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往事之佛国的青春岁月

文/林枫

用一朵花开的季节

走过一段孤独迷茫

的青春岁月

   ——《自题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青春，这段青春十有八九都很迷茫。

    我的青春，是在佛国缅甸仰光的大金塔下，伊江之滨度过的。

    我从小丧母，体弱多病，没有兄弟姐妹，孑然一身，寂寞孤独，性格内向、胆小、自卑，常常一个人对着天空发呆，胡思乱想。小学时爱看大陆出版的连环画，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到中学开始看各种小说：从武侠、言情到各种纯文学书籍。可以说，书籍，是我这一辈子的另一个终生伴侣。

    我依稀记得，大约在我高小5年纪时，我的第一篇百字左右的小日记《我们的家》，获得老师的表扬，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有意思的是，我居然会在这篇小日记中，虚构情节说，我的爸爸妈妈如何爱我，我每天放学回家，妈妈就做好好吃的饭菜等着爸爸和我回来一起吃。我们的家，如何幸福美满。最后还不忘表示，我长大了要报答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而实际上那时我母亲早已在我7岁上小学那一年，在福建老家病逝。我父亲一天到晚忙着生意，基本上不管我，把我寄养在堂哥堂嫂家。堂哥堂嫂那时新婚不久，还没生孩子，对我很好。我在日记中所表露出的，其实是一种视兄嫂为父母的感情。

    老师的鼓励和表扬，对我的后来喜欢写作的影响很大。学校里不少同学都知道有一个叫“友文”（那时我名叫林友文）的“小不点”，日记写得好，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到上初中时，我的写作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在同学中间，“名声”更大。

    那时，华中校方的教学规定：班主任每周要布置学生写周记，语文老师则根据授课要求，不定期布置学生写作文。当同学们都在为写周记和作文头疼时，我却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按质按量完成。作文的篇幅和长度已经能写到千字以上。初中三年，我具体写了些什么，已无从回忆；而记得的是，我的周记和作文同样不时受到老师的表扬。我年年都是班上的语文科代表。当时的班主任孙友利老师甚至于在班上夸张地说我是“我们班的小鲁迅”。偶尔，班上的同学会投来羡慕的眼光，有时会有女生拿着语文课本找我问这问那。这一度让我的虚荣心暗自得到某种满足。其实，就我当时那水平，也就比他们多看了几本书，作文多写了几个字，能给她们什么帮助？相反，由于我身体瘦弱，皮肤白皙，总是被安排坐在最前排，摸样儿有点逗人怜爱，颇受同学们的照顾；特别是有那么几位女生，更是把我视为小弟弟予以保护关爱。比如我的缅文不好，她们就主动手把手地教我读写。这几位初中时对我特别关爱的“大姐大”似的女生，直到现在，尽管相隔天涯海角，各在一方，偶尔她们还会给我打来国际长途问候。这种同学乃至异性之间纯洁的友爱之情，令我难忘。

    进入高中，我的写作进入一个“爆发期”。高一那年，华中举办了一次以“中缅友好”为主题学生征文比赛，题材不限。我的一篇小说《邻居》有幸得了个三等奖，奖品是一部大陆简体版的《西游记》。小说内容是写我的堂兄嫂和缅甸邻居和睦相处的一幕。

    上世纪1960年代，华中校园内文艺气息浓厚，教学大楼钟楼底下的过道，几面大黑板每周都登有学生的文章，课余经常引来同学们围观。教学大楼一楼两边的走廊，还有各个班级的文艺壁报。我记得，比我高班的陈铁民学兄，他那篇模拟鲁迅《阿Q正传》笔法写的《阿O外传》小说，在学校的大黑板上连载时，轰动全校。还有一位陈启予学兄，文风犀利，文笔独具一格。他曾经在仰光《人民报》上和南中的王东白兄有过一场“激烈”的笔战（具体原因内容，我已想不起），缅华文坛为之一时轰动。

    如今，东白兄和我同在昆明，是好朋友。一次，我向他回忆起当年和启予兄的这场“笔战”，他一笑而过，说那时大家都年轻气盛，互不相让，也没什么！启予和铁民两位师兄当年曾经给我的文章提出不少具体的指导意见，对我多有帮助。我至今怀念这他们。铁民高中毕业后，好像到下缅甸的勃生地区任教，一度还和我有过书信和诗文联系。我至今还珍藏着他送我的一张生活照片。照片上的他神采奕奕，青春帅气，照片背后的题词是“愿你永远保有爽朗的笑声。”

    高中时期的男女生，都先后进入青春期，他们心中的那颗“爱情树”，都在悄悄地发芽开花。尤其是爱好文艺的青少年，在他们的习作里，闪闪烁烁地增加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郭沫若翻译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书在文学青少年中传看，篇首的那首诗：“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的至洁至纯；/啊，怎么从此中有惨痛飞进？”更是不知打动了多少少年少女的心!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喜欢上初二年级的一个小女生。在我眼里，她美若天仙，天真活泼。有段时间，她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都牵动着我的心灵。害得我为她日思夜想，神魂颠倒，不知为她写了多少首情诗；什么“心中的女神”、“玫瑰”、“彩云”啊等等，寻章摘句，把所有能赞美的诗句都倾泻给她。我把其中的一首，以“夏雨”的笔名，投到仰光《人民报》的文艺副刊（诗题忘记了），居然被登了出来。我高兴得睡不着觉。

    我的“反常”行为很快被林君发现。林君是我的同班铁杆文友加好友，比我大两岁。他反对说，那姑娘鬼灵精怪的，和你性格相反，你们不般配；但经不住我的请求，他同意“帮”我一把。在他的策划下，我多次利用课间休息，制造偶然与她碰面的机会，而每次我都心虚地对她不打自招的说，“好巧啊，刚好碰见你。”如此三番五次，这丫头似乎看穿我的把戏，说“那么巧啊？又是你！以后我就叫你'刚刚'算了，怎么样？”说着噗嗤一声，嫣然一笑。我顿时面红耳赤，不知所措，败下阵来。后来她碰到我，反客为主，就大声呼我“'刚刚'，我们又碰面了。”搞得我再也不敢跟她“玩”这招，从此对她敬而远之。一旁看着这一幕的林君，禁不住捧腹大笑。

    我情窦初开的搞笑的初恋，就这样匆匆结束，无疾而终。

不管怎么说，当年那位“小女生”像个密码，激活了我的创作灵感。我的创作成绩“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感谢那位“小女生”！

    高中三年，我在学校的黑板报和《人民报》副刊，先后以“杨岸”、“夏雨”和“郁文”的笔名（不久我和林君转学到南中，索性改名叫郁文），发表了十多篇诗歌和散文。《人民报》副刊的主编，缅华著名诗人尹文琴老师曾经在副刊上发小启事，约我去报馆编辑部和他面谈并领取稿费；可不知为什么，我竟然胆怯不敢去。不过另一位编辑胡裕武老师约我，我却去了，几次到胡老师住的仰光18条街上段家拜访他，得到他的许多鼓励和帮助。

    1964年秋，我回国前，把我在仰光所写的日记、文稿和我在《人民报》发表的诗歌散文剪报约五篇，全部寄送给林君留念。不知道他还是否保存着。

2013年7月

写于昆明文瑞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