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莹

    这幅照片大约是1955年左右在仰光市政厅拍，当时为在那里举办的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服务，照片中从右起第二人是本人，其余为华中同学。现在不知他们的情况？那篇小文已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和缅甸的故事》中发表，这是我的原稿。苏老先生的儿子，现在不知还在缅甸不？他的年龄会比我大些。

——严

    大约是1954年末1955年初，当时我刚20岁出头。我国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率领的中国农业代表团访缅，代表团先在仰光参观访问，接着去曼德勒(当时我国尚未在曼德勒设总领馆)。代表团到了曼德勒后来电话要使馆派人送一部中国电影（影片名字已忘）去。于是使馆文化新闻处领导宫达非通知，让我第二天早上带上一部电影拷贝从仰光乘飞机送到曼德勒并说在曼德勒机场缅方会派车来接。当时使馆只给我买了单程机票，并告诉我回程票由缅方承担解决，所以我身上分文未带。要知道那个年代使馆人员每月的工资并不直接发到个人手里。每月除扣去伙食费和少量零花钱外，积余部分均在会计账上，调回国内后才与个人结账。所以人人身上只有一点零用钱。事后证明由于当时考虑不周，加之没有经验，这样的安排使我在曼德勒遇到了麻烦。事情是这样的：飞机到曼德勒机场后我一出机场确有一声称是缅甸农业部的人开车来接我。他告诉我刘部长现在伊洛瓦底江游船上，他可把我直接送到船上。于是我带上影片顺利地坐上他的吉普车把拷贝送到了游船上。办完事后，一看时间已快到中午，就乘那辆原车去机场，想赶下午的飞机返回仰光。曼德勒是我第一次到，人生地不熟，汽车七拐八拐，到一个院子前停了下来。那个缅甸官员要我下车并说他不能送我了。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对他说，不是说好到机场，你们负责我的回程机票吗？对方说，他没有接到这样的指示，要我自己想办法回仰光。

    一听此话我脑子一时一片空白，感到特别无助。心想人生地不熟，又身无分文，这下子完了，怎么回去？但我马上要自己冷静下来。心想现在要是有一位华侨就好了，他肯定会帮忙解决。说也奇怪，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位曼德勒华侨侨领的缅文名字，那是我在使馆的一个偶然场合听到的，大体的音是“U Thee Ba”，觉得怪怪的，就在脑子里留下了印象。当时我的头脑中突然蹦出他的缅文名字来，要知道我与他本人从未见过面。急中生智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但心里丝毫没有把握，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叫住了从身旁经过的一辆三轮车，告诉车夫那个侨领的缅文名字，告诉他我要去他家，问他是否认识，不曾想车夫还真知道这位侨领的家。三轮车蹬了将近半小时，终于把我送到了那位侨领的家。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地，到了那里见到那位侨领原来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华文名字叫苏知觉，做山货生意的，有一个店门脸。他一听我的自我介绍，根本没有再进一步问什么，非常热情，立即给我付了车费，接着又让其儿子开车去买了当天下午回仰光的机票。主人又让我用他家的电话告诉使馆我的情况和回仰的时间。到这会儿，我才放下了那颗焦虑不安的心。那位侨领还为我特地从饭店叫了一大桌菜，热情款待。当时我不知道怎样感谢这位苏老先生才好。他使我这个身在异乡他国的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爱国华侨的亲情，一下子似乎如同回到了家里，见到了亲人。如果当时不是想到了苏老先生，如果他对我撒手不管，我也许会遇到更多麻烦。想想既后怕，又为自己庆幸。

    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确实使我深深体会到了华侨的爱国之情以及祖国在他们心中的份量。他们把代表新中国的使馆人员视为祖国的亲人。他们的爱国心是真诚的，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感情只有身处国外环境才能真切体会得到。记得我刚到使馆后不久曾经有机会与使馆的其他同志去外地访问过一些华侨，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华侨的热情场面真是令人难忘。他们打着“欢迎祖国亲人”的横幅，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年轻一些的更是把我们团团围住，纷纷要我们签名留念，其热情气氛真是让人为之动容。因为他们真正觉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以扬眉吐气了。新中国是他们的靠山，他们再也不是海外孤儿了。

    1960年代我第二次去缅甸使馆期间，在某一场合偶然遇到那位曾救我于危难的老侨领苏知觉的儿子。我再次提到他父亲帮我解困的事。他告诉我他父亲已经去世多年。听后我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