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犬儿偷窃时        

(东枝 伊江树)

    一般稍微有道德修养水准的父母，都很注重儿女的品德教育。问题是现在社会越来越现代化，也越来越复杂化，如何掌握好有关教育分寸及赏罚手段，经常是有关父母家长最感头疼的一个大问题。这不，朋友老杨，前不久就碰到了其“犬儿”偷窃金钱的问题。

    据老杨所述，那一天他和其儿子一同在玩电子游戏时(老杨自认为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父母，因而对子女们也采取“平等、民主”教育手法，经常和他们一同游戏作乐，顺便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楼下突然来了一顾客要买东西，老杨不得不起身下楼去招呼之。该顾客买了货，付款17000元给老杨。老杨因记挂着楼上还没收场的电子游戏，故将这一笔钱随手塞进自己的上衣口袋，而没有马上将之存放到钱柜中去。

    游戏玩到半场，老杨感到闷热，脱去上衣，就将其随手挂在其儿子旁边的墙壁上，接着又去了一趟洗手间。好不容易玩到八点半后才结束了这场电子游戏，其儿子就上床睡觉去了。老杨这时才想起上衣口袋内的17000元还未入账，当下准备将其取来入账后放到钱柜内去，但一摸上衣口袋，发现只有7000元，另外的一万元已不翼而飞了。

    老杨一惊，赶忙下楼去寻找，但一无所获。就又问太太有没有发现一张万元大钞。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顾客所给的17000元是由一张万元大钞(当时万元钞票刚发行不久，所以他还特别留意地观赏了一番)，一张五千元钞票及两张千元钞票组成的。但现在其上衣口袋内只有一张五千元钞票及两张千元钞票，万元大钞已不见踪影了。太太说她亲眼见到丈夫将那17000元点好后放进上衣口袋。老杨想起他曾经上洗手间，但上洗手间时他已脱去上衣，故这钱不可能掉落在洗手间里。经过分析，太太认为一定是儿子偷了那一万元，因为这期间父亲上了一趟洗手间，房间里只有儿子一人，其他人又没有进入此房间，除了这小子还会有谁能够来偷此钱呢？

    作为母亲，太太认为不能姑息养奸，不管儿子已上床睡觉，硬是将其从床上拖下来审问。儿子当然是矢口否认。搜查其身上的衣服口袋，也找不到这一张万元大钞。

母亲怒不可挡，拿出藤条来准备严刑拷打，老杨拉住了她，将她拖到室外详细地劝解了一番：

    “目前没有确实的证据。万一不是他偷的，你冤枉了他，打了他一顿，只怕会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永不能磨灭的伤痕了。”

     “不是他还能是谁？钱会自己长翅膀飞掉？偷儿从来不会主动自己承认偷了东西的，不打他一顿，给他一点颜色看，以后他就更会得寸进尺了！“

    老杨始终不同意用打的方法来“逼供”，将妻子劝回其卧室休息后，转过来回到儿子的房间，苦口婆心地开导了儿子一番，儿子还是一声都不哼。老杨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回到客厅来看电视新闻了。其间见到儿子悄悄地走出房间，去上了一趟洗手间，又走回房间睡觉了。老杨看着电视新闻，脑子里却是一直在想着儿子的问题。这孩子从小就很乖，过去也没有过任何“不良”行为记录，今天算是第一次成了偷钱的“嫌疑犯”。平常父母每天给他两三百元钱的零花钱，他也很知足，有时还会储蓄起来，满了几千元之后再去买他喜欢的皮球、跑鞋之类的东西。现在如果是偷了一万元，会有什么目的呢？老杨决定从明天起监视儿子的一举一动，如果发现有大手笔的花钱现象，就可以肯定是他偷了这一万元的了。

    但第二天起床，穿上上衣时，老杨却惊讶地发现口袋里有一张万元大钞。是昨天自己不注意检查不周到吗？不可能，自己和太太两人都仔细地翻查过上衣口袋了。太太推测一定是那小子“做贼心虚”，将偷去了的一万元悄悄地重放回原位，故准备再去拷问其儿子。老杨说假使是这样，也可算是“知错能改”，不要太为难他了。太太说你这样会害了儿子，老杨说他自有分寸，希望太太不要太过苛责，把事情弄僵了。

    送儿子上学时，老杨绝口不提偷钱的事，反而很温和地问其儿子最近在学校的情况如何，零花钱是否够用，是否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需要支钱使用。儿子红着脸，呆了好半天才回答说，昨天他和朋友踢球玩，不小心把朋友的眼镜踢破了，朋友要求他赔偿，他也答应了，但手上没那么多钱，不知要怎样跟父母说，现在父亲问他了，他才说出此事。老杨当即带着孩子到校去找那位学生，带着他们到学校附近的一家眼镜店里去配了一副新眼镜，花了4500元。儿子说这钱可从他的零花钱中按日扣除，老杨说不必，朋友之间玩耍总会出些意外，以后碰到这类事件时应跟家里的大人好好解释说明，而不要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傻事，否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好又会产生一个新问题了。

    整个过程中儿子完全没提到他曾偷了父亲的钱之事，老杨也不追问此事。按照太太的说法，这个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是便宜了这小子。不过还有后续的“故事”，不久后儿子参加其学校校刊的征文比赛，撰写了一篇文章——“我偷了爸爸的钱后”，算是对这件事做了一个总结，也算是从一个侧面向父母亲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虽然没有公开直接向双亲认错，但以“书面方式”认错，应该说是更深刻了)。这篇文章在学校的校刊中登出来后，老杨就“拜读”到了，心中感到无比欣慰之余，也没再向孩子求证此事。至于作为母亲的太太呢，她向来就懒得摸书本，儿子学校的校刊这一类读物，更不会有兴趣去翻阅。老杨想这样也好，免得她读了孩子的文章后又要“秋后算账”了。

    老杨在跟我谈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感概万千地说，当时如果按照太太的要求对儿子“动粗”之话，事情会不会有这样“完满”的结局，可能还很难说呢。

    “所以，教育子女，有时也是一种‘艺术’，而我们家长就好像是一个‘导演’。像儿子的这种事件，导演得好，能以喜剧收场，导演得不好，只能以闹剧、悲剧收场了。”老杨最后这样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