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板书

太多的陌生感和新奇感会使人的精神失去依托。——萨曼·鲁西迪《佛罗伦萨的神女》

一

自山脚至山顶的阶梯路不是笔直通透的，中间拐好几道弯，穿越好几座类似寺院大殿的宽敞建筑——当然，还得光着脚提着鞋。下山时，我才意识到这大可不必，因为要原路返回。山顶主殿的四周，是一圈铺着方形瓷砖的露台。外围的栏杆边，大殿的檐下，皆是人头攒动。

曼德勒山在市区的东北角傲视这座尘土漫天的城市，一眼望去浓郁厚重如棉花糖的绿色将方方正正的旧皇城遮掩，护城河的宽阔水面变成了零碎的一片片。已经是雨季的第二周了，南方传来热带气旋过境的消息，又是安达曼海，也罢也罢。到了傍晚，一层层浅铅灰色的云会在十分钟内填满天空，不时带来一场暴雨。孩子们抓着栏杆叽叽喳喳，穿着深红色僧袍的小沙弥（或是年轻僧侣）不是已经在开始一场对话，就是在寻找下一次对话的机会。 这些对话，对于锻炼英语的价值，我是有所怀疑的；但至少它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他们得以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也让他们有机会展示本地生活——尽管媒体审查已经取消，也没有网络防火墙作梗（每个年轻人都在用脸书），但和一个局外人面对面讲述自己的感触（对当下的体验或对未来的担忧），依旧是稀有的经验和难得的特权。

当旅行接近终点，新鲜感被逐渐习得的熟悉感所取代，与路人落入俗套的老生常谈，我会厌倦当前所在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躲避与他人的接触。在曼德勒的倒数第二天，一大早在咖啡馆没开门之前，我就抵达了，只好坐在护城河边的椅子上望着打捞水草的铁皮船。这家叫做Café City的店是曼德勒最舒适的咖啡馆了，它是一幢低矮狭长的建筑，沿街匍匐。从对面看去，有点像被截了下肢的长屋，给人一种稍稍压抑的感觉。可坐在里面靠窗的皮质座椅上，望着外面在烈日下来往的摩托车，不禁为自己当前享有的感到庆幸。到了中午，侍者会将绿色的百叶窗拉下，窗子与遮阳篷共同构成了一道屏障，将世间的纷扰和时间的流逝隔离在外。只有漏进来的一条条光线，还在不时提醒我身在何方——不是仰光，不是孟眉，而是热带气旋永远抵达不了的曼德勒。伴我度过那个上午的，是Emma Larkin的No Bad News for the King（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版，也许永远不会有；我愿意把它翻译为《报告国王，没有坏消息！》）。在这本以热带气旋纳尔吉斯（Nargis在乌尔都语中意为“水仙花”）为主题的调查报告中，作者记录了灾后民众的苦难，以及政府的冷漠。在谈到停泊在近海的美国军舰早已准备好提供救援时，作者说也许军政府害怕可能的外国入侵；但当地民众的眼眶已然湿润——他们多么期盼那样的入侵啊。

抵达山顶已是下午六点，离日落不到半个小时。我靠墙坐在地上，听着围坐在一根廊柱下的三个人聊天。较为年轻的一个本地人说，“我们的政府很糟糕。”一个老外问：“你在公共场合说这些话安全吗？”年轻人回答：“现在没问题，但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他们还谈到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情况，以及年轻人自己最关心的教育。此刻的山顶变成了一个临时茶馆，而那个年轻人则已完成了从茶童到茶客的身份转变。喝茶是缅甸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茶馆凌晨四点开门，其光亮和声响承担着唤醒者的角色——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间。作为社交中心的茶馆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在过去四十载，茶馆是一个凶险的地方。军政府安插了很多间谍，他们在茶馆潜伏，意在抓捕任何敢直抒胸臆的异见人士。

毛姆在他关于东南亚的游记《客厅里的绅士》（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中提到了曼德勒，它当时还被认为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广大东方的都城。吉卜林从未去过曼德勒，却也能以无比的热情想象前往曼德勒的旅程。然而浪漫的文字无法掩盖残酷的事实——以东方的标准来看，曼德勒是个太过年轻的城市（始建于1857年2月13日，佛教历二四零零年），与任何东方文明的传统，甚至缅甸的传统，都没有太多联系。这座城市的建立，可能只是由于敏东王心血来潮，决定去实现一个不可靠的预言，想必他身边也有一个备受宠幸、满脑子奇想的星相学家吧。

二

在瓦城[注1]的最后一个傍晚，我又来到山顶，在被乌云遮掩的绵软无力的落日余晖的轻抚下，浏览下面一片片的绿色。浑浊的伊洛瓦底在大地上切开一道不平整的伤疤；雨季刚开始，水位还很浅，连居住在这里多年的人也弄不清楚那一垒褐土包究竟是河岸，还是水中的一个小岛。此刻，喧嚣的汽车喇叭声和弥漫的尘土，已经褪为来自昨日世界的遥远记忆。站在我左边、长得像弥勒佛的盛善也和我一样，在把着栏杆听风。

“有时候，当我受不了这里糟糕的交通时，我会去机场玩。”

“机场？”

“是啊，那条去机场的路。很宽敞，车也很少，在那条路上兜风很舒服。马路两边还有很多花花草草。你有印象吗？”

“我不记得了。不过明天我去机场的时候，会留意一下的。你是骑摩托车兜风？”

“不一定。有时候，我会坐朋友的汽车。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你懂的。”

盛善是我在旅途中认识的诸多陌生人中的一个；在某个瞬间，他们的生活与我的交织，我们共享过一段时光，然后各自上路，再也不会相见。若是在十年前，我会毫无犹豫地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但如今已失去了这种冲动——因为我觉得在未来不会有什么值得进一步交流的东西，毕竟大家的日常生活都乏善可陈，最精彩的旅途奇遇已被我们甩在身后。盛善喜欢爬曼德勒山，因此也结识了另外几个志同道合者。那个小团体的五六个成员爬山真的只是为了爬山；我不是说他们对外人完全不感兴趣，那只是他们日常活动的副产品。他们并不急着展示自己的生活，对我的背景也有足够的兴趣。他们的问题有时很直接，而不是从头到尾大而无当地讲述一些政治、文化、宗教冲突相关的话题（虽然他们还是提到了罗兴亚人，但点到则止），有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与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在这一代年轻人中，政治的议题开始退场，个人生活的重要性正在凸显。无论是Insein监狱（在曼德勒一家便利店里，我买到一种原产地在Insein的苏打水——这是我个人朝圣的一种方式），还是昂山素季，他们都显得兴致缺缺。

这几个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都是曼德勒本地人，都还没有成婚的打算，已经符合大龄标准（缅甸男性的结婚年龄中位数是24.5岁[注2]）的他们甚至不想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其中个子最小、最年轻的内温是唯一一个有女友的，不过她远在密支那，从曼德勒去那坐火车需要十九个小时。考虑到缅甸铁路系统极不可靠的服务，再晚点个十九个小时都有可能。内温的女友来自仰光，他们在曼德勒相识，接着她觅到了一个密支那的政府职位，为期两年。另一个曾去过缅甸北部并成功偷渡去过腾冲的小伙子一直在鼓励他：“要不你搬去密支那吧！在那边找一份工作，既然你没有继续上学的打算。”内温则站在那里，在我们的怂恿之下，显得既害羞又不安。

如果说关于内温的感情问题，其中更多的是调侃，一种昆德拉描述过的“温柔的赞赏”，那关于盛善的个人生活，身边几个人就并不太能理解了。盛善是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已经有二十八岁。他的父亲是本地一个成功的商人，因此家道殷实。自曼德勒大学毕业之后，盛善一直在寻求国外留学的机会，要么是曼谷，要么是墨尔本。等待是漫长而令人心焦的过程，但所有缅甸人都已经习惯了在等待中自我修行。如果长途车凌晨抛锚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乘客会在长叹一声后接着去找最近的茶馆；如果大中午在皇城边的摩托车师傅拉不到乘客，他们就会躲在树荫下看书，或者干脆躺平在人行道上。Ma Thida博士在监狱中等待缅甸民主希望的日子里，在禁闭独处的时光中，修炼了自己的冥想功夫。而盛善在过去一年中消磨时光的方式，则是每天傍晚来爬山，买一些吃的，喂食这边的流浪狗。

站在山顶上，盛善以本地人特有的自豪感向我介绍这座城市：这里是大学，那儿是监狱，在远处有一个体育场，是他曾经看缅甸国家足球队比赛的地方。我感觉，他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那是多少缅甸人半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在英国殖民时代，缅甸一度是全球最大的稻米出口国）——但也面临着太多不确定性。他问我去国外上学是不是个好主意。我给出了一个既外交辞令式又无比真诚的回答：“我不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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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点缀着几颗星的夜幕吞没了城市，山顶上只剩下盛善、腾冲先生和我。他们两人就选择下山线路争执了一阵，最后决定在半山腰分手。在下山的过程中，那些流浪狗看到盛善就开始撒欢，往他身上跳——似乎这里的每一条狗都认识他。盛善和我说，“你知不知道几天前台湾合法化了同性婚姻？是亚洲的第一个。”他问我怎么看待同性恋，我说这是个人权利。他似乎从我的答案中找到了一丝慰藉，我也感觉到在他的游离和坚毅中可能有着另外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缅甸著名的LGBT权利活动家Aung Myo Min说过，缅甸的LGBT群体不得不“在挣扎中挣扎”[注3]）。在挥手告别前，盛善和我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我则希望，待到我明年某个时刻回到曼德勒，再一次登上曼德勒山顶，不想再看见他。在这种期望下，我居然发现自己最关心的是那群流浪狗。

“你走了之后，那些流浪狗该怎么办？”

“经常来喂狗的不止我一个人，它们会好好地活下去的。”

[注1] 缅甸华侨称曼德勒为“瓦城”，因其靠近缅甸数个王朝的故都阿瓦。

[注2] Myanmar: 2015-16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Key Findings, USAID and 3MDG

[注3] LGBT rights: ‘A struggle within the struggle’, Myanmar Times, Feb. 2nd,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