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母校仰光大学的日子(二)      

回忆昔日的实验室同窗    

(东枝 伊江树)

    我和她，并不是“两小无猜”，不是“青梅竹马”，只是在大学的四年期间，一起在实验室渡过了一段“互相扶持”的日子……     

    一位朋友对我们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情况做了以下的评论：“你身上的政

    治毒素太多太强了，以至于你们之间的爱情之花还没开放就先枯萎之了。”

    1971年，我通过了当地的十年级会考(即高中毕业会考)，进入了仰光大学(当时已改名为仰光文科理科大学Rangoon Art and Science University)，就读于化学系。

    就在这时，我遇见了她。朋友们都说这一定是前世的缘分。我们两个人的座号紧靠在一起，我是13号她是14号。13这个数字西方人都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但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因为这数字让我遇见了她。而我们两人的十年级会考成绩总分数又是惊人的一致：都是444分。分数好记，人更难忘了。

    刚开学时大家都忙着有关注册报名的工作，同时也顺便“考察”自己同班同学的情况。这时一些朋友就已向我介绍了她的情况。但一直到第一次进化学实验室做有关分析化学的滴定测量(Titration)试验时，我才算第一次见到了她。

    这已经是开学后一个月了。整整一个月我没有见到她，有人会感到不可理解。这并不是我逃学不上课，而是大学生们的课堂上课习惯造成的。在大学普通课堂里座位从来都是随便坐的，女生大都是挤在前面坐，我们男生只能在后面“敬陪末座”。有一次一位男同学决定打破这个“传统”，在一天起了一个绝早，跑到教室在前两排的座位放上了十多本笔记本(表示座位有主人了)。可是没想到后来女生逐渐来了，后面三四五六排都是女生。前面占了座位的男生们感到“阴气渐重”，把持不住，一个个溜出来了。等到教师进来要讲课时，才又一个个灰溜溜地进来。这时后面好事的男生们还恶作剧地全体肃立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这些“英雄”们。自此一役后，再也没有一位男生敢大胆地跑到前排座位去坐了。在这种情况下，前排都是花花绿绿的一大群女生，虽然那时有几位朋友指点着她给我认识，但在那一片艳丽的花的海洋之中，我确实分辨不出自己的未来的实验室同窗究竟是哪一位。所以一直到进了实验室之时，我才算见到了她的“庐山真面目”。

    甫见面时，我就一阵心跳，这真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呀。因为从未和一个女孩子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过，我当时手脚都不知该如何放置。倒是她比较大方地说让她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去领取有关试验仪器，而我则先整理一下实验桌上的一些杂物。看，第一次见面我就接受了她的指挥，实在太窝囊了。        

    没办法，谁叫自己这么没胆量，不能和女生多说话呢。据朋友们后来说，我那时整堂实验课都是红着脸，和她说话不会超过五句。好不容易做完了有关实验，向老师呈交有关答案出来后，我才算松了一口气，赶忙跑到饮食店去，要了一杯汽水，慢慢地吸吮着，整堂课蹦跳不停的心窝儿这时方才逐渐平静下来。

    这是第一次的心跳。以后几星期下来，我总算能摆平了自己的心态，和她接触谈话时也自然得多了。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就一个“同事”关系来讲，我承认她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在各项实验中和我配合得都非常好。朋友们都说我们是全班中最好的一对实验室同窗。“而且，预祝你们也能成为我们班中最好的一对班对。”朋友的话，是真心还是说笑，我分辨不出来。但自己有时确实有些心猿意马，因此不得不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胡思乱想，读好自己的书，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那时我们年龄都是17岁左右，正是最爱幻想，也是最容易在感情问题上擦枪走火的年龄。但我们那时周围的社会风气还是十分保守的，在一般人心目中，和一个女孩子多说几句话都是不应该的。在这种风气下，我每周和她同上一堂实验课，每次面对面谈话都是有关实验的数据，一丝一毫都没有牵涉到任何课外的内容。

    “盐酸浓度是多少？”

    “0.125M。”

    “用了多少苛性钠溶液？”

    “13cc。”

    每次在实验室内谈话的内容就是那么几句。如果你能从这些话中嗅出一点诗意，或感到一点浪漫气氛，那你一定是想象力极其丰富的感情动物了。

    大概是为了冲破这个僵局，有时她会开始做一些小动作了。

    有一次做完试验，我去向有关Lab-boy(实验室助理人员)交还试验仪器，留下她根据有关数据计算所求的溶液浓度。我回来时她已计算好了。我接过她的本子准备抄写有关计算题时，她却突然有些羞怯地说她没有时间等我了，因为她是坐校车(几位朋友合租的私人校车)来，朋友们都到齐了，就差她一人。我听了也就没多说什么，抄下有关数据后将她的笔记本还给她，然后就自己计算起来。反正这些计算题对我来讲都是小儿科，不用抄她的自己计算也可以。可没想到我算好后去呈交给老师批改回来后，却发现她居然还在等着我。我不由大感奇怪，问道：“你不是说校车在等着你吗？怎么还不回去？”这时只见她红了脸，说：“对不起，那我先走了。”看着她匆匆离去，我还感到一阵不可思议，在一旁的朋友却骂起来了：“真是大傻瓜，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就这样把一位痴情的女孩子赶走了！”据这位在一旁观察的朋友说，她是在制造机会想多和我说几句话，比如说我可以留下她的笔记本改天再还给她，可是我却一下子就把本子还给她。而最后看到她还没有走，也不会多说几句温存的话，反而问她“怎么还不回去”，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脸皮再厚，那里还好意思赖着不走？说我“赶走”她，可真是一点也不算冤枉我。        

    以后还有几次这样的经历，但我都不懂得加以利用。就这样和她相处了一年多，两人的感情还是没法子进一步发展。后来到第三年、第四年时，当地的政局有所动荡，学潮风起云涌，我们的活动也在这时候越出了大学的围墙。她是典型的乖乖牌女孩子，我却走进了“集会、演讲、奔走、呐喊”的行列之中，终于和她渐行渐远。到最后我们都离开了大学之时，她前往加拿大留学，我则还是留在当地大喊大叫，直到自己最终厌倦了这一切，决定回到自己的书房安心钻研有关学问，摸出昔日的大学笔记本，看到当年和她共同做过的有关实验室记录时，她的倩影才再一次浮现到我眼前，但这一切对我来讲已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了。        

    仔细想一想，我和她并不是“两小无猜”，不是“青梅竹马”，只是在大学的四年期间，一起在实验室里渡过了一段“相互扶持”的日子。故后来两人劳燕分飞，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但朋友们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根据他们的分析，尽管我是木头人，在第一年、第二年时无法和她擦出感情的火花，但在第三年、第四年时不管怎样都应该有可能发展出比一般朋友更进一步的感情来。只可惜当时我对动荡的时局的关心胜过于对她的关心，所以后来有一位朋友对我们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做了以下的评论：“你身上的政治毒素太多太强了，以至于你们之间的爱情之花还没开放就先枯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