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人生（之六）重返广州

作者：三更罗

    梦游人生（之六）：重返广州

    □ 三更罗

    我是下乡十三年后才回城的。一般知青都是三年、四年就回城了。

    当时知青回城都是靠招工、招生、顶职、病退等相关政策处理的，落实这些政策的前提就是要在广州有家庭和直系亲属。对于我们归侨知青，在广州没有家庭和亲人，这些政策都无法套用，好在中央下了一条可以让归侨和港澳知青出国出境和亲人团聚的政策，这条政策据说是通过海外某著名侨领向周恩来写信反映后才出台的。于是和广州知青回城的同时，许多归侨和港澳知青也出国、出港了。

    归侨知青中还有一部分是全家回国，但父母不在广州，而是在其他地方，多数是在各地华侨农场，这些知青既不适用广州知青回城的各种政策，也无法用出国出境和亲人团聚的政策，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省侨务部门就通过省政府批准，向省市各国营企业戴帽下达招工指标，专门招收这部分人，省侨办和省侨联还为此创办了企业，招收这些归侨知青，比如，省侨办的粤侨企业公司和省侨联的侨生印刷厂和侨生国际旅游公司都是为招收归侨知青回城就业目的而创建的。以上这些方方面面的政策基本上涵盖了下乡知青的各种类型，解决了大部分知青的回城问题了。

    但仍然有极少数知青还是遇到政策上的难题，令他们回城问题受阻。例如,有少数知青已经在兵团或农场提干，担任了干部职务，这些人无法按一般职工身份套用招工等政策回城，从人事组织部门角度也很难商调这些知青，因为干部人数受到严格的编制配额限制，在那个年代财政拨款比较紧，没有编制就没有工资。这类知青只有等大学复办后，早期是招收工农民兵学员，靠推荐当工农兵学员升读大学；后来恢复了高考制度，就通过报名高考，录取后离开农场；再就是遇上省市一些单位有编制配额下来商调干部回城。显然，这些机会都不是很容易遇到的,特别是后一条。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处于结束文革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一些在文革期间因受到冲击而瘫痪或取消的机构单位都需要重组和恢复，于是这方面新增的人员编制为解决干部身份的知青调动提供了契机。

80年代初倪宏毅和他的学生合影

    1981年初，我忘了是谁告诉我，说我们原来学校的校长倪宏毅，下到海南来调干部，已到了我们农场所在的万宁县了。

    他是从海南岛西线转过来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省委一办”（安全厅的前身）的处长郭道果，“一办”也乘这机会跟随倪校长到海南物色人选，他们已经在西线物色了几个归侨知青,所以，这批调回广州的有的是去“一办”，有的是去“省侨联”。

    倪校长（注）本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的干部，是研究制订华侨政策的处长。1965年，广州华侨补习学校校长陈子广（延安老干部）在四清运动中被整下台，由于我们学校是属于中侨委直接管辖的，所以就派了倪宏毅下来接任校长。他上任不到一年，就遇上文革运动，学校解散，他也下台，全校学生则下海南当知青。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倪校长调到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当处长，后来中央为恢复在文革中瘫痪解体的中侨委，组建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华全国侨联”两个单位，当时有说法是，本来是要恢复“中侨委”的，但因为台湾也有一个叫“中央侨委”的机构，于是就改成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全国侨联两个单位，广东省也按此精神组建省侨办和省侨联，于是中共广东省委把倪宏毅从省外事办调出来，叫他负责组建广东省侨联。

    倪校长接到这个任务后，首先就是要找一批熟悉侨务工作、对华侨有感情的人来参与省侨联的组建工作。他优先考虑的有两批人，一是他担任广州华侨补校时的学生，他到学校时刚好是文革动乱时期，对一些学生的品质、水平、能力有一定的印象，这一千名左右已经下乡的学生中他可以挑选一些合适的人选到省里充实侨务干部队伍；另一批人是，在文革中由于中侨委瘫痪撤销，有的干部从北京下放到广东的山区，可以找回这些人归队，加上一些落实政策回来的广东省侨委老干部，一共不到20人，广东省侨联就是在一批老的侨务干部带着几名年轻的归侨知青共同努力下恢复组建了起来了。这是1980年前后的历史了,我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回到广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倪宏毅，也就没有我后来经历，回城后在这省直单位的20多年经历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在这一阶段不同于下乡时期，是体现我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和奠定人格尊严的重要阶段和最后阶段。

    倪宏毅从海南调回省里的两位侨生

    倪宏毅并不认识他从海南调来的我和另一名知青，我在学校里算是刚入校的新生,文革前默默无闻，和倪校长没有过任何接触，文革中我虽然成了一个活跃人物，但那时被打成“党内走资派”的倪校长只有在牛栏里劳动，或写检查材料，也不会主动接触任何一个红卫兵；另一位归侨知青和我同姓，名字发音也相近，经常给人搞混，但他不是补校学生，是在文革期间回国，学校已停办，滞留在学校"侨生接待站"，我们称之为“新侨生”。他在知青下乡浪潮中，曾带领一批“新侨生”到华侨农场搞调查研究，为“新侨生”的前途寻找方向和出路，也成为一个知名人物，除此之外，我们两人并无其他任何背景，所以，我们两人的调动，既不是带名单的照顾，也不是和倪校长有任何私人关系。就从这点，现在的人可能无法理解那个年代一些党内正直廉洁的干部作风，倪宏毅就是这种人。20多年前他病重入院，我在他病床前给他笔录口述遗嘱，才知道他献身革命一辈子，一名行政11级的高级干部，留下的财产只是活期存折里几千元存款和房间里满柜子的书籍，单位分配的宿舍当时尚未房改，还不属于他的产权。

    我有时想，如果现在的共产党干部都能像倪宏毅那样的清廉，会出现周永康之流么？会培养出广州600帝之类“年轻有为者”么？

    但我这想法也是错的，共产党干部腐败之风并非以时间段来划分的，就在那个年代，腐败现象也已触目皆是，只是表现形式和现在不同而已，只可以说，我能遇到一名正直廉洁的领导，是我的造化，其实，我也有倒霉的时候，在那个年代，我也曾经有过和腐败的领导相处的艰难日子。

    我是感恩情结比较重的人，人们通常习惯于赞颂在职和权力显赫的上级，而我却经常铭记已逝去或已离退休了的无职无权的老领导。我庆幸回国后，在成长的路上能遇到几位决定我人生前途的上司和朋友，这样的好人不在于多，而在于能否有这个机遇，有了这种机遇,能走上怎样的人生道路,就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和工作能力了。

  兵团政委刘秉余和作者的留影

 农场场长陈名安和作者合影

    在下乡的艰难岁月里，我遇到了兵团的刘政委，他带领我进入体制，走上一条体制内成长的道路；兵团撤走后，在农垦年代，我又遇上了农场的陈场长，他让我学会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帮助我进入人生的转折点；后来在回城的问题上，我很幸运地遇到了倪校长，他调我回城并进入省直单位，让我在较高的社会层次上了解和认识这个体制，让我面对事业上的许多挑战，在人生最后的阶段，留下了可以让自己安慰的足迹。刘政委，陈场长，倪校长，我一生都会记住这三位领导的知遇之恩！他们虽然分别在军队、地方和机关不同领域,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廉洁奉公，有思想,有个性，有独立人格。

    当然，这种党员干部也有共同的结局：就是清贫、低调，与世无争的一生。（2016年元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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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倪宏毅（1918～1993）

    1918年生于广东揭阳县新亨乡。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1944年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肄业。后组织派回揭阳任韩江纵队大队教导员。抗战胜利后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946年10月转移到泰国曼谷，参与韩江纵队撤退人员的联络工作。1948年2月回国参加武装斗争。1949年5月任中共潮汕干部学校组教处主任。建国后先后在中南局、中侨委任科长、处长，1965年任广州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校长、支部书记，省侨委党组和广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1973年在省侨办任处长、党组成员。1981～1988年任省侨联常务副主席、顾问，兼全国侨联常委，省第六届人大常委，省人大侨委会委员，兼任省华侨志编委会副主任。1988年12月离休。1990年被广东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聘为《广东志华侨志》主编。1993年10月逝世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