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正走在改革转型道路上，这个重要邻国将去向何方引人注目，事关中国利益。

    今年是中缅建交65周年。中缅之间有着绵延、深厚的“胞波”情谊，它基于两国千丝万缕的文化、宗教、地缘、血统联系，跨越两国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风云，已经成为两国的共同传统，指向两国关系的未来。

    近年来，中国与缅甸政府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支持他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鼓励他们走温和的改革道路，以对话方式妥善处理同反对派和地方武装的矛盾，逐步实现国内政治和解、民族和解，并深度融入东盟。中国也同缅甸社会各界保持接触，旨在通过坦率的沟通赢得他们对中国对缅政策的理解和尊重。

中国在缅甸投资、兴建、经营的经贸项目也许在操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遵循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兼顾中国自身利益、缅甸国家发展规划和民生需求。

    没有谁比中国更了解：缅甸人敦厚谦和的外表之下，是一颗灵活、要强的心。这种民族性是由缅甸曾在中南半岛长期称雄的古代史、饱受外来欺凌的近代史、佛教和印度教的交替影响、处于两大洋两陆块交界地带的特殊位置决定的。相信无论缅甸国内发生什么变化，未来缅甸外交都将呈现立足东盟、北依中国、西望印度、交好西方的多元格局，不会东倒西歪。

    中国是缅甸重要邻邦，对缅甸的地缘影响无可替代。中国不会跳进一些西方人设计的大国在缅甸恶性竞争的迷局，相反，要以包容的态度与各方探讨推动缅甸进一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办法。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缅甸在看似湍急的地缘政治旋涡中应如何自处。缅甸政府有责任向自己的同胞讲清楚中缅合作的意义，撇清那些不实之词，与中方一道推动两国正常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缅甸政府也有责任妥善处理靠近中缅边境的民族矛盾，避免有关问题殃及中国民众的利益和安全。

——编者手记

    中缅还是“胞波”吗——范宏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上世纪60年代，中缅关系被称为“胞波友谊”，陈毅副总理曾为这种特殊的友谊作诗，其中的几句是：“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彼此是胞波，语言多同汇。”

的确，在中缅关系史上，华侨移民缅甸历史久远，与缅甸人关系融洽、亲善。历史上，缅甸人习惯称呼华人华侨为“瑞苗”、“胞波”。在缅甸语中，“胞波”是兄弟的意思，“瑞苗”为亲戚之意。1960年，两国政府开始使用“胞波”这一缅甸人对华侨的专有称呼，来称颂双边友好关系，“胞波”的内涵由此也从华人华侨与缅人的民间关系扩大至邦交关系。

什么是“胞波”

    华缅民族关系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最佳典范之一。在华缅民族关系史上，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族际通婚率高，华人华侨同化程度高。所以，“胞波”称谓的出现、使用，与华侨同缅人大量通婚、血乳交融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953年缅甸华人华侨约有35万人，其中40%是中缅混血。实际上这一比例被低估了。在通婚中，有把中缅混血男性视为中国人，女孩则归为缅甸人的传统习惯，所以有中国血统的缅甸人不仅数量多而且无法真正计算。

    缅甸有句谚语，“如果你想成为缅甸人，你就要首先成为一个佛教徒”。缅族历来笃信佛教，而华侨也大多为佛教徒。共同的宗教信仰是华人华侨得到缅人接纳和认同的另一重要原因。此外，华人华侨熟知缅人的文化、宗教、习性，深得与缅人相处之道。有人曾这样总结华人华侨在缅受到善待的原因：“缘华侨之性情、状貌，以及宗教，皆与缅人相近。以善于揣摩之华人，与之往来交际。自是密切异常。”

    20世纪50至60年代，缅甸社会对华侨华人的这种亲善态度仍较为普遍。一位缅甸华人这样回忆他童年时的感受：“记得小时候有比我年长的缅甸朋友叫我‘胞波勒’（小胞波），那时候不懂事，不知‘胞波’的含义，但知道这是很亲切、很友善的称呼，因为我也能从他们的眼神里感觉到那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即使1967年仰光发生排华事件后，诸多华侨证实他们的邻居、周围寺庙的和尚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澳门缅甸归侨张平回忆说，这种“类似方式的无偿保护华人华侨，广泛存在于民间……至今想起仍感到温暖、踏实、可靠”，“童年时期家人与缅甸友人亲密无间、守望相助的友谊至今无法忘怀”。

    1988年缅甸新军政府上台后，缅甸社会对中国、中国人以及当地华人华侨的态度逐渐发生消极变化，时至今日缅甸民间已经不太用“胞波”来称谓华侨了。相比之下，两国政府还在频繁使用这一称谓来强调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

    中缅“胞波”外交

    1948年缅甸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两国关系进入新时期。原本用来指称华缅民族关系的“胞波”，被频繁用来比喻两国外交关系并一直延续至今。

    1950年中缅建交之后，双方初期并没有把两国关系定位为“胞波”情谊，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双方关系并不十分融洽。1954年中缅关系实现突破，两国总理首次互访并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4年的中缅高层互动中，虽然两国都强调了双边关系拥有友好的传统和丰富的历史遗产，也都使用了“亲戚”、种族上“同出一宗”的说法，但还没有使用“胞波”定位。

    1957年12月14日，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时赋诗《赠缅甸友人》，赞颂中缅“彼此是胞波，语言多同汇”。不过，双方真正广泛使用“胞波”来称谓彼此的政治关系是从1960年开始的。那一年，困扰双边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边界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中缅关系由此也被推向一个高峰，两国领导人和媒体开始频繁使用“胞波”一词来称颂迅速升温的中缅友好关系。此后，“胞波”不仅经常出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和官方媒体的社论、报道中，还在双方正式发表的联合公报、会谈声明中得到正式确认。

    发生在1967年的仰光排华事件导致1954年之后双方营造的“胞波”关系出现破裂，不过这一突变并没有走得太远。1971年中缅关系实现正常化。1975年11月，缅甸总统奈温访华，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这次访问中，两国领导人和官方媒体重新强调了“亲戚般的‘胞波’友谊”关系，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也对此进行了重申。随后，无论是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中，还是在双方官方报纸的社论和报道中，“胞波”一词频繁出现，一直持续至今。2013年４月缅甸总统登盛访华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第一条就强调：“双方一致认为，中缅‘胞波’情谊源远流长。”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访问缅甸，双方在内比都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回顾了中缅友好关系发展历程，高度评价中缅传统‘胞波’友谊”。

    “胞波”情谊的历史遗产

    冷战结束后，中缅两国政府仍在使用“胞波”提法，但其内涵或侧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和变化。冷战时代，双方在谈到“胞波”关系时，总是会强调这种关系的亲戚或者兄弟性质，近些年则把“胞波”关系只界定为传统的历史友好关系。有两点是双方始终所坚持的：第一，“胞波”关系是中缅友好的历史传统；第二，“胞波”的基点是两国人民间的友好。第二点对于当前中缅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升级，尤其意味深长。

    “胞波”现在更多的是两国官方的定位和解读。近30年来，中缅关系的变化，让“胞波”关系逐渐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胞波”更多成为修饰两国关系的外交辞令和政治术语。中缅“胞波”关系的民众基础已渐渐薄弱，缅甸民间的反华情绪在积聚。2011年3月缅甸新政府上台之后，这种情绪得到了集中的释放。针对缅甸内政外交出现的新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评估，中国也较快地做出了政策调整，意识到此前对缅政策过于集中在政府层面。因此，从2012年开始，中方多次向缅方表明，中缅关系的发展要惠及缅甸民生，让老百姓受益；要巩固、增强中缅关系的民间基础，夯实民意。中方也在着力增加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提出利用民间外交来消除或减少缅甸民间的反华、敌对情绪。

    如何让“胞波”关系名至实归，如何重新赢得缅甸民众的善意、友好、信任，不仅需要时间、诚意、行动，更需要让缅甸人民真正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在缅甸遇到的这类问题和挑战的严重性，中国新一代的领导集体“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对那些对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中国向周边国家提出了“亚太梦”、“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多种合作构想和发展愿景，中缅也将彼此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胞波”到“伙伴”，从兄弟、亲戚到“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无论构想和概念如何演变，中国和对象国关系的民意和社会基础都必不可少，“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无论是华缅兄弟情谊，还是昔日中缅“胞波”外交的成功经验，其最珍贵的历史遗产就在于真正做到了民心相通。

    中缅关系要走双赢之路——吴哥哥莱（缅甸总统首席政治顾问，本文为作者在中缅二轨对话“未来几十年的中缅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发言)

    中缅建交65年来，虽然双边关系因国际战略局势和两国内政变化偶尔出现过波动，但在大部分时期都保持了稳定和友好。这笔珍贵的友谊遗产得益于两国早期领导人的远见和良好意愿。

    当前，中缅关系发展势头加快，合作领域扩大。双边联系不再局限于政府间，也在民众、企业和智库之间进行。中缅贸易额已从2012至2013财年的50亿美元增长到2014至2015财年的90亿美元，中国目前以145亿美元稳居缅甸主要外资来源国之首。包括政党、议员、媒体代表和少数民族在内的缅甸各界人士纷纷应邀访问中国，学生交流项目也在实施。

    中缅双方必须认识到，要加强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在探讨共同利益和面对共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策略建议，将会富有成效。

    共同利益

    中国在缅甸一直并将继续拥有重大战略利益。一些中国学者指出，缅甸是中国向西进入印度洋的最便捷通道。中国经中亚、南亚通往西半球的其他路线不仅距中国核心地区太远，交通和物流费用也比途经缅甸更高。而涉及伊拉克、伊朗和众多其他中亚国家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短、中期内可能面临较多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连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和中国西部、包括管道和公路项目的巴中经济走廊也是如此。该走廊途径的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不仅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武装并存，而且境内还有海拔两万英尺的喀喇昆仑山脉，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的地区之一。

    缅甸带给中国的另一个好处与巨大的南亚和东南亚市场有关。这两个地区总人口超过15亿，局势基本稳定，经济仍处在上升期。缅甸是连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印缅泰高速公路的纽带。甚至，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也有意将缅甸的海港作为其拓展与中国大陆联系的通道选择之一。

    如果没有缅甸的参与，在中国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进口货物从孟加拉国运至云南的计划中，吉大深水港将无用武之地。

    从战略上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开通有助于中国向国际社会证实自己和平崛起的诚意。从经济上看，相对于过多购买美国债券，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认缴500亿美元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更为理智的投资，因为后者将刺激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而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正在推行经济改革的缅甸也将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亚投行中受益良多。缅甸亟待建立有效的物流和运输体系，急需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与此相连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边境安全与稳定符合中缅两国共同利益。如果边境地区不安全、不稳定，两国的共同发展和经济合作将无从谈起。

    实现中缅双赢，需要两国及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需要共同维系友善的双边关系。

    共同挑战

    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和法治是中缅两国共同面对的最主要挑战之一。两国当前需要共同解决的许多问题都源于边境管理。

    由于缺乏相互理解和密切配合，中缅边境地区出现了非法贸易和走私。例如，去年缅甸通过云南向中国输出了100万吨大米。这对缅甸来说是合法的，但对中国而言却可能是非法贸易。因为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进口大米在交易前必须进行检验检疫。但中缅两国政府尚未就检验检疫程序签署协议。如果两国能签署有关协议，双边大米贸易至少会增长两成。贫穷的缅甸农民，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中缅边境地区的农民，收入将会增加。中国人民则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大米。

    未经缅甸中央政府批准的木材和玉石贸易是违法的。然而，每年却有价值近900万美元的木材和数十亿美元的玉石从缅甸走私贩卖流入中国。这些非法贸易产生的大量资金实际上落入缅甸地方犯罪集团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民地武”）手中，而不是装进边境地区平民的口袋。

    这些“黑钱”助长了缅甸国内的混乱和长期的武装冲突。缅甸中央政府不仅蒙受巨大的财政收入损失，还不得不把更多本该用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的资金花在国内的维护安全上。

    另一个问题是毒品、人口贩卖等跨境犯罪行为。一些“民地武”参与了这些非法勾当，因为它们需要快钱来维系部队并配备武器弹药。

    还有一个显著问题是由于相互缺乏了解，两国人民都存在负面情绪。由于民族主义情绪上涨，加上一些不可靠、不负责任媒体的误导，中缅双方出现了误解和相互猜疑。例如，对于果敢事件，一名“民地武”领导人在采访中呼吁中国人支持他们开展反对缅甸政府的武装斗争并收复所谓的领土。该采访在一家中国报纸刊发后导致缅甸人民群情激愤。而中国公众也在听到美国将在中缅边境地区的北掸邦首府腊戌建立空军基地的流言时感到愤怒。缅甸流弹造成中国边民伤亡的不幸事故使情况变得更糟。而此前的密松水电站、莱比塘铜矿等事件也给中缅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只要中缅相互间还存在负面情绪和负面舆论倾向，就难以解决边境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问题，难以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战略合作。因此，迫切需要双边都采取措施在两国及两国人民间建立互信，增进相互理解。

    建议

    虑及中缅两国的双边利益和共同挑战，特提出以下建议：

    1、作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缅应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建立健全正式、定期的全面合作对话机制，以增进相互了解，并有效解决贸易及安全等双边问题。同时，尽快在两国军方和政府间设立应急通信线路（热线）。

    2、促进两国各界（如政府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智库、企业、政党等）的经常性互访交流。

    3、鼓励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人与人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政府的官方援助政策和资源应惠及目标国的基层平民。

    4、中国企业应提高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维系公共关系的能力和效率，向国际标准和规范看齐。

    5、舆情管理应多措并举，包括促进联合制作电视项目、共同向大众媒体和网民及时提供真实信息、为致力于双边关系发展的作家和记者提供帮助。

    6、“民地武”和缅甸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应通过真正的和平进程来解决，其间需要中国友人进行真诚的斡旋。

    7、在边境地区建设联合经济特区，开展正规合法的经济合作，来取代助长缅甸内部冲突的非法经济活动。

    8、加大联合执法力度，有效打击贩毒、走私武器、贩卖人口等跨境有组织犯罪活动。

    忧喜参半的中缅民间交流——翟 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宋清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所副研究员）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间友好感情的深厚程度是中缅关系能否经受住风云变幻的关键指标。缅甸正在经历民主转型，尽管中缅高层互动频繁，但双边关系的一大问题是两国民间误解和不满有所增长，加之某些媒体和网络言论的渲染，对双边关系造成损害。两国有识之士正积极行动，加强民间往来，引导两国大众对彼此形成积极认知，为中缅关系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忧在何处？

    当前，两国民间交流的规模、层次、广度与深度等，与中缅关系在新时期的需求相差甚远。而且，中缅民间交流落后于东盟其他国家以及美国、欧盟、日本的与缅民间交流，受到竞争和挤压。

    中缅教育文化交流相对滞后，了解彼此国情的人才缺乏，由此导致两国关系出现问题后，难以找到真正的行家来有效应对。缅语在中国外语院校中是小语种。同样，缅甸国内大学的汉语系主要在仰光外国语大学等几所学校开设。今年1月，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与云南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同申办缅甸首家孔子学院。长期以来，缅甸汉语教学主体是华人开设的孔子课堂或补习学校，并未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比如，曼德勒福庆孔子课堂的汉语教学在早晨和周末以加课形式进行。中缅双向留学生每年也就是几十、几百人的规模，远不及中国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间成千上万人的规模。而西方国家和缅甸的教育文化合作也优于中国。缅甸人崇拜西方，很多小学开设英语，大学仿效英式教育，赴西方国家留学的精英也在重新增多。西方大学和智库已与仰光大学等缅甸知名学府合建了一批研究机构。

    中国过去对缅援助集中在场馆、机场、道桥等大项目，深入基层的中小项目不多。而中国民间组织在缅活跃度与西方非政府组织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科技、医疗、文化人员在缅“下乡”次数远远不够，援助活动经常仅持续数天，宣传也不够，“雁过难留声”。甚至接受中国免费复明手术的有些缅甸患者居然不知道是谁在对他们行善。中国一些机构在与缅方开展文化科技交流项目时，不了解对方的实际需求，花钱不少，事倍功半。中国某科研机构向仰光大学捐赠价值约千万元人民币的太阳能科研设备，但最终被闲置。而西方有数百个非政府组织与缅民众密切互动，援助涉及科教文卫、妇孺权益保护等领域，经常开会和发布报告，亲和力强。

    经贸合作引发的缅甸民众不满增加。中国企业在缅甸采取合资或者建设—运营—移交方式投资，缅甸在很多合资项目上只出资源股，投资少，收益却不小。中国投资推动缅甸发展，也做了一些惠民工程，但仍遭缅甸民众批评，主要有几大原因。一是，大型投资集中在资源领域，个别中企人员存在冒犯当地人的行为。同时，近年来，缅甸资源民族主义高涨，而一些私营媒体要生存，就专门搜集中企负面新闻来吸引眼球，指责中企“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征地拆迁、履行社会责任不够”。二是，中国少数非法移民在曼德勒、掸邦、克钦邦等地区行事张扬。而缅甸媒体又严重夸大了这些非法人员的数量，诬称他们充斥缅甸古都曼德勒、挤压缅甸人生存空间、威胁缅甸民族文化独立性，煽动反华情绪。三是，中企为当地民众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征地补偿标准较高，帮助当地修建学校、医院、道桥，改善饮水条件，等等，但其配套宣传工作不到位，好事鲜为人知。

    事实上，中国还常被缅甸民众、非政府组织、舆论等冤枉，“躺着都能中枪”。比如，一些缅甸民众认为中国与缅前军政府关系密切，把其对军政府的不满发泄到中国头上。其实，当时，缅甸军政府对社会控制极为严格，中国很难直接与缅民众交流，直接援助民间。再者，有缅甸媒体称，俄罗斯将乌克兰克里米亚纳入版图后，中国对缅甸佤邦地区也有“领土野心”，克里米亚模式可能在缅北上演。今年初，果敢冲突发生后，缅部分舆论误认为中国有人支持果敢同盟军对抗缅政府。这种言论在缅有一定市场，但明显缺乏事实与逻辑依据。

    无独有偶，中国民间对缅失望情绪也有所增加。一方面，中国民众对缅北冲突频频损害中国利益愈发不满。2009年以来，缅政府军与果敢同盟军、克钦独立军、德昂民族解放军、掸邦军的冲突不断，经常有缅边民进入中国云南避难。今年2月果敢冲突后，累计有六万余人次的缅籍边民进出中缅边境，缅军士兵误杀中国边境平民、枪炮弹落入云南炸毁房屋并炸死炸伤中国人的事件屡有发生。

    另一方面，因为遭遇缅民众抗议，密松电站被缅甸搁置多年而难以复工，莱比塘铜矿一度运转不畅，昆明—皎漂铁路建设计划暂时搁浅，中缅油气管道也面临舆论压力。中国一些网民认为，中国是缅最大外资来源国、最大贸易顺差国、重要援助国，而中国在缅经济利益却被无情损害，大项目推进困难。这些言论经媒体广泛传播，对中国政府的对缅决策产生压力，对中缅民间交流也有负面影响。

    喜从何来？

    针对上面的几忧，当前中国多管齐下，努力减少缅民间对华负面认知。第一，中国驻缅大使馆开通脸谱等新社交媒体平台，加强与缅甸民众互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缅甸更多朝野政党、媒体人士、民间精英访华交流。中缅友好协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机构，与缅甸发展资源研究所、缅中友好协会、缅甸媒体、非政府组织人士的交流明显增加，对改善缅民众对华认知产生积极影响。中缅民间交流圆桌会于2013、2014年举行过两次，成为中缅改善民间关系的重要平台。

    中石油、中电投等企业在缅投资开始重视回应缅百姓诉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给当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有效改善了中企形象。密松电站被搁置多年后，云南国际伊江水电公司继续在缅从事公益活动，包括向缅甸学生发放奖学金，受到欢迎。莱比塘铜矿出资方之一中国万宝公司自2013年起每年拿出纯利润的2%用于社会公益。中石油已累计向缅民生领域投入1000多万美元。

    佛教交流成为联系两国民众的关键纽带。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佛牙舍利这一佛教徒心中至高无上的圣物成就了两国佛教友好交流的佳话。北京灵光寺释迦牟尼佛牙舍利2011年11月6日第四次赴缅接受千万佛教徒瞻礼供奉，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中方将缅民众拜谒佛牙舍利时的捐赠全部返还他们购买农机。另外，缅重要访华团组只要提出赴灵光寺参拜佛牙舍利，该寺有求必应。2014年1月，由中国驻缅使馆主办、缅中友协及仰光大金塔管委会协办的中国佛教图片展在仰光大金塔举行。同年6月，应邀访华的缅甸巩发党以及若开、克钦、掸、佤等少数民族党派议员专程到灵光寺参拜佛牙舍利，受到热情接待。

    此外，中国民间组织对缅援助更加注重“走群众路线”，开始在缅设立分支机构，改变在缅无常设机构、无长期项目的窘境。中国医疗机构在缅多次举办“光明行”活动、给千名缅失明患者送来光明的动人故事开始在缅流传。2014年9月中国在缅首个非政府组织瑞丽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木姐办公室挂牌成立。中国扶贫基金会2015年初向50名缅甸贫困学生发放奖学金，计划再向950名学生发放，其驻缅办事处即将办公。由中缅友协和缅中友协共同捐赠给内比都第十四中学的50套电脑桌椅和一台液晶电视今年初启用，中缅友协耿志远会长还将帮助该校联系留学中国的机会。不仅中国政府妥善安置躲到境内避难的大量果敢边民，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组织也向缅边民捐赠帐篷、物资等，缅中友好协会主席盛温昂称缅方感谢中国给予缅边民的悉心照顾。

    缅甸有识之士也开始注意到缅民间对华负面认知的危害，正有意识地在双方民间缔造友好情感。一是，重视对华佛教交流。2014年6月，缅总统登盛来华参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参访北京灵光寺、洛阳白马寺，中缅嘉宾共同为缅方捐建的佛殿落成剪彩。二是，重视引导民间理性对待中资。2012和2013年，昂山素季率莱比塘铜矿事件调查委员会经过实地走访，得出结论认为该项目在占地补偿、环保等领域做出改进后可以继续。昂山还赴铜矿所在地安抚抗议民众，称铜矿造福于当地社区，如果随意停止外资项目，就会使缅甸丧失信誉，吓跑外资。三是，缅中友好协会等组织作为推动缅中民间友好往来的中坚力量，与中缅友协、中企、民间组织等密切沟通，帮助中企与缅民众加强互动，组织中企筹款援助缅弱势群体，帮助中企在缅优化经营，推动缅精英人士来华参观。去年8月，缅中友协协调缅各界人士向云南鲁甸地震灾区捐款九万多美元，捐赠价值一万美元的3000多袋大米，今年还促成缅100名学生到中国参加职业培训。

    中缅山水相连，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但邻居是搬不走的，在多种积极因素作用下，中缅民间对彼此的负面情绪或将云开雾散，但尚需时日。

    密松事件后中国对缅投资停滞了吗——卢光盛（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金 珍（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2011年9月30日，缅甸总统登盛宣布在其任期内搁置密松电站项目。密松电站项目涉资36亿美元，是当时中国在缅最大投资项目，也是缅甸计划修建的最大规模水电站。缅方单方面宣布中止此项目，引发了中国投资者、政府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高度关注，甚至有观点认为密松事件是中缅关系的转折性事件。

    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密松事件后中国对缅投资出现骤降，甚至“撤出缅甸”。事实如何，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从缅方数据看，截至2012年8月，中国对缅投资总额达141.4亿美元，截至2015年1月底这一数据约为144亿美元。由此数据来看，中国对缅投资过去几年确实几乎没有增加。但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2年和2013年中国对缅直接投资分别为7.49亿美元和4.75亿美元，同2010年8.76亿美元的规模相比有所下降，但谈不上大幅逆转或停滞。那么，过去几年中国对缅投资到底是个怎样的情况？笔者持续关注，并两次赴缅实地调研，了解到一些情况。

    密松电站之外的大型投资项目基本正常运行

    密松电站、中缅油气管道、莱比塘铜矿是中国在缅三大投资项目。目前，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已顺利投产，莱比塘铜矿正常推进。尽管密松电站尚未重启，但相关电站项目仍在继续进行。密松事件发生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加大了对缅甸各阶层的宣传沟通力度，并采取措施积极做好移民安置，避免停工厂址遭破坏。中电投还应缅政府要求，尽快将原来建设的9.9万千瓦施工电源电站——小其培水电站转换成商业化电源，直接向密支那地区供电。2015年1月21日，在小其培水电站商业化运行协议签字仪式上，缅甸电力部长钦貌梭向中电投公司表示衷心感谢，并承认，小其培水电站惠及当地民众，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小其培水电站是中电投受邀投资缅甸后建成的第一座电站，其建成投产后，当地民众获得了稳定供电，工商业也因此得到快速发展。

    不过，缅甸政府仍未给出密松电站的最终处置方案，只是不断强调缅中友好关系，显示出其中的政治微妙。缅甸是个极度缺电的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攻克电力供应不足的瓶颈。不管今后哪个政治派别在缅执政，密松电站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处理都将成为其政治负担。

    中缅油气管道于2010年6月开工建设，项目包括天然气和原油管道工程两部分。天然气管道已于2013年7月28日投产通气，缅甸天然气开始大量销往中国，未来中缅贸易额将会因此呈现明显增长，缅对华贸易逆差也会有所改善。原油管道工程缅甸段也已基本建成，2015年1月举行了试投产仪式。

    莱比塘铜矿项目曾经受到比较大的冲击。2013年7月，莱比塘铜矿项目在被迫停工一年后，中缅合作企业重新签署利益分配协议。根据协议，缅矿业部不仅将参与收益分配，而且将获得51%的收益，项目合作方中国万宝矿业有限公司、缅甸联邦经济控股有限公司则各获30％和19％的收益分配，这意味着缅政府在投资合作中起主导作用。

    2014年1月，铜矿项目有限复工，但其扩建计划在同年12月引发民众抗议。2015年1月5日，缅甸莱比塘计划落实委员会发表了新闻公报，用事实阐述了莱比塘计划落实的每一个环节和过程，指出事件是由于部分居民在国外组织煽动下，听信谣言，采用暴力行为阻止莱比塘计划的围栏工作。这反映出缅方也意识到缅甸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外部势力插手对缅中合作的干扰。目前，莱比塘铜矿项目已恢复正常进行。

    中小型企业对缅投资形式多样、势头良好

    过去几年，由于缅甸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央企在缅市场几乎没有新增大型项目，但一些民营、中小企业表现活跃，纷纷在缅寻找市场。2012年11月缅政府颁布新《外国投资法》之后，赴缅考察并投资设厂的中小型中资企业逐渐增多。

    根据新的《外国投资法》，缅甸允许外资投资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矿业、制造业、饭店和旅游业、房地产、交通运输、通信、建筑等行业，外资与缅方组建的合资企业可享受五年免税待遇。缅甸通讯基础设施落后，是全球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普及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市场前景可观。中兴、华为等企业在缅一直正常投资经营，未受密松电站等事件影响。中兴公司一位经理介绍，该公司过去几年在缅的业务量持续增长，年均增长20%至30%，2014年中兴在缅营业额达两亿美元。另据了解，2014年华为在缅占有约50%的手机市场份额，力压三星、苹果等厂商。目前华为在缅已建成五家旗舰店、30家品牌店，拥有近2000家零售点。换句话说，2011年以来中国在缅投资受到影响的主要是电力、矿能等资源开发行业，而与民生相关行业的投资仍在增长。

    在缅期间，笔者接触到多位来自广东、浙江、四川、云南的企业家，他们最近几年才涉足缅甸市场，主营房地产、木材、食品加工、建筑、旅游等领域。部分企业为了降低敏感度，选择到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注册后再进入缅甸。一名四川商人通过新加坡“曲线投资”缅甸，在缅经营房地产开发和矿产采掘，类似情况并不少见。

    理性看待中缅投资合作中出现的曲折

    从以上情况看，中国与缅甸的投资合作正在顺应缅甸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调适，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中国对缅投资出现的波动。密松事件前，投资额出现的高峰主要由大项目集中带动。密松事件后，中国企业意识到政治风险的存在，积极调整对缅投资结构与方式，所以可以说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并没有停滞。

    中国对缅甸投资确实有市场潜力，缅甸也确实需要中国投资，双方存在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和现实需要。不能因为合作中出现了曲折，就对中缅投资合作前景感到悲观。

    缅甸推行民主化以来，其国内曾对西方投资寄予厚望，以为西方企业能大举进入缅甸，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即使2012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缅之后，美国也没有形成对缅大举投资的势头。2015年1月缅甸投资与公司局公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在缅投资额仅有区区200万美元。

    未来无论缅甸政局如何变化，经济发展都将始终是缅甸的中心工作，也将是将来任何一个新政府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来自中国的投资都将在缅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然，缅方还必须为外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投资安全保障。            

    2015年大选会对中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吗——李晨阳（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主任）

    2011年登盛政府上台之后，在缅甸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而且政治改革从一开始便进入“深水区”。缅甸的转型和改革使中缅之间过去一直存在的深层次矛盾表面化了，加之其他大国对缅投入增大，中缅关系受到空前冲击。眼下国内各界对缅甸即将于2015年10月底、11月初举行的大选非常关注，对下届缅甸政府的对华政策取向高度关切。最近缅北果敢地区的冲突导致我公民死伤以及缅甸军机和炮弹多次进入我境内，使得我们对未来中缅关系的走向更加关注，期待2016年新政府能在对华关系方面有新的积极举措。

    其实，把中缅关系走向问题与2015年缅甸大选过多挂钩，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由于国际格局的相对稳定，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知是相对固化和基本稳定的，其对华政策不会因为政府换届或领导人的更迭而产生大的变化。如同美国近20年来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相对稳定一样，经过四年的调适，目前缅甸国内政治精英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已经基本稳定，那就是，中国是缅甸无可选择的最大邻国，缅甸无法忽视中国的存在，必须与强大的中国保持比较顺畅的关系，并继续借重中国的资金、技术优势来促进缅甸的现代化进程，也愿意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深度合作。另一方面，缅甸不能只依赖中国，不愿中国在缅独大，因此，缅甸将继续利用其独特的地缘政治条件，借用美、印、日、欧、东盟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影响，但是缅甸也要避免成为大国尤其是中美战略角逐的“角斗场”。

    因此，我们不必担心缅甸会允许美军驻扎，缅甸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是现任总统登盛连任，还是反对派什么人上台，抑或是现任议长吴瑞曼、三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脱下军装来掌权，下届缅甸政府的对华政策都不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策略或具体问题上的调整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如果国际格局不发生大的变化，近期我们很难把中缅关系恢复到1988至2010年期间的亲密程度，缅甸不大可能成为像巴基斯坦、柬埔寨那样的中国的高级别战略伙伴，但也不会成为敌人或对手。同时也要看到，缅甸虽然愿意和我们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但中缅铁路、中缅陆水联运等互联互通项目的实施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对缅水电、矿业等资源领域投资的风险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虽然缅甸精英层面的对华态度已基本形成，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关注缅甸大选。目前缅甸政治力量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军人、政府、议会、反对党、少数民族政党和其他中小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宗教界、智库等都会在缅甸政治中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做的是，要同缅甸各种政治力量都加强交流，多角度、多方位地释放善意，形成良好的互动，为未来的双边关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奠定基础、预留空间。不能只注重精英层面的工作，还要在缅甸多开展社会公益活动，让更多的缅甸普通民众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虽然中缅关系目前遇到一些困难，但我们仍要看到中缅合作中的机遇和优势。日本近几年在缅甸的攻势表面上风生水起，但是缅民众对日本的许多做法也有不满情绪，日本企业对缅的直接投资非常之少，其在缅甸的行动基本上是利用其政府开发援助（ODA）展开。奥巴马政府对缅甸的民主化进程总体比较满意，但是美国国会以及很多的非政府组织对缅甸的罗兴伽人地位、佛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军队镇压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等涉及人权的问题非常关注，继续要求对缅实施制裁。在2014年11月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奥巴马政府在最后两年的任期内，在对缅政策方面很难再出台新的突破性政策。一旦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抵制大选或者大选结束后拒绝承认选举结果，那么美国对缅政策将重新陷入窘迫境地。

    总之，如果我们能采取合理、得体的方式帮助缅甸顺利举行新的大选，并与缅甸各种政治力量形成良好的互动，2015年缅甸大选将不会对中缅关系产生大的影响，未来中缅关系的发展将能保持合作的基本面。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5年第11期，更多精彩内容请见《世界知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