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240页，49.8元

毫无疑问，能够在思想与学术的游牧经历中成长，这是很令人羡慕的青春命运。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在少年时代以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为起点，经常作为抵抗组织的秘密信使往返于巴黎和意大利之间，在夜行火车上，他的手提箱里面装着孟德斯鸠的著作、非法的报刊和换洗的袜子；他的生涯就是不断的跨越：作为战士，从欧洲游击队到美国陆军；作为思想家，从吸收到原创；作为学者，从经济学到跨学科；作为改革家，从理论到行动；作为世界公民，从流亡生涯到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的跨国工作与生活——他的性格与经历把自己形塑为现代思想与学术潮流中具有鲜明异质性的人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成长经历看起来难以与赫希曼相比，但是他仍然以其爱尔兰血统、中国出生、英国成长、美国求学、东南亚研究、反殖民立场和左翼倾向塑造了自己的“椰壳碗外的人生”。他和赫希曼的共同点是，既不愿意困守于书斋生活，也无法忍受任何思想体系与知识体系的专制束缚，自觉地冲破地域、语言、思想、文化和学科的界限，都是具有鲜明异质色彩的思想者和学者。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学术与思想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A Memoir，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中回忆他的青年求学与学术研究生涯，充溢着思想激情与睿智的学术目光。他以跳出那只椰壳碗的青蛙自况，对于今天的青年学子应该尤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全书最后，他向年轻的学者们发出倡议：“青蛙们只要不蜷缩在自己阴暗的椰壳碗里，它们的解放之战就不会输。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他鄙视和可怜那些蜷缩在椰壳碗里的心胸狭隘、迂腐守旧和自我满足的青蛙，号召青蛙们跳出“阴暗的椰壳碗”：这是你们的“解放之战”，在这过程中，“Frogs of the world unite!”仅此而言，这本小书就很值得向所有青年学生推荐。我特别感到欣慰的是，一位远在彼岸的青年学生来信问我读了这本书没有，然后我才赶紧买回来读；他说特别喜欢书中描述的那种青春求学经历，我在读完全书之后才发现他在安德森身上的确可以产生共鸣——学习拉丁语，接受古典学训练，从小在父母的书房中发现有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德国人……写的著作，在大学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任何让自己感兴趣的著作（主要是文学和历史），喜欢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Moby Dick）以及肯特的精美插图，酷爱看电影（在黑白电影中打下自己的电影美学基础），无法忍受即便只是仪式上的专制政治的折磨，在校园中获得关于正义、道德勇气、反殖民主义的政治启蒙，对学术生涯的才智与运气开始产生自觉的认识……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也是属于那只跳出椰壳碗的青蛙。这使我相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治学回忆永远属于青年一代。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关于“东南亚”这个概念，直到在这本书中我才知道第一个在完全现代的意义上使用术语“东南亚”的西方学者是杰出的缅甸专家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他在1941年出版了《东南亚的进步与福利》一书。安德森接着指出，决定性的变化是在“二战”期间出现的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Southeast Asia Command），这虽然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更让我感到亲切，因为竟然暗合了我们曾经有过的概念接受史。在我的那些被意识形态宣传所灌输和形塑的青少年记忆中，关于东南亚的概念曾经有过某些固化的联想，这与安德森进入东南亚的概念路径显然是很不相同的。比如：丛林——竹签战；丛林小路——胡志明小道；印尼——华侨；湄公河——大毒枭；西贡——美军直升机；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至于我们“中国”则是印度支那人民的“坚强后盾”与“可靠后方”，紧接而来的就是前进、斗争、高歌、胜利……这些就是哺育我们成长的“东南亚”概念狼奶，是一代人的异国情调与青春字典。这些联想的性质当然属于民族解放与反帝斗争，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的产物。到了后来，河内可以产生法国想象和三轮车与摩托机车想象；西贡可以产生大使馆与撤退的想象，更多可能来自于美国电影。再往后，关于东南亚的军人专制？新闻审查？权贵勾结？毛主义游击队干部的归宿？所有这些已经不再是集体知识，而只有个别青年人会关注这些。在安德森的概念谱系中，“东南亚”所包涵的丰富性令人神往：缅甸语、孟语、泰语、高棉语、越南语、他加禄语、马来语、爪哇语语、梵语、阿拉伯语和多种其他语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面具与面具舞、神灵附身、木偶剧院、演员与小丑的巡剧团；内阁部长、公共汽车驾驶员、军官、佣人、商人、女服务员、中小学老师、异装癖妓女、小流氓；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左右两翼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类型的穆斯林、华人、警察和士兵、当地的皇族和年长的官僚……这是他时刻与之交谈的人和相互分享的事物，是他最肥沃的研究土壤，是在图书馆之上的真正的知识圣殿。相比之下，我们曾经有过的“东南亚”实在是太乏味、太无趣了。

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看到我们班一个“老三届”同学整天捧着康德或黑格尔，我有一次产生奇特的联想并问他：能用越南语或印尼语讲述康德哲学或黑格尔哲学吗？他回答说，有什么不可能？而且，你认为我们与越南人真的有什么不同吗？这对话当然暴露出当时我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有点奇怪的是，在安德森的书中有一段话似乎正是回答我们当年的问题：“我是在民族主义的视野下，在长期流行于东方学者中间的东西方框架内进行比较的——但我希望借助这一比较来证明，只要我们理解爪哇人或者印度尼西亚人思考的基本假设，他们完全可以被视为和西方人以及其他人一样‘理性的’。”（130页）更有意思的是，我的这位大学同窗本科毕业后在中国读东南亚研究的硕士学位，然后到了美国在迈斯纳指导下做中国“文革”的博士论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青蛙”中的另类游牧。

安德森在书中回顾了在英国伊顿、剑桥和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读书经历，以及在研究和教学生涯中在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地的田野调查经历，从学术内容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区域研究、田野工作、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四方面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里触及到非常丰富的学术内容，比如关于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是如何兴起的、政治与学术之间有何种关联、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转变、大学教育体系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学术发展与时代环境的关系等等，也可以看到作者对相关研究领域和思想场域中许多学者的认识和评价，所有这些内容都足以使该书具有学术上的智性和深刻性。我想到的是，对习惯于阅读各种学科概论式教科书的“青蛙们”来说，应该细心阅读和思考安德森虽然简洁但不乏深意的论述，应该看到这里有很多重要而深刻的切口，可以从安德森的学术回忆中走向更广阔的、属于自己的学术未来。更会使读者感到快意的是，安德森以一种充盈着生命体验和热情中不乏幽默的文笔把这一切娓娓道来，感性、生动和灵感的火花照耀着他重返东南亚的丛林小路。

对于民族主义研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安德森很注重田野调查，而且他对于田野研究工作的热情与他的工作方法有紧密联系。关于田野工作，他认为“仅仅专注于‘研究项目’是无用的。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锐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笔记。这是此类工作的最大恩赐。陌生的经历让你的一切感官比平素敏感得多……你已经培养出观察和比较的习惯，它们鼓励或者迫使你开始注意你自己的文化同样是陌生的——倘如你仔细地观察，不停地比较，保持人类学的距离。”（112——113页）在田野工作中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比较才能有成效，而比较本身也很值得研究。与人们通常认为的不同，安德森认为“比较不是一种方法，或者一种学术技巧；更确切地讲，它是一种话语策略，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指出，在符合情理的论证限度内，最有益的比较（无论是探寻差异性还是相似性）是那些出人意料的比较。（143页）“重点是良好的比较经常来自陌生感和缺位体验。”（145页）这些或许可以对我们的比较研究有所启发。

正是通过比较研究的视野，安德森对于当代世界上的民族主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要区分作为国家统治工具的民族主义和自下而上反抗专制独裁的民族主义：“今天，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和隶属于它的机构——军队、媒体、各级学校、宗教机构等等——的一个强大工具。我之所以强调工具，是因为国家存在的基本逻辑仍然是‘国家利益’——确保自身的存在与权力，尤其是对它自己的国民。因此，当代民族主义很容易被压制性和保守力量利用，它们与之前反王朝的民族主义不一样……就亚洲而言，人们只需想一想这些国家关于民族历史的‘国有’神话：缅甸、朝鲜和韩国、暹罗、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孟加拉国、越南或者斯里兰卡。预期效果是一种未经审视的、高度敏感的偏狭和目光短浅。其标志通常是禁忌的存在（不能写这！不能谈那！），以及强制实行的审查制度。”（213 页）

安德森在康奈尔大学遇到的导师乔治·卡欣（George Kahin）既是研究印尼的权威专家，也是反殖民武装斗争的积极支持者，一个充满信念和活力的学者。他曾经加入美国陆军，并曾经准备把他空降到印尼和马来亚的日军后方，复员后就从事印尼政治研究。他的讲座课程使安德森着迷，并且决心在学术上和政治取向上跟随这位老师。1951年，卡欣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与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在麦卡锡主义时代，他也受到一些迫害。卡欣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评论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愚蠢和暴力是源自于无知，因此认为本专业的任务之一是启蒙政府，具体做法是鼓励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把将被派驻东南亚的年轻有为的文官和武官送到康奈尔大学学习。这些事情都反映出他的批判立场与建设性的责任感并行不悖。安德森在回忆录中说，“卡欣在政治上形塑了我，包括他的进步政治、他对国内和世界其他各地正义的激进坚持，以及他对真正分歧的容忍”。（52页）1961年初，卡欣鼓励安德森以“日据时期及其对印度尼西亚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作为研究论文的主题，因为在他自己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与革命》中，由于当时文献资料的缺乏使关于日据时期那一章写得不够充分，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弥补这个缺憾。在安德森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日本——亚洲之光》中，他不但描述了日据政权的残酷与剥削，而且证明了必须承认日本人的贡献才能理解印度尼西亚革命。后来在他的《年轻人的革命》这篇论文中继续主张在革命背后的引潮力既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精英，也不是某个社会阶级，而是一代人，他们是由自身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复杂经历所形塑的。而卡欣的谦虚、宽宏和对学生的厚爱就表现在他不仅大力支持学生反对他的一些观点，而且帮助这篇论文尽快发表。从思想到学术，这是教师对学生最为重要的影响，是在学术传承之上更为重要的思想传承，这种师生关系在今天看来更为令人感慨。

《三面旗帜：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

在2001年退休之后，安德森继续思考新的学术课题，研究新的发展趋势，他认为退休之后与那些深陷行政事务与教学任务以及有时还要巴结掌控着研究资金的政府官员的年轻同事相比，可以让自己摆脱学科和体制的约束，回归在遥远的过去未能完成的项目。（183页）更有意思的是，当他启动《三面旗帜：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2005年）这一项目的时候，童年时代的文学本能被唤醒了。另外，他总是对无政府主义者抱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同情，曾经给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开过有关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课程，在菲律宾的早期反殖民民族主义“全球化”道路的研究中，他发现了第一代菲律宾民族主义者的各种世系关系：巴西、法国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古巴民族主义者、俄国虚无主义者、日本小说家和左派自由分子、法国和比利时的先锋派作家和画家等等，而这些人很多都是被电报联系起来的。于是，详细描述研究资料的最佳方式就是采用19世纪小说家的方法：快速变换场景，阴谋、巧合、书信，以及使用不同形式的语言，以及为各部分章节起一个煞费苦心、充满悬念或者高深莫测的标题。（184页）这是学术老顽童，也是老兵走新路，关键是充满了乐趣——做学问的人，怎么能越老越无趣、越做越乏味呢？

回首自己的学术生涯，安德森特别提出“运气”的重要性，总是强调自己其实是不断碰上好运气。除了诚实与谦卑以外，这也是学术圈的残酷真相——不能否认运气对一个成功或者失败的学术生涯的重大影响。当然，安德森指出不能等待运气的降临，“运气经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机会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当这样的机会一闪而过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的”。（204页）接下来的这个语言上的例子意味深长：“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 angina’，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205页）

无论是在游牧的青春中，或是在闷热的季节中，勇敢地等待起风的日子吧！在这里，同样需要“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