013年做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是什么呢？他们研究全球预测未来的很多很多理论，很多很多的规则，什么规则能能预测未来。他们最后发现预测未来最准的理论只有两条，其他都不太准，一条是大家熟知的摩尔定律——每隔18个月计算能力就翻一倍，成本就降一半——这个过去这些年一直是准的。另一个大家不太熟悉，这个理论比摩尔定律还准，叫做莱特定律。

莱特定律说的是什么呢，是说你的生产产量提升一倍，你的成本就按一个比例降低，比如10%或者15%，而且会持续降低，你再翻一倍又降15%，再翻一倍再降15%。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中国制造的优势恰恰来源于中国制造的体量——因为我们制造的多了，所以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没有变成知识产权的行业内部的知识与经验。我自己前段专门带一些我投资的科技企业与深圳的OEM企业对接，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国外完不成的任务在他们眼里都可以清晰地给你分解出来——这件事怎么做，难度是多少，投入是多少，时间是多少，怎么能完成，一清二楚。这些经验与知识坦白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总结成一个词叫做量产化的知识。我们以前以为只有两端，一端叫做研发，做产品，另一端叫做量产，但是其实这中间有一个鸿沟——光懂研发做不出产品所以量产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要把研发出来的单个产品变成量产，这中间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我们把它叫量产化。

我举个例子，很多人都已经熟悉了，我们投资的一个企业生产来一个非常著名的机器人，叫索非亚，我给大家公布一个秘密，你看到的是经常在这出席活动，在那参加节目，和明星一样的索菲亚，实际上它比明星更有优势，因为明星只有一个人，像走穴，到这就不能去那，它已经在公司里做出20个索非亚，今天你看索非亚在中国，明天就去了美国后天去了非洲，但其实索菲亚不是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对于工业化大生产来说20个简直太少了，需要的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个，但成千上万个的量产这家公司就做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帮工程师们，他们擅长的是做出一个原型产品来，但从做原型产品到如何量产，这就涉及到对里面每个零配件的特征参数都要定义得清清楚楚，并且还需要拿去批量化生产。要完成这个工作，对于几十人的小企业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两年前我们帮他对接了深圳的OEM企业，我们做了一点小工作，因为深圳的OEM企业一方面他们非常擅长量产，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接这些初创科技企业的量产，因为这些初创科技企业到量产这一步之前海要做大量工作。量产化本身时间就很长，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所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你如果只帮他做量产这个步骤的成本人家是不会付给你的。

所以我们跟他讲制造即投资，因为量产化很需要钱，这个小公司自己做量产化既没有钱也做不到，怎么办？你帮他做，但是我把你所有的成本都记住，等到你帮他实现了量产了以后，等这公司上市了以后你把这个成本当成投入，都给你算到这个公司的投入里，就是你在这公司占的股份。中国的OEM企业很苦，我们去南方，南方的OEM企业就跟我们抱怨，说尽管我给苹果做代工、我给亚马逊做代工、甚至给中国一些企业做代工，但是利润是非常微薄，几乎维持不住，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帮人代工。这些代工企业如果在决定这些科技企业的生死，他们就不应该只有这么微薄的利润——甚至对科技企业的影响是不光支持生存而且并且让他们发展广大上市了，代工企业就应该占有它的股份，这才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对接的模式就是让这些代工企业前期制造的投入最终转化为后期的股权，我们叫制造即投资。

我们很高兴现在索菲亚的量产问题在过去两年时间内基本解决了，时间并不短，终于在中国OEM企业大量的努力之下，这么复杂的机器人，得到了规模化生产。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后面非常复杂非常难的过程被我们中国的企业用了两年时间就解决了，这是我们的制造业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我们强调全世界应该由科技来主导，科技企业家是这个时代的生产力。科技企业家最强大的助手就是中国的科技制造家——我真的希望中国的科技制造家们有一天能走到中国大学里去当教授带学生，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科技制造家做的事让这些先进科技能够被复制，这里面存载来大量的经验。我原来参观过MIT实验室，比如MIT媒体实验室——一个创造很多先进发明先进科技产品的著名实验室，MIT的机械工程系里的机器人和很多人工智能产品都是那里发明出来的。你去参观就发现它特别像我们去深圳看到的那些OEM企业里面的作坊，意味着未来我们的竞争力取决于我们的动手能力，如果你只是一堆理论做不出这些东西来，而反过来如果你有实践能力，你的理论水平反倒会慢慢积累，未来蓝翔技校有可能变成清华——我们希望蓝翔技校有朝一日变成清华的生活，我们就足以和美国MIT竞争了，这是未来。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在哪儿呢，我们发现资本也在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来说，刚才讲这几个环节要打通需要大量的协作，协作就要找到那个正确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来讲，你让创新企业去找这些合作伙伴无疑是低效的，他只找一次并只用一次，同时他也没有这么强大的能力去了解产业里到底谁制造能力强谁市场能力弱，他都不可能找到。谁能找到呢，我认为资本方是最容易找到的——因为你天天在产业里干的就是这个事情，你最知道谁是谁，谁有信用，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把这个信用传递过去。让资本形成一个信用合作的纽带，这个是资本方能干的事。我可以自豪地讲如果我们没有当这个信用传递纽带，中国的OEM企业就不太敢花两年时间帮别人干，万一别人不让他投资怎么办呢，美国汉森也不敢把自己的技术秘密给中国企业，万一技术秘密拿跑了中国人自己生产了怎么办呢，所以信用纽带，资本来做。

从一个企业的协作上它需要在信任纽带配合的基础上把整个过程贯穿起来，科研拿过来做研发做产品化做量产，我们讲量产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而且有大量的知识产权在里面，大量的经验在里面，我认为量产化能力是中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全球都特别在乎中国的量产，既嫉妒我们又拿不走——美国讲制造业回迁，可是它回不去，因为量产化能力只有中国有。当然另一方面它拿回去也不经济，因为莱特定律本身是和规模相关的——规模越大经验就越有价值，当规模已经很大的时候别人做一个规模很小的生产，它的成本就会高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制造业回迁成本会比我们高很多的原因，它不符合莱特定律。但是是不是美国就不能做制造业呢？不是，因为我们如果是制造业最强的国家，中国可以输出我们的制造能力，这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制造能力不光只在中国制造，还在美国制造。像施展老师讲过我们的制造能力到越南制造，那并不代表的是另外开一个产业链，而是我们能力的溢出——我本来能制造10台，但是加上越南我能制造11台，我们制造能力只要持续放大，莱特定律就会继续起作用。所以我认为中国制造不应该是在中国制造，而应该是中国人在全世界制造。当全世界的制造都由我们来完成的时候，莱特定律的效果才会发挥到最大，同时中国人才会积累最多的产业化规模化经验，而这些经验对全世界的科技创新都是有重大价值的。

另一方面我们讲最后一个环节，尤其在服务的规模化的今天，最后一个市场环节也发生了本质变化——以前市场环境很简单，就是卖，全世界这些企业所谓的市场都特简单，就是卖。云迹机器人，下次你可以考察一线，云迹机器人和别的机器人在外形上很像，甚至打开了以后技术上都很像，但是一个地方不像，行为上不像，你会疑惑机器人怎么有行为呢？云迹机器人有一个行为是它唠叨，你在商场里逛着逛着发现一个机器人很安静地在你身边走过去，但如果你去看云迹机器人，只要它运动的时候就会不停的说话，用很好听的很讨你喜欢但童声，为什么它要不停的说话呢？这是在市场中打磨出来的，并不是它自己臆想出来的这样——你设想一下如果你半夜住店，很多人住店经常很晚，十一、二点时你在走廊里走着走着，如果旁边有一个小机器人悄无声息地从你身边走过，你肯定很害怕。索非亚机器人也是一样，很多人都在问我们，中国人能帮你实现量产，很好，我要一千台索非亚干嘛？实际上索非亚能跟你互动，能够跟你形成表情互动，它有共情能力，机器人的共情能力会比人还好——跟机器人去倾诉，对方特别有同情心特别有共鸣。其实它适合干客服，客服什么意思？

我再举个例子，比如现在的肯德基，我们都知道肯德基著名形象肯德基爷爷，白胡子形象，让你画出来肯德基公司的logo你可能画不出来，但是肯德基爷爷的形象你一定能在大脑中回忆起来。问题是肯德基爷爷是死的挂在墙上的，但如果我用机器人技术把它复活了，它能够微笑着跟每个客户互动，而且它能够通过人脸识别知道这个客户，谁昨天来过了，点单点的是什么，反馈如何，我会觉得宾至如归。

今天这个机器人还很粗糙，它的互动还不够好，其实任何一个先进科技在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很粗糙，甚至都比以前的老科技，因为老科技经过优化了/新科技刚出现的时候都比老科技的水平还差——罗振宇老师以前也讲过这个道理——但是新科技能够随着不断的优化很迅速的超越老科技。最早的数字相机比胶卷差远了，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人用胶卷来拍照了。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是这样，甚至最早的汽车都不比马车好，我们可以预见今天这还是个稀罕的东西，由机器人完成客户服务，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呢，可能机器人完成的客户服务才是标配。虽然每个人可以不断的自我学习进化，但这个进化速度会远远弱于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这件事早晚需要由机器人来干，我们要用技术用产品帮助实现更优的个性化服务，所以硬件技术产品要和服务结合。当然这也对中国企业敲了一个警钟，中国企业厉害的是我们的制造能力，是我们做产品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产品整合到服务里，实现特别强大的服务提供能力的话，未来我们可能就会很危险。因为用户要买的不是产品而是服务。比如让机器人和一个米其林三星级厨师学煎牛排，它卖给你的是米其林三星的服务而不是硬产品——既不是机器臂也不是牛排，而是米其林三星厨师带给你的不一样的体验。这样的产品就已经被固化到了服务里，这就是未来。

这一部分很重要，我们要把环节打通，把先进科技固化到服务里并一直提供规模化的服务——这里说的不是传统服务，不是外卖小哥，而是用科技能够提供的规模化服务使得它能够替代掉最牛的服务人员、最高档的服务人员，并提供最完善的服务，而且这个服务是规模化提供的。人人都能享受到最好的服务者给你提供的服务，但是这个还不够，因为它只是一堆的点——我们说过了一堆点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尤其是如果我们只专注最赚钱的点的时候，你会发现配套的点如果你没做就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很高兴的看到政府也意识到里这个问题了，中国弱的地方是进口替代没有形成产业闭环，导致很多核心环节还掌握在别人手里，成为我们的短板——其实是我们利润不够的地方反倒成了短板。怎么办呢，政府就喊到利润不够的中小企业，去专精特新——注意关注的并不是未来的巨无霸企业，而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月份中央政府刚刚推出来的举措：大力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就是中国的创业者一定要在产业生态上下工夫，不是说你做得越大越好，不是你的利润越高越好——你的利润虽然高，但你在产业链里没有控制地位，你的盈利能力是薄弱的。某一天突然被人家一卡脖子就会出问题，所以政府希望看到的是你的专业化水平高，你的优势很显著，你能支持别的企业不被卡脖子，这就是生态化思考了。

3.苏州为什么是中国的生物医药之都？

第二部分是中国在今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产业生态培养的新阶段——产业生态培养在过去几十年里恰恰是我们的弱项，因为我们一直强调一对一的单点替代，而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面的东西。我们强调培养产业生态并不是移栽一棵大树——各地的招商引资都希望把大树移过来，培养产业生态真正需要的，是培育森林。培育森林很多时候不光是大树——大树和大树之间要有呼应，要互相协作，甚至还要有密封配套的协作者。合作分工谁做得好呢，我给大家找一些范例，中国被卡脖子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半导体产业，可是他卡我们脖子的原因不是今天才做起来，今天领先了才卡脖子，而是好多年以前就做起来了。有一个企业，叫Sematech研发联盟。为什么叫研发联盟呢？是因为当时14家美国最顶尖的半导体企业大家一起出资，根据大小规模不同按比例出资，同时政府以2亿美金作为启动资金，并要求出资方每家不光要出钱，还要把优秀的研发人员调过来到合资的研究企业里一起做研发。每家企业至少要调2人来，调一个人来要在这工作两年才能放回原有企业去——就是调集产业最优秀的人员去攻这个产业里最关键的关，理所当然就会有一系列的成果出来。这些成果再针对性的授权给到产业里的相关各方，所以才形成了今天半导体产业的繁荣。今天的繁荣是那么多年以前大家深度协作的结果，所以我们能看到即使是巨头也要协作。很多时候甚至这个协作不光是巨头之间，恰恰是很多不赚钱的不盈利的环节反倒对整个产业生态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们举个中国的例子，中国迄今为止培植新兴产业生态最成功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十几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成功培育出了许多新兴的生物医药产业——苏州虽然有传统的化学制药的基础，但当时但基础远不是中国第一，甚至排名都很靠后，同时化学制药和生物制药区别非常大，生物医药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用远程视频的办法采访了一大批苏州当年工业园区负责管理的官员，这些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机构叫做冷泉港实验室——冷泉港实验室在美国非常出名，我们学生物课都学过人类的遗传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的结构叫DNA双螺旋，DNA双螺旋结构的发明人是做沃森和克里克。沃森就是冷泉港实验室但名誉院长名誉主任，他担任来很多年，直到前两年因为一些丑闻被辞职了，但是由于他一直坐镇在冷泉港实验室，冷泉港实验室成为来全球生物研究的重镇。苏州干了什么事呢？苏州请冷泉港实验室到苏州成立了冷泉港亚洲研究所，并常年不断地开各种学术会议。我们知道生物制药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科研和研发衔接的比较紧密，科研出了成果立刻就会向研发转化做出产品。由于大量的学术会议在苏州召开，苏州本地的生物医药企业就近水楼台先得月，能了解到全球最先进的进展、最前沿的进展。同时苏州有又很好的展示窗口——如果有企业到苏州开会，政府就会展示一下开发区，如果他们觉得好，他们可以就可以立刻就地进驻了，同时苏州再做其他的配套措施，从而整个产业搞了起来。

我们看到全中国做开发区的很多——给房子的、给地的、给基金支持的，都成了标配。但是只有苏州在这么多年以前给了一件既不是房又不是地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很不实际的事，就是给了一个和全世界顶尖专家交流的机会。今天大家回顾起来觉得这是和苏州成为中国制药之都是高度相关的。我们认为中国各个地方要打造产业生态就特别要重视的一点——我们以前招商引资只注重利税，只注重招那些大企业，谁能赚钱招谁，但实际上你要形成生态，真正要让生态活起来的并不是那些大企业，而是那些不赚钱的机构，他们可能更重要。那些协会、那些会议组织者、那些孵化器他们不怎么赚钱，但是他们对产业生态的培植却无比的重要。

还有一个核心问题也很重要，就是过去这些年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重要的成就——试点再扩大的实践方法，邓小平讲黑猫白猫抓到耗子才是好猫，要搞试点，在深圳搞试点，全国学习做开发区工业园区，然后铺开。好处是先进经验可以被迅速学习，可是慢慢的一个负面作用也显示出来了——大家都去学习先进经验导致最终变成竞争了。生物制药很热，很多地方就跑苏州挖那些生物制药企业，这个就变成了互相之间的过度竞争——第一大家都不盈利，大家都是赔本赚吆喝；第二个更关键的是它损害了产业集群，产业必须在一定地区形成集群，尤其是这些相关链条在一个小范围内必须齐备，它才可能形成产业优势。现在东拉一家西拉一家，产业各方全部拉走了，这个产业集群就不成立了，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就迫切的还要找到一个办法，就是如何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它的正解应当是每个地方找到适合自己的产业生态——尤其很多小地方如果没有一个清醒的定位就盲目的去搞，必然会带来一个局面，就是你和已经领先的这些先进的产业生态比并没有什么优势，没什么优势怎么办呢，只能出更多的钱，那就更糟糕了，因为你进一步破坏了产业生态。所以我们认为不管任何地方，哪怕再落后的地方也能找到最适合它的产业生态，依托最适合它的产业生态的理念从而构建整个完善的产业，这个才是正解。

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和青岛市政府、青岛科技局一直在沟通交流，我们都知道青岛也希望在科技产业里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但是除此以外尤其是家电产业，相对来说产业科技革新并没那么快，青岛如何能够介入新兴的科技产业才能有更长足的发展，这是我们一直跟他们讨论的问题。后来我们发现生物制药、人工智能这些时髦的领域里青岛看似没有优势，但是青岛有一项很强，就是它的疗养圣地的形象。青岛在海边建了很多疗养院，同时有天气等一系列条件很适合疗养。我们跟他们提出全球有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叫长寿科技，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要让人脉第一寿命长，第二不光寿命长还要活得好、活得健康、活得愉快——生活质量也要好，这些都是在长寿科技的范畴里。去疗养的人肯定对长寿有追求，如果你把青岛打造成长寿科技之都，来这里疗养的人就很容易推荐各种通过科技使得其生活水平提高的产品或服务。这样客户就可以把服务带回去，这就是青岛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如何能够实现呢，政府就要开始吸引企业来，形成产业集群，而且产业要互相协作，让产业能够落地，形成配套才行。

举个例子，我们前面讲服务规模化，核心是要把人类的经验——尤其最优秀的经验固化下来。其实人类有什么经验，很多医生就有很多经验，有一种经验就是通过对眼底照片的分析对很多疾病做诊断，这个经验不是人工智能才发现的，是很早早就已经拥有的，但分析眼底的照片对疾病做诊断这件事对于个体人来说很难掌握，很多一生一生都没能掌握，要通过上千小时的学习才能掌握。全中国有这个能力的学生以百计，三位数到头了，意味着并不能让大家广泛使用。但现在人工智能来了，人工智能训练了上百万个照片——尤其是和专家的分析做对比，最后训练出来人工智能对眼底照片的诊断水平甚至超越了所有的专家，代表时这个东西就可以被复制了。问题来了，这个东西要被复制的话虽然有了技术但它不是一个服务。如何使得每个人都能够最方便最便捷而且最便宜的得到这个服务成为了关键——所以我们说青岛如果要打造长寿之都，不光要引入科技，而且要掌握规模化的服务能力。故我们现在正在跟青岛市政府、青岛市科技局一起合作，让15万人用Airdoc做眼底健康筛查——有一定规模才能掌握一定规律，我们的规模可不是15万，我们的目标是当我们掌握规律以后我就能更好的把设备放到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检查的场景和地点，并形成持续长期的监控，从而使得将来每个人都能获益。也许不久以后你去青岛出差——不光去青岛，去每个地方出差，在机场、高铁候车室都能看到这样的设备，你花一分钟拍个片子做检测就得到了自己数据的分析，如果你每年做几次持续的做，你的健康就有人帮你把关了。

4.亲疏有别，是落后文明的代表吗？

第三，这个产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要有文化基础。文化基础，我们都知道，中国以前一直也被批评，就是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化。其中一个经常批评的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乡村经济，讲中国的圈层文化，又是圈子，又是层次，老乡之间怎么怎么样，亲疏有别，非常不适应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是海洋文明，应该是通用信用，应该人人互相之间都是一视同仁的等等。但实际上，我们还真的不认为是这样，为什么？还是一样，罗老师的要求，我不是给大家讲一堆期望，希望中国怎么样。不是，我们是做事实的观察。

我这些年观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大家非得跑深圳，为什么全世界的科技创新必须得跑中国来制造？其实答案，上次罗振宇老师跨年演讲已经提到过了，得到自己要做得到阅读器，要好几十个企业的合作，而且这个环节是来回的，不是一个环节，上百次合作的交互。好，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是在西方，如果是通用信用，如果是大家一视同仁，所有的合作靠法律约束，这几十家企业互相签合同怎么签，我相信没有几个月是签不下来的，所以你看要动手之前先花几个月签合同，这事就麻烦了。因为现在明显的产业需求和那个是抵触的。产业的需求是什么？既要有深度协作，确实要这么多家才能完成任务，任何一个电子产品都不是一家能完成的，至少涉及到几十家企业协作。但问题来了，我还需要快速协作，得到阅读器能不能光是签合同就等好几个月，等不了，必须要快速协作。那好，快速和深度本身就是个矛盾。

所以你会看到，西方社会擅长的不是深度，是快速。因为我只是贸易，海洋文明适合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核心是贸易，贸易是一次性交易，这个没有问题。快速协作，因为不深。但是今天需要大量的深度协作，这时候海洋文明就不行了，需要什么？需要以前就知根知底，所以我打赌，罗老师再做阅读器几十家企业，我打赌他们之前互相之间早就合作过，因为以前有过协作，所以形成了惯例，根本不用靠法律去约束，所以才能快速合作。所以快速合作的核心是什么？是要有圈层。为什么我们说以前的圈层不可取，因为以前的圈层是人际关系，是老乡。老乡嘛，如果一个人做坏了，我不能批评他，对不对。但是你看深圳，包括珠三角、长三角，现在协作靠什么？靠能力，如果能力一个人做坏了，对不起，下次不找你，因为你损失了你的信用，但你做得好，下次还找你，所以我们说我们依然是有圈层，但是我们不是依托于血缘，依托于地域，而是依托于能力，我们叫做能力圈层。

我发现人真的是以群分的，你去深圳找一个做电子的就很容易，通过一个做电子的人找到其他做电子的人就很容易。但是你要找做汽车的就很难，找做汽车的要跑长三角，找到一个做汽车的，找到其他做汽车的也很容易，因为他们在同一个产业所以形成了同一个圈子。而因为他们能力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层次，老板对老板，这二十多家企业一起为得到做阅读器，一定是老板互相之间都是朋友，都知道怎么合作。然后在业务层面，这些业务经理们互相之间知道怎么对接，老板不用管对接，但老板要管合作顺畅，不同的层次去对接合作，同一个圈子因为是同一个行业。所以你看圈层放到一起，放到能力范畴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能快速协作也能深度协作能力，正是现代科技，甚至是未来科技产业最需要的。

我们认为过去海洋文明诞生了一个词，叫做“Pro business”，叫做“亲商业”。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设计应该使得商业合作更顺畅。但是未来光亲商业不够了，我们要亲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生产更复杂的产品，甚至这个产品还要固化到服务里，和服务结合起来，越来越复杂，这个复杂的协作就很重要了。复杂协作如果能够实现，未来才是光明的。如果能够支持这个复杂协作实现，这个文明才会有未来。所以，相当于大航海时代其实催生了亲商业的西方文明的发达一样，未来的全球创新的需求将会催生以中国的经过改造的圈层文化，就是能力圈层为基础的，新文明的全球的普及。

我还记得万维钢老师曾经讲过，《西方怪人》那本书，讲西方其实是偶然现象，西方的海洋文明并不是普遍的，人人都遵守的，只是少数国家遵守。但是因为商业本身就是一种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物，随着你在商业上有优势，就会迅速扩展成为全球都遵守的一种文明。我们也可以依此类推，因为现在我们看得见对创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创新需求背后也能呼唤一种新的，能够更好支持创新的文明，我们当然就认为，如果中国能够贡献出一个新的文明，能够支持到全球的创新，可能今天它只在中国，只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但是可能经过很短的时间，它就会形成全球共同认同的未来的文明，这是我们真正希望的。也就到了最后回答罗老师一开始提出问题的时候了，就是中国到底能不能赢？

首先，我们做一个回顾，中国能不能赢取决于你放在眼下还是放在未来。我认为放在眼下，赢的机会不大。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不大。为什么？人家生态早就布局好了。放在未来很有可能赢，谁对未来的布局好谁就可能赢。

未来的布局分三个层次，企业层次，你的着眼点是放在科学家身上，还是放在企业身上，如果你认为科学家创造了一切那就很麻烦，如果你是尊重企业家的，尤其是尊重科技企业家的，你承认他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机会就很大。产业也是一样，你是要移栽一棵大树，还是进口替代，还是说干脆孕育一片森林，你是要形成一个产业生态，就会有巨大的区别。如果你为产业生态而努力，你愿意甚至为培育产业生态而投资一些不赚钱的环节，你未来就可能很光明。第三很重要，你到底是继续遵守海洋文明，只是习惯性地继承别人的东西，认为那就是天条，那就是不可违背的；还是你面向未来，去开发出来更新的文明。我觉得未来就会有巨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的核心很明确，就是面向未来做布局。总结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先进的文明，随着商业的扩张和商业合作增强的时候，它的文明也会被全世界所认可。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到了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不光在科技创新上，在科技产业上要做全球化的布局，我们在文化上，也要做全球的合作。因为当你的文化被认可的时候，你的商业合作就会牢不可破，更强大，更持久的，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所以，回到中国能不能赢，我认为如果中国的文化成了全球最支持的文化，而且被全球普遍接受。如果中国科技创新的产业协作，不是以中国地域为划分的，而是全球的产业协作，一个全球协作的网络。就像罗振宇老师讲的，今天的竞争已经不是拳击手之间的竞争，已经是拔河了，甚至是多方拔河，是一个复杂局面，这时候需要的是你的协调力，是你的掌控力，而不是你把竞争对手干掉。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生态，有这样的文化，有这样培育企业的机制，我可以说不知道会不会在一对一竞争当中干掉某个人，但我知道我们在全球的地位、全球的价值，一定是最大的，一定是最受全球所尊崇、所尊敬的，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5.我们这代人将享有什么样的未来？

罗振宇：非常感谢王煜全老师，很少能看到这么有深度的演讲，当然我们也很少能够遇到这么棒的嘉宾，可以文不加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王煜全老师真的是老天爷赏你吃这碗饭，不仅是好的投资人，还是好的思想家，还是好的演讲者。

我身为大家的学习委员，我先报告两点，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感慨。今天我印象最深得是两点：第一，王煜全老师的判断，这是一个服务业规模化的时代。几百年来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科技昌明，都是这个世界在我之外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巧，越来越高级，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但是可能只有我们这代人能够突然遇到这么一件事，叫我个人的特性、个人的技术和技巧能够通过那么复杂的一个技术系统，规模化地服务于我的用户。这一点王煜全老师刚才在讲的时候，我都汗毛倒竖，非常之兴奋。正像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搞自动驾驶产业的朋友跟我讲，他说自动驾驶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成熟？造一个铁壳子，你上去摁一个目的地就能去，这过程当中完全不用干扰，这个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哪年会实现，过程当中有很多技术门槛。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是马上就能实现的，什么呢？叫云代驾。大家想想自动驾驶技术只要实现到一定份上，代驾的师傅就不用在酒馆门口等着你，可以在家像玩游戏机一样，接管过你车上的自动驾驶系统，在家里可以把很多喝醉酒的人送回家。人通过技术系统，规模化地服务于远距离的另外一个人，这个场景太让人兴奋了。我特别期待一个技术，比如按脚的技术，这个能够成熟，我们现在就可以宣布，假设有成熟的那一天，购买一台得到阅读器的朋友，罗胖给你按一次脚，只不过是云按脚。有那样的一个技术，是我的技术，是通过技术服务于你，我觉得这样的未来特别精彩。我估计雷军老师也一样，你买一台小米12，他也愿意给你来一个叫雷式按脚法。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有趣的多，这个世界会变得有温情的多，一个个人的技术，人的特性，能够远距离传递到你的身边，这是王煜全老师今天晚上给我们开的一个巨大的脑洞，我自己还真的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这代人应该享有的未来，而且一定会享有。好，这是我的一个感慨。

还有第二个感慨，我觉得他今天晚上的整个内容结构充满了一种智慧。刚才我坐在底下想，其实很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是去年刚刚去世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克里斯滕森，他讲了一个理论，叫“冰球理论”。我们知道，冰球场上的冰球跑的是特别快的，所以如果一个傻的冰球运动员，你的行为方式就是追着冰球跑，而一个聪明的人是什么？是判断冰球的落点，然后往你预判的那个落点去跑。我觉得这个比方十年前我看到的时候就为之一震，刚才在启发俱乐部的现场我再次找到了这个感觉。

王煜全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被那种一惊一乍，我们这段时间经常在不靠谱的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标题，震惊！兴奋！中科院又有重大突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光刻机突破，毫无意外都是假新闻。为什么这样的假新闻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它真的让人兴奋。我们中国人过去两年间太多的注意力被这些在点上跟别人的较劲，我们被“卡脖子”是不是把人家手扯开了，在这件事情上反复地被人调戏。

但是王煜全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可能要考虑下一代未来，而那个未来一定会出现，基于不同的技术基础，基于不同的人类协作方式，基于不同的产业结构，我们人类一定会有下一个未来。因为过去两百年间，这样一次一次全人类的技术大迭代已经发生三到四次了，而这一次马上就呼之欲出，我们稍微关心一点点时事的人都会知道，那些词一定会叠加在一起的，什么大数据、什么云计算、什么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再加上能源革命等等。这些事，正在把一个未来马上要托出来，难道我们不应该思考我们中国人在那个未来里扮演什么角色吗？

用王煜全老师的“未来蓝图理论”或者用克里斯滕森的“冰球理论”，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时代切换一个思考方式，我们判断在那个蓝图里中国人会扮演什么角色。我自己听完，作为一个科技的外行，有几点是现在可以预判的，第一点可以预判的是，中国人一定不会让人弄死。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我们一定会以我们人口的份额享受一定的利益、尊严、份额。第二，美国也不会被弄死，美国那么大的国家，也为人类文明做出那么大的贡献，虽然短时间内跟我们关系不好，但是3亿人口，它也不会被弄死，它也不会挤出局，对吧。第三，在未来的那个图景内，谁提供最多的增量、谁提供更多的贡献，谁享有更多的尊敬；谁的生活方式、谁的制度方式就享用更大的正当性。第四，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提供最多增量的国家和文明，它凭什么不会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至少在今天我们看未来有这么四点是不是确切的，它一定会出现在未来。

所以前两天我跟一个学者，张笑宇老师聊天，他就跟我系统地回顾了过去二三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他说现代化可能不是由任何一个原因导致的，可能既不是技术，也不是社会组织方式，也不是政治制度，他说看来看去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导致现代社会的诞生，就是增长的力量。什么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增长的力量，不管它是两千多年前的腓尼基，还是中世纪时候的威尼斯，还是中世纪晚期的汉萨同盟，还是近现代我们看到的西欧，还是过去一百年的美国，谁往人类文明的这个蓝图里面贡献最大的增长力量，谁的生活方式就将获取正当性。所以，我听了那段话再拿来和王煜全老师刚才的这段演讲相互印证，是不是我们心头的雾霾又将被驱散了很多。

好，今天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启发之夜，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用户提出问题，我们请王煜全返场做出回答。

我先代表用户向您提一个问题，假设我现在是一个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家，我特别犹豫，逆全球化这件事情是不是正在发生？现在我到底是选择背靠中国市场，背靠中国的您说的量产化能力，我就干脆做内循环的生意。还是要勇敢地放眼全球化，以某种方式把我的生产、制造、研发架设在全球的一个架构上？最近我听很多朋友在跟我聊，他正在面对这个歧路，面对这个选择，他应该怎么选？

王煜全：谢谢罗老师，我觉得总结的比我演讲的好，回答刚才这个问题，确实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就是下一步怎么办？尤其是全球局势那么不确定，怎么办？我们觉得所有的布局都是发生在不确定的时候，如果这事都确定了，还没等你布局呢，尤其中国人，早有一万多个中国人比你更早布局，你基本上没机会了，所以一定要提前，还是我们讲的提前量。既然你提前，你就知道一定全球化是趋势，当然你也要想到另一个问题，以前中国的全球化错在哪儿？以前中国也做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很多举动也是针对以前中国全球化不够好的地方，我认为最大的错处就是合作的深度不是深了，而是浅了。不是说以前合作错了，而是合作的还不够深。

什么意思呢？你只是把自己产品卖出去了，经常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产品销售出去了，渠道是别人家的，用户反应不知道，用户是谁不知道。现在好处在哪儿呢？数字时代，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大量的跨境电商，尤其跨境电商平台给你大量的用户反馈数字，所以你对用户的理解可以比以前好很多了，这不正是你全球布局的时候吗。而且你全球布局甚至能做到更加个性化、更加针对性。包括我们一开始讲到的，中国制造能力全球很独步，但是如果你没有足够大的体量，你的莱特定律优势就不够明显。怎么有最大体量？当然只在中国生产一定是体量不够的，如果全球的生产能力都被自己锁定下来，当然莱特定律就发挥到极致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逆势扩张最好的机会，别人不出去，你出去；而且别人出去，原来只是做贸易，你出去就是制造。

我们讲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比较延续的一个策略就是都在喊制造业回迁。但是美国的制造业回迁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不是美国人自己把制造业迁回来了，因为我们说过了，根据莱特定律，美国人自己搞制造，基数不够，它上来就没有莱特定律优势，所以美国制造业回迁最大的可能是中国帮他在美国制造，我本来在中国制造了一份，在美国再制造一份，而这两份可以共享中国强大的供应链，因为我们制造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供应链的强大。

制造其实在美国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曹德旺的福耀玻璃为什么要出去，因为你离客户近，客户需要快速响应，你的终端厂离他近是对的。但问题是整个供应链不能全搬过去，因为很多 ，m的零配件生产真的就是中国有优势。所以中国企业家，这就是一个新的考验，你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生产的未来图景之下去合理安排供应链，哪些要放在中国，哪些要放在美国，哪些要放在中间，有很多未必是放在中美的，有很多比如放在墨西哥更好，甚至放在欧洲更好，甚至放在南美更好，等等。所以我们认为这对中国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能够完成这个新的挑战的企业家，就会升格为真正的跨国企业家，就会有特别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