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卖掉公司,4次申请中国绿卡只为留在中国,背后故事太感人了!

编辑:北美留学生日报 文章类型:生活 发布于2021-05-28 13:05:52 共1707人阅读
文章导读 2021年,厦门大学迎来了建校100周年纪念日,与此同时,一个美国人获得了“厦门大学南强杰出贡献奖章”,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来源:北美留学生日报

文 | Iris

2021年,厦门大学迎来了建校100周年纪念日,

与此同时,一个美国人获得了“厦门大学南强杰出贡献奖章”,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如果你打开一些自媒体平台,也能很快找到他,因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网红”;

留着两抹俏皮的八字胡须,白发苍苍,笑容可掬,讲话慢条斯理,娓娓道来,是他的标志。

他时而针砭时弊,评说时事;时而分享和家人的温馨生活,时而出现在国家级的领奖台上,习大大都回过他的信——

他是谁?从哪里来的?做什么的?

他叫潘维廉(William Brown),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潘”;

现年65岁高龄的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3年,

不仅会说流利的普通话,还会偶尔冒出几句闽南话来开玩笑。

“我不是老外,是老内,” 他幽默地说。

他是福建第一个拿绿卡的外国人,也是厦门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

“土生土长”的老潘,其实是一个美国人;

他和中国的缘分,要从厦门谈起。

1967-1978年,老潘还是20多岁的“小潘”,在美国空军服役,被派驻到中国台湾。

很快,他对台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人非常好;

当时,经常有一些气球飞过来撒传单,像下雪一样。

他捡起了一张大陆宣传单(至今保存),激发了到海峡对岸的大陆去看一看的好奇心。

“以前我都没有想过,海峡对岸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我很想看一看中国的其他地方。”

那时候,西方的媒体已经开始洗脑宣传,对中国的抨击和偏见占领了高地;

但是,那张从天而降的宣传单以及维廉的个人所见,让他第一次学会了独立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对中国怀有敌意?”

为了给心中的问号找到答案,他自己私下学了很多亚洲历史,发现了西方列强在中国胡作非为的记录,大吃一惊。

“不是因为他们懒、笨或穷……是西方人的入侵打乱了这一切。”

潘维廉在中国台湾

后来,维廉又到东南亚其他国家驻扎,但一直没忘了中国,希望有机会好好学习汉语。

1980年他退伍后,开始计划“中国行”,到中国去,一探究竟。

维廉的家人朋友是拒绝的,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到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做什么?

更何况维廉从小就向往成为企业家,现在担任一家美国证券公司的总裁, 年薪70多万美金,说放弃就放弃,听起来很荒唐幼稚。

但维廉的冒险精神在牵引着他前行;八岁时,他就向澳大利亚使馆表示,想去澳大利亚看看,使馆回复他,“欢迎欢迎!”

这一次,他也没有放弃。

1988年,32岁的他卖掉了公司,带着妻子苏珊和两个还在嘬手的儿子来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厦门。

1988年,潘维廉一家在厦门港

刚踏上中国大陆的时候,他着实“吃了一惊”;

80年代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还在实行粮票制度,他作为外国人,没有资格领,只得靠邻居们的接济,东拼西凑地维生;

街上没有出租车,只有1、2、3路公交车和人力三轮车,并且经常断水、断电,生活条件令人堪忧;

水管里流出的自来水是咖啡色的,喝完一家人闹了好几天肚子,只得自己制作简易过滤工具,材料是丝!袜!

老潘不得不抗水到住处,作为生活用水。

那时候中国人家里没有像样的浴室,想洗澡只能去公共澡堂;

他曾目睹校长穿着睡衣走过一栋楼,便知道他正走在洗浴的路上。

生活上的挑战、小尴尬,并没有熄灭他与中国的缘分;

左邻右舍经常邀请他们一家过节,吃团圆饭,家庭聚会,他结识了很多“亲人”;

短短一年时间,他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学通了汉语,并成为了该校应聘的首位外籍MBA教师!

MBA课程对中国来说,是“洋货”,教育资源还很短缺,跟不上时代步伐;他便自己操刀,融合国外的先进理念,编写教材为学生授课,

可以说,他为中国本土的MBA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90美金,合人民币570元,和他在美国开公司没法比,但他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辈子。

潘维廉在上课

工作之余,他用三轮车拉着全家人漫游厦门,与当地民众交流,了解城市的文化和历史;

他注意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厦门的经济在快速发展,城市绿化也做得越来越好。

1992年,潘维廉做出一个“惊人”举动——申请中国绿卡。

那时候,福建可还没有外籍人士获得绿卡,老潘成了第一个。

90年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潮开始兴起,他见很多学生脑子里期待着出国,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国外,在中国”。

“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决定,我都会终身留在这里。”

1994年,有几位“中国专家”给老潘写信,说他不应该盲目夸赞中国,因为他所在地是经济发达的厦门,内地还很萧条。

为了亲眼证实这一点,“冒险王”的灵魂又被激活了:

“我不要相信媒体的报道,我要亲自看一看!”

他买了一辆15座的面包车,改装了一下,吃睡都在车上,这就启程了!

1994年,他带着家人自驾游4万公里,历经3个月,游览了全国一半的省份,特别是宁夏、青海等西部贫困地区。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宁夏。

“非常偏僻,很穷!但是他们琢磨出了很多新的出路,拉电,建学校,建医院……国家把环境治理好了,让老百姓自己去找赚钱的方法,这样很棒。” 他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写作万卷书。

老潘把从1988年以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了一本书,《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中英文都有出版。

他把这本书寄给了习近平主席,得到了习主席的回信!

“你把人生宝贵的时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这份浓浓的厦门情、中国情,让我很感动。”

主席也按照老潘的口吻秀了一把:“这种‘不见外’,我很欣赏!”

老潘不仅忙于教学工作,还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致力于厦门和中国的外交宣传;

他给家人写了不下1500封信,用英文记录了中国的文化,

精心绘制英文漫画,让外国人看懂中国的美好。

鼓浪屿申遗,宣传大使,厦门“城市花园”建设的申请……都有他的功劳,

1999年,他获得了“厦门荣誉市民”称号。

他曾经历过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两次参加国庆观礼。

他珍贵的图画日记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2019年,潘维廉被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打开心扉,拥抱过就有了默契;放下偏见,太平洋就不算距离;家乡的信中写下你的中国,字里行间读得出你的深情。”

“遥远来,永久住,深刻爱。我们都喜欢你这种‘不见外’!”

最反对潘维廉去中国的,就是他同为空军的父亲。

2004年他回到美国探亲,一向严肃的父亲却紧紧抱住他,说:“我很庆幸你去了中国。我为你感到骄傲!”

父亲很自责,当年强烈反对他的决定。

现在,潘维廉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成家,其中一位学医,在非洲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子孙满堂,和和美美。

然而,今年2月10日,妻子苏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老潘悲痛不已。两人因喜爱中国结缘,相偎相依,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她是老潘“最好的朋友”,没有她,老潘可能在异国他乡坚持不了这么多年。

在老潘家,最醒目的就是有关厦门文化的书籍。

“他们都说闽南人很好客,其实当你读读历史,就会发现,这是有根源的——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说,“潘维廉比我还‘厦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我还深刻!”

老潘则笑称:“我是第一个定居厦门的外国人吗?不,700年前也有!”

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孙悟空,因为他属猴,特别喜欢猴子。

他说:“我88年来到厦门,本打算只待个一两年,结果这一来,就再没有舍得走。”

“我还想参与厦门下一个四十年的建设。”

“我会在这里待一辈子。”

很多外国人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评选出来的“十大功勋外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吴雪丽(Shiley Wood)出生在美国,二战后随中国丈夫来到中国,1953年开始在河南大学任教,至今已50多年,教过3300多名本硕博生。

她曾受国务院邀请,到人大会议上翻译文件,提出许多新词的译法,为我国翻译事业做出了贡献,周总理亲自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而今,她的丈夫已去世,她也是85岁高龄;

有人问她,是否想过“落叶归根”,回到美国,她的回答是:“我的丈夫在这里去世,孩子在这里出生;美国不是我的家,中国才是。”

戴伟(David G. Evans),英国人,和老潘一样,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后,决定留在中国发展,辞去美国大学的工作,成为北京化工大学的老师;

同时,他致力于中国与西方的外交工作,促进中英合作,英国皇室颁发给他“大英帝国勋章”中的“官佐勋章”,他还获得中国政府的“友谊奖”。

也不能忘记将毕生全部经济学著作捐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威廉姆·霍文克(Willem Houwink),他斥资建设霍文克金融模拟实验室,对80年代的中国教育事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巨大影响。

让多雷(Jean Dorey),法国里昂中央理工大学前校长,2005年在建立了中国第一所采用法国工程师教育模式的“中法工程师学院”。

他引入法国的工程师教学管理方法,结合两国的长处和资源,为中国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获得2009年中国政府“友谊奖”。

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中国,成为了拓荒者;

在动乱时代,他们坚守在岗位上,没有离开;

在语言不通、意识形态不同的陌生土地上,保持开放的胸怀,拼搏努力,扎下根基;

富裕和平的年代来临,他们仍然不忘初心,继续陪同中国人一起成长。

他们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心的方向,就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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