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 | 伊洛瓦底江上

2014-09-13 刘子超 南方人物周刊 刘子超 发自缅甸 / 编辑郑廷鑫

（一）

    这是Orcaella号在雨季来临前的最后一次航游，8天7晚。从仰光启航，沿伊洛瓦底江北溯，直至蒲甘。

    乘客基本是来自欧美的夫妇，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以上，很多拥有自己的企业。有两对夫妇来自美国——交谈中，他们把富人分为两类：过得去的富人和富人：“有几百万美元资产仅仅是过得去而已。”一对夫妇来自意大利——男人酷似黑手党，总叼着雪茄，妻子比他小20岁左右。一对夫妇来自澳大利亚，在珀斯从事矿产开发。一对情侣来自莫斯科——家族从事天然气出口。一对男同性恋人来自柏林——蜜月旅行。挪威人克里斯蒂安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后来我听说，他们住在曼谷，经营一家造船厂，Orcaella号就由该厂建造。此外，还有一个来缅甸寻根的加拿大人。他出生在仰光，父亲是殖民政府的官员。

    早在1970年代，游客就想尽办法探寻这片秘境。孤独星球创始人托尼·惠勒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他1972年第一次造访缅甸时，连仰光最著名的StrandHotel都已破败不堪，墙上贴着几十年前的寻人启事。2010年，昂山素季恢复自由，缅甸开始打开尘封已久的国门。随着资本的进入，旅游业的面貌最先发生改变，标志之一便是奢华酒店集团的进驻。

    Orcaella号游轮由经营着东方快车（OrientalExpress）的Belmond集团建造。它的名字源于栖息在伊洛瓦底江的一种江豚。Orcaella号设有25间客舱，均有面向河景的落地窗和小露台。游轮的底层甲板设有医疗室，专业医生随船护航。

    某种程度上，Orcaella号就像是这个世界的缩影：甲板上的一小群人掌握着世界的资源和权力，而服务于他们的人如同金字塔底座。航游结束前，游轮经理温敏告诉我们，船上有近一百名工作人员，很多人面露惊异。一个星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只有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和私人导游而已。所有工作人员都住在最下层的甲板，大部分平时很难看到。那是一支隐形的“军队”，确保游轮上的一切正常运行。

    有一晚，我们在江边一座废弃的古堡里用餐，那是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的故地。我发现，所有的照明、布景都是由船上的工作人员提前搭建的。铺着白桌布的餐桌和亮闪闪的餐具都从游轮上带来。食物正在现场烹制。微风摇曳着烛台，照着冰得正好的葡萄酒……

    上船的第一晚，甲板上举行了一场鸡尾酒会。男人们穿着Polo衫或亚麻西装，女人们穿着晚礼服。日本太太知香是全场亮点，她拿着手帕和日本折扇，很多丈夫的目光被她吸引，而这显然引起了一些太太的轻微不快。话题从投资到股票，从瑞士名表到波尔多酒庄。几乎每个人都在全世界范围内旅行过，他们交流着彼此住过的酒店，谈论着哪里的Spa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在这个早已全球化的世界上，决定共同话题的并非国籍，而是语言和阶层。大部分人很快就打成一片，只有意大利夫妇和俄罗斯情侣因为不善英语，被稍稍隔离在外；德国人则因为性向特殊，甘愿自得其乐。

    我发现，至少有3对夫妇之前就来过缅甸，这次不过是专程来体验游轮。他们欣慰于身在缅甸却不必车马劳顿的特权——这远比在欧洲享受同样的服务更令人兴奋。他们喝着香槟，望着幽暗的河水和丛林，目光中有一丝悲悯。

    “Isn’t it sadlybeautiful？”

    缅甸仍是一个电力匮乏的国家。太阳落山后，两岸只有零星的灯火，像沼泽中闪烁的磷火。游轮正穿行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地带，可我却不时感到，真实的缅甸正沉浸在两岸密不透风的黑暗中。

（二）
    我的思绪不断回到初到仰光的情景。从机场出来，我坐上一辆出租车进城。那是一辆日本淘汰的旧皇冠。在码头附近，我看到殖民时期留下的街区。建筑物上长满苔藓，有些房子看上去已经废弃，可实际上仍有人居住。街边遍布古老的店铺、书店、理发馆、啤酒屋，黝黑的工人搬运着热带水果和鱼露。

    “这便是东方了。空气热得令人眩晕，水面上浮起椰子油和檀木、肉桂和姜黄的气味儿。”当Orcaella号从仰光码头启程时，我想起奥威尔《缅甸岁月》中的句子。奥威尔在缅甸呆了4年9个月。他曾写到仰光的“欢乐时光”：在安德逊餐厅用餐，享受着从8000英里外运来的、用冰块冷藏的牛排和奶油，进行着了不起的豪饮比赛……而更多的时候，他必须“在乏味的日子里与书籍为伴”，因为只有那样，才能“瞥见丛林和泥泞道路以外的世界”。

    每天下午，Orcaella号上都有一场小型讲座。作家Bob是讲者之一。大家坐在凉快的客厅里，喝着红茶，吃着点心，听Bob讲述奥威尔在缅甸的日子——这段日子对他一生的写作至关重要。我很快发现，如果你足够有钱，就用不着看书，因为可以找到像Bob这样的人把精心挑选、剪裁过的信息讲给你听。讲座关于缅甸的方方面面，话题每天不同。一点儿背景知识，一点儿逸闻趣事，大量照片，最后10分钟自由提问。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讲座”，因为远比看书轻松，而且每个人都以提出一两个听上去很聪明的问题为乐事。这是游轮提供的服务之一。

    Bob今年53岁，穿着红色夏威夷花衬衫，藏青色牛仔裤，棕色皮靴，看上去像刚从《非洲的青山》里走出来的专为富人提供狩猎服务的白人向导。他是澳大利亚人，定居仰光，正写一本西藏喇嘛转世成澳洲混血儿的小说。他在Orcaella号上当讲师已经有一段时间，每个人都认识他，他也消息灵通，知道不少段子。

    有一天，我和Bob一起晚餐。我问Bob为什么在仰光生活。他反问：“世界上还有哪个城市像仰光一样集衰败和高贵于一身？”

    作为奥威尔、吉普林的信徒，Bob在仰光寻找着他们留下的蛛丝马迹。他喜欢那些破败的殖民建筑，那像是一场美丽的梦，“asense of déjà vu”，梦醒之后一片荒芜。他在仰光颇有名气，这也是Orcaella号找他做“驻船讲师”的原因之一。

    游轮上的故事很多，这成了Bob和每位客人的谈资。一天傍晚，我听见Bob对坐在吧台上的意大利太太说：“还有一个非常有钱的美国人。他从来不下船。你能想象吗？整整12天，一次都没有离开过甲板！”

    “那他每天做什么？”意大利太太问。

    “他就坐在船上喝酒。他讨厌走路。虽然去过很多地方，但花钱确保自己不用走路。从离开他在Malibu的家到坐到这条游轮上，他自己只走了50步！”

（三）
    实际上，即便下船，我们也不用走什么路。Orcaella号早就为外出游览备好了交通工具。每次下船，工作人员都会递上矿泉水和遮阳伞；回到船上，则是果汁和冰毛巾。鞋子脱下来，有专人拿去清理擦拭，再放回客房门前。这样的旅行，用不着受一点苦。用温敏的话说：“现代文明的便利，在旅行中必不可少。”

    一天早上，游轮在一座叫达努彪（Danuphyu）的小镇停泊。我们在码头下船，坐上人力三轮车，穿行在坑坑洼洼的街市上。达努彪是连旅行指南都不曾提到的小地方。换句话说，除了我们，游客几乎没有。因此当地人全都驻足观看。

    “你觉得怎么样？”美国太太扭头喊道。

    “非常原始，”她穿着百慕大短裤、船鞋的丈夫回答，“像CNN的《非洲声音》！”

    路边是杂乱的集市，遍布嘈杂的人群，出售当地人的必需品——香料、蔬菜、香蕉、槟郎……女人们头顶着大篮子，孩子们光着脚。在街边闲逛的野狗，三五成群。屋檐上的电线像毛线球一样乱成一团。这是星期二的上午，可很多孩子都在街上，似乎没人上学或者根本没有学校。

    我们路过一个广告牌，一个穿着时髦的美丽女人正在打手机。那似乎在昭示一个“未来”，一个理想中的“未来”，只是这个“未来”蒙上了一层尘土，显出一副前途未卜的样子。摩托车已经普及，穿着笼基和拖鞋的男人，叼着土烟，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

    达努彪是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上的普通小镇，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前现代的浪漫可言。尽管佛教为这里确定了一种宁静的调子，而长期的闭关锁国又让人们容易以为，这里依然充满田园风情，可实际上，现代性早已无孔不入，而作为一个还未开始大规模现代化的国家，缅甸似乎面临更严重的现代焦虑。

    太阳开始变得毒辣，风吹起路上的尘土。到了一家寺院，世界方才安静下来。我们脱了鞋，随向导走进寺院。1824年，摩诃班都拉将军在这里抗击英军而死，他的墓地就在这座寺院内。

    那是缅甸与英国间发生的第一次战争，以缅甸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为结果。60年后的第三次英缅战争，英军占领了缅甸当时的首都曼德勒，流放了国王，将其变成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缅甸向导Soe向我们讲述着这段历史，讲述着班都拉将军如何一度胜利攻入印度阿萨姆邦，令加尔各答当局一片慌乱；如何迎击沿伊洛瓦底江北上的英军，最后在达努彪功亏一篑。Soe的英语很流利，模仿着美国口音，讲得绘声绘色，却又尽量不带感情。他深谙这些游客的心理——他们不是来此为历史负责，更无需承担心灵负担。所以他很快把缅甸的这段苦难“合理化”了：“那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无论班都拉将军的胜败如何，都无法改变这一大的时局。”

    “That’strue，”澳大利亚人说，“这一切都无法避免。”

    “某种程度上，你会替他们感到悲哀，因为你知道，他们在用落后的东西对抗现代文明，”美国人皱着眉头说。

    “Touché！”加拿大人表示赞同，澳大利亚太太也点头。

    这显然让美国人颇受鼓舞。他微笑着。

    “从这个角度看，当地人的反抗毫无意义。”他看了看大家，“Am Iright？”

（四）
    Orcaella号每天行驶约120公里，景色的变化只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驶过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后，河道变窄了。两岸开始出现连绵不绝的山丘，长着旺盛的荆棘和凤尾竹，一派草莽气。一个光屁股男孩站在两座茅屋之间，他瞅见我们的游轮，立刻大喊起来，随即更多的孩子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跳着，挥着手。

    我们经过一些江中小岛。温敏告诉我，当雨季来临时，小岛就会被江水淹没，旱季时又会浮出水面。江水沉淀的营养物质，让这里的土壤特别肥沃。很多缅甸人还是选择生活在岛上。他们的房子是那种简易的茅草屋，里面也没有什么家什。他们就像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这样的生活，造就了“缅甸粮仓”的美名——缅甸90%的蔬菜产自这里。

    温敏是个英俊而消瘦的缅甸人，有浓密的眉毛和修长的睫毛。来Orcaella号工作前，他一直在一家经营越南湄公河游轮的新加坡公司工作。当时申请护照和签证昂贵而麻烦，为了顺利出国，他不得不一次次贿赂军政府官员。温敏在游轮上工作了十多年，从餐厅的服务生做起，直至成为总经理。听说Belmond集团开始经营Orcaella号后，他发去了求职申请。

    “对我来说，伊洛瓦底江是比湄公河更亲切的地方，”温敏说，“我的家乡在仰光，我从小看着这条河长大。”

    此时，我们正经过Akauk Taung，卑谬北部的一个地方。无数石头凿刻的佛像，坐卧在江边山崖的岩洞里。太阳落在水天交界处，像一只小巧的蝴蝶，江水一片灿烂。一个赤膊男人驾着小舟行在佛像下面，佛陀注视着他。

    温敏说他欣喜于缅甸这两年来的变化。两年前，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还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到处都有秘密警察。如今我们却可以站在游轮的甲板上自由谈论这些话题。

    “我总是对客人说，特别感谢你们来缅甸旅行，”温敏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会把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告诉缅甸人。”

    “也许我们并没有太多发言权。我们还上不了Facebook、YouTube和Gmail，而这些在缅甸都可以，”我告诉温敏。

    “但是中国很强大，”温敏想了想说，仿佛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五）
    这里距卑谬不远。8世纪时，卑谬曾是骠国的首都，强大到不可一世。和唐朝一样，骠国主宰缅甸几乎千年。如今，曾经的王城只剩下一片废墟，在卑谬城外几公里处的乡间。第二天，我们在卑谬下船，坐车前往废墟。

    废墟遗址附近住着大约1万人口，是1989年政府为了缓解居住空间的紧张，把他们从附近城镇迁来的。政府并非有意让人们定居在遗址范围内，但因为疏于管理，农民常常进来放羊，甚至搬砖加盖自家房子。透过车窗，我看到遗址已与大片耕地连为一片，煌煌日头下，穿着笼基的农民正拉着水牛干活。这样的场景恐怕从骠国时代起就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跟着Soe参观了遗址内的考古博物馆。因为缺乏资金，考古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这从博物馆陈列品的数量上就可见一斑。不过从那些已出土的佛教雕像和日常器皿中，已经可以看出古代骠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佛教国家了。

    “我们正在向UNESCO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考古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如今博物馆空空荡荡，每月来这里的游客不足1000人，大部分是像我们这样的定制旅行团。“如果有了UNESCO的认证，我们将有资金进行遗址的考古和保护。”

    但得到UNESCO的认证，首先意味着生活在遗址附近的农民必须迁走。家在蒲甘的Soe说，这样的事情曾在蒲甘发生过。二十多年前，同样是为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军政府在老蒲甘以南5公里处划出一片空地，命令老蒲甘的居民搬到这里。这块被命名为新蒲甘的地区当时没有任何基础设施，人们必须重建居所。吃水也变得困难，人们需要走几公里路，才能回到伊洛瓦底江边。Soe说，他的童年就是在长长的挑水路上度过的。

    “政府给了你们多少补偿？”一个美国人问。

    “一分没有。”

    “政府就直接把你们赶走了？”

    “是的，先生。”

    “疯狂的独裁者！”美国人愤怒地嘟囔着，像是要打上一架。

    “但是蒲甘最终也没能评上世界文化遗产，因为UNESCO和缅甸政府龃龉严重。”

    我们走出考古博物馆，在静谧的Rahanda湖边喝着工作人员带来的冰镇饮料。湖边有当地人的茅草房，屋顶铺着晒干的棕榈叶，墙上挂着昂山素季的挂历。那挂历和美女挂历具有同样的风格。昂山素季的脸上甚至被PS出一层淡淡的红晕。

    在Soe的帮助下，我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聊起天。她告诉我，她对这里的生活很满足，“孙子们都长大了，而且我们能从土地上得到足够的食物。”

    “如果这里得到开发，你会更富有。”喝着零度可乐的意大利太太在一旁插话。

    “我不想发财，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幸福。”

    老婆婆抽着一支芭蕉叶卷成的大号土烟，用半个晒干的椰子壳当烟灰缸。她的身体看上去依然硬朗，头发用篦子梳过，显得十分齐整。屋内昏暗，可她整个人有一种带着光晕的尊严。

    我问她关于搬迁的传闻。她说，已经听说了，不过NLD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不必搬走。她希望这是真的。

    NLD是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如果有一天佛陀要我们离开，”她说，“我希望那一天晚点到来。”

（六）
    游轮上的日子，很容易让人失去时间感。河流不舍昼夜地流淌，像带着某种巨大不屈的使命。进入缅甸中部，河流两岸变成了半干旱的荒原景象。尽管这是缅甸，但是在干季的末尾，到处仍然是一片土褐色。日复一日，景色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一种热带的荒凉在眼前蔓延。空气很热，甲板在白天可以把你的鞋底烤软。两岸的山包，尽是森林被砍伐的痕迹，几十年前，这里可能是一片热带雨林，如今大地已经成为荒漠。

    晚餐后的生活相对丰富。除了电影和冰激凌，还会请来驻地附近的艺人上船表演。其中有占星师、魔术师、舞狮队、木偶艺人、大象舞者、缅甸二人转演员。

    魔术师叫阿拉丁，有缅甸“大卫·科波菲尔”之称。那晚，阿拉丁表演了大变活人、飞刀、砍头、扑克牌等魔术。他是个瘦高如竹竿的男子，频频从大一号的西装中掏出道具。演出结束后，我问阿拉丁师从何人。他说，从他爷爷的父亲那辈起，就以表演魔术为生了。他还带了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是他的女儿，也是他表演飞刀、砍头的搭档。

    每逢周围的村子建了新庙，或者有婚丧嫁娶，都会请阿拉丁来表演。那样的场合，如同节日，往往全村出动，演出至深夜。整个伊洛瓦底江和湄公河都保持着这样的传统。

    在河水不能抵达的地区，牛车依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一天傍晚，我们就乘牛车前往一处能够俯瞰伊洛瓦底江的要塞。我们下船，两人一部牛车，一路颠簸，大串烟尘，如同冷兵器时代的大军。最初，太太们还想着以手掩鼻，但很快自暴自弃。只有知香太太仍然坚持优雅，拿着一块小手帕，不时擦着鬓角，好像江户时代的女眷。

    忽然想到，毛姆当年在缅甸旅行时，坐的不就是这样的牛车？那时很多地方还不通路，牛车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而毛姆居然能在这样的牛车上读莎士比亚。

    牛车走了好久，到达山顶要塞时，夕阳已染红江面。眼前如一幅古代山水，让人沉醉。岸边的土地因干旱而龟裂，驮水的牛车正沿土路驶回炊烟袅袅的村子。对岸是一座佛塔，温柔地散发着金色，仿佛河流的守护神。

    江面宽阔而平静，只有一个渔民撑着长长的竹竿，正把小船泊回江边。妻子站在岸上守望着，几个孩子大声说笑，忽又像猴子一样一个个扑通扑通跳进水里。

    这时，风突然裹挟着今年的第一批雨点来了，一切都毫无征兆。是太阳雨。江面一片涟漪，仿佛有无数条银鱼从水中跃出，欢快地跳动。工作人员送上雨伞，我们站在雨中，俯瞰远方。江水转了个弯，像男性弯起的臂膀，充满力量感。水天交界处，已沉浸在一片白色的光中。

    “雨很快会停的，真正的雨季还没有到来，”温敏站在雨中说，“从这里逆流而上，只要半天时间，就能到达蒲甘。”

（七）
    第二天午餐后，Orcaella号停泊在老蒲甘的码头。如今，蒲甘和曼德勒之间的渡轮仍然十分发达，但这里不是曼德勒的船只普遍停靠的地方。越过空寂的河道，可以望见对岸的滩涂和远方的群山，而临河有一座豪华宅邸，占据整座山头，显然大有来头。Soe告诉我，这是军政府送给昂山将军的长子、昂山素季的长兄昂山吴的别墅。

    昂山家有兄妹三人，二哥8岁时溺水而亡，昂山吴与昂山素季则一直不和。据说，部分民主运动人士曾力邀昂山吴加入政治运动，但他对政治没有兴趣。1973年，昂山吴移居美国加州圣迭戈，成为美国公民。此后一直与昂山素季断绝来往。

    在仰光时，我曾去茵雅湖畔昂山素季被软禁的别墅。如今，这里已不再是政治禁区，也无人谈此色变。只要和出租车司机说一声“夫人的房子”，司机就知道是哪里。我去时大门紧闭，透过门缝，看到守门人正在打盹。我问昂山素季是不是住在这里。也许见了太多像我这样毫不相干的人，守门人只是抬起眼皮，爱搭不理地“哼”了一声，便继续合上眼皮睡去了。

    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在此15年，而昂山吴回国从未看望过软禁中的妹妹。Soe说，兄妹的政治观点不合，哥哥显然与军政府的关系更好。2000年，昂山吴向仰光法院申请继承茵雅湖畔的房产，兄妹由此展开长达十多年的诉讼。最终，法庭裁定房产的一半产权属于昂山吴。昂山素季已经提起了上诉。

    我问Soe，缅甸人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大部分人当然支持昂山素季，她从英国回来照顾病重的母亲，直到她去世，之后又被软禁，她付出了太多东西。”Soe说，“不过如果你问我母亲那代虔诚信佛的人，他们会觉得，一家人为了财产闹到公堂，总归是不好的。”

    佛教深深影响着缅甸，而这与蒲甘王朝长期力推佛教不无关系。1044年，阿奴律陀王定都蒲甘，从此开始了延续260多年的造塔运动。建造佛塔，是小乘佛教的一种传统，被认为是人一生中最大的善果。据考证，蒲甘平原上曾经屹立着四千多座佛塔，缅甸有句俗语：“在蒲甘，手指之处，皆为佛塔。”

    1996年，军政府从当地老百姓手中筹集了一百万美元，用于修缮蒲甘的佛塔。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和它贫穷的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是笃信佛教的缅甸人仍然倾其所有。除了捐钱，缅甸人还会把很大一部分收入用来购买金箔。在缅甸的很多佛塔上，都能看到人们贴上去的金箔片。

    Soe常为这事和母亲发生争执。在他看来，缅甸还没有富裕到用这么多钱来礼佛的程度。

    “如果把这笔钱用来改善教育不是更好吗？佛陀，如果他是真的佛陀，难道会因此而不满？”

    “但我每次这么说，母亲总是捂住我的嘴，说我将来迟早会下地狱。”Soe笑起来，“这是两代人的文化差异，但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的想法会越来越成为缅甸的主流。”

    Soe说得没错。任何时代，年轻人总是最先觉醒的一群。

    某天早餐时，Bob谈起他在《缅甸新光报》上看到的一则特写，介绍仰光出现的朋克一族。他们穿着钉子靴，染着火红色的莫西干头，在废弃的仓库里弹吉他，唱科本，呼唤现世的民主自由，而非佛教倡导的来世幸福。他们把乐队命名为“RebelRiot”，意为“反叛暴动”，他们发誓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Bob对我说：“他们贴金箔的父母一定快要急疯了。”

    作为旅行者和游荡者，Bob有些许遗憾于那个美好的旧世界可能就要消失了。毕竟，他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心心念念的是佛的国度、神的舞台，为的是看一看幽暗的丛林、古代的佛塔，闻一闻破败的味道，在老殖民地的酒吧里喝一杯金汤力，然后片刻沉醉在遥远时代的安详里。几年前，Bob曾在云南丽江开了个酒吧。在目睹了丽江的现代化后，只身逃到缅甸。

    “缅甸如果照这样下去，我还能去哪儿？巴布亚新几内亚？”Bob沉吟着，“当然，你可以说，我这么想太自私了。”

    蒲甘的佛塔散落在公路两边的平原上。公路是柏油的，通向佛塔的路是沙子的。很多佛塔掩藏在树林和荆棘中。

    那天下午，我们参观了阿南达塔、苏拉玛尼塔，最后爬上高耸的瑞山陀塔，等待日落降临蒲甘平原。我们坐在塔顶上，风拂过我们的面颊。即便早已看过无数照片，我还是感到内心震动。到处是佛塔，到处是对神的称颂，像蘑菇一样，从丛林中冒出。眼前几乎完全是古代的样子。云块在天空迅疾流窜，掸邦高原在远方泛着白光，一只乌鸦突然落到塔顶，大声叫着。

（八）
    最后一晚，Orcaella号上举办了告别酒会，大家握着酒杯，互相寒暄着。Bob已经离开，他要去越南北部的山里隐居两个月，完成那本西藏喇嘛转世的小说。知香太太在丈夫的名片上留下了自己的邮箱，说下次来曼谷一定要找她。俄国情侣依旧不大理人，德国伙伴悄悄下了船。澳大利亚夫妇要飞去香港，完成一笔并购交易，我祝他们好运。真正结下友谊的是加拿大人和两对美国夫妇，他们已经约好回国后一起钓鱼了。

    Soe告诉我，他要去瑞士旅行。4年前，刚做导游的Soe结识了一对富裕的瑞士老夫妇，他们很喜欢Soe，每年夏天都会邀请Soe去瑞士小住。在他们的资助下，Soe还去了法国、意大利、德国。Soe拿出三星手机，翻出他在巴黎凯旋门前的照片给我看。他当然没穿笼基，而是穿着Polo衫和牛仔裤，看上去和任何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无异。

    我问Soe最想去哪儿。

    “我最想去美国，去纽约，看看曼哈顿，看看自由女神像，”Soe操着美式英语说。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我是个非常幸运的缅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