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总统吴廷觉、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在21世纪“彬龙会议”上合影）

2016年8月31日，缅甸21世纪彬龙大会召开，四面八方的军事力量从自己的地盘走出进入内比都这个平原式的新政治中心，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观礼之下，讨论缅甸民族革命性和解的未来——这是个巨大进步。 

内比都是距离仰光车程6小时的“政治飞地”，它的建造像是一个“飞来峰”，所有的功能都是假设性和暂时性的，瞬间所有部委为了“政治风水”出走，集中于这座新建的城市。当我们行走在这座城市里，甚至可以想像它住满人群的样子。

长期的战争、社会苦难、发展欠账，缅北军事势力各方都已出现疲态，鉴于缅甸军政府的口碑、势力，以及缅甸的军事和政治权力集中态势，21世纪彬龙要成为和平和解的历史性会议颇有难度。

缅甸的全称是缅甸联邦共和国，“联邦”其实是彬龙1947的真正精神，它的缅甸语英文化拼法是“Pyidaungzu”，按照这个词汇的意义翻译，对缅甸的国家名称好像翻错了，它应该是“缅联”——正如“苏联”，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以各族群的平等身份共同拥护“缅甸”这一独立国家主体。

在“联邦”（Pyidaungzu）的概念下，中央政府不是命令、号令各方，而是帮助召集、组织各重要族群代表和民地武如何合作、分权和制衡，这更像古典政治的“会盟”模式——缅甸的著名文物《妙齐提碑》曾经见证了这种古典政治的生成。

“彬龙精神”背后的妙齐提结构 

参与彬龙会议的各方代表，他们不仅服饰各异，而且神情心态各异，更关键的是，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时在国内都不能互相沟通。各种逃逸的政治群体存在了至少上千年，要让他们放下武器，带着各自的权力光环奉行大统具有相当难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缅甸政治和解的语言应该回到日常的缅甸语和复杂的少数族群语言系统。同理，对于中国南部近邻来说，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真正应该使用的政治协商和族群发展语言中介应该是多样化的。

与此同时，还应该关注一些重要历史文献的“回光返照”，尤其是缅甸的《妙齐提碑文》。作为缅甸著名碑文，该碑又名耶婆古曼碑文，刻于公元1112年。妙齐提碑文提到了一个著名的王Tibhuvanadicca，他是太阳一族的后裔（请不要与亚洲某部流行剧混淆），在一座名为Arimaddana的地方成为帝王，他死后儿子Rajakumura建造巨大的神庙，并篆刻碑文作为纪念。

碑身为一四棱石柱，分别用骠（pyu）、孟（mon）、巴利(pali)、缅甸(myanmar)四种文字对应刻写。这种并行的书写形式标示了一种直到现在，仍然在缅甸社会存在影响的统治惯性和结构。和缅甸的知识分子聊天，他们必然要提到骠国的帝国余威，同时在缅甸，仍然存在缅族人控制国家整体的事实。而巴利语作为一种神秘的宗教性语言，已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本质化，并以僧侣政治的形式固定下来。许多僧侣虽然能背诵巴利语的经文，但并不知晓其对应的真实语义。在此影响下，缅甸出现了具有强烈政治干预传统的僧侣群体，他们经常支持和推动具有强烈党派和族群政治色彩的政策出台，甚至出现佛教本拉登式的人物威拉杜(Wirathu)。这些僧侣团体，甚至曾经鼓励杀戮缅甸的罗新亚穆斯林人，推行969佛教恐怖主义运动，传递六种教法，彰显佛陀和僧侣的九种特质；一些僧侣政客甚至鼓励国家立法禁止异教徒之间通婚。

妙齐提碑文的阐释推演 

四种碑文译本存在修辞学和阐释学差异，对建造神庙和立碑初衷的表述有所不同。其中，巴利语版本特别提到了愿誓之后的谶言，如果任何人对这些建造不敬，或是压迫在此作为祭献之物的百姓，他们将永远不可见弥勒菩萨（metteyya）——双脚人类的始祖。

碑文还涉及许多“原真缅甸”（authenticity）的挖掘：到底谁可以代表缅甸？谁是缅甸真正的子民？谁是缅甸历史上统治者护佑的后裔？作为祭献物的子民，他们应当对谁表示真正的忠诚？建造神庙的举动是对缅甸“上古帝王”的崇拜，并从他的血脉获得世袭和世系，还是只要有建造神庙祭念先人虔诚之举，便可获得无上的知识达瞻(Darshan，意思是与神见面和合体)。可以说，这是缅甸版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东亚、东南亚的国家和族群源头的阐释，往往都存在一定的“妙齐提碑文”色彩——一体多面，各有其表；各存其理，各自为政。
无

论是近距离观察缅甸社会，还是与缅甸知识分子交谈，他们在言说和思考的过程中，都会展开一个历史性的、想像性的、设喻性的族群框架（这种情形也会出现在政治人物的谈话和族群政策设计当中），也就是说他们在想像和构建一个虚拟的“缅族”。

同时，他们也尊重一个本源性族群概念，并将族群分类单位微妙地划分为立体的四重架构。其中，巴利语代表一种外来势力，更本质的输入型文化，甚至是神性文化的代指；骠是一个缅甸的“汉族”式政治文明体，具有最经典的国族特征；孟族则代表一种与主流政治和文明并行的蛮野文明，它一直处于逃逸、驯服、共治、分治的循环当中；缅族（Myanmar）则是在外来侵略、殖民出现后的本地族群政治意识，它时常攀附“骠”时代的政治军事荣光，仿佛缅甸的汉唐。

此外，对“罗新亚人或罗兴伽人”（Rohingya）冠以“族群”的命名存在一定误读。罗新亚人是一个来自孟加拉、印度、“巴利语系统”的外部力量，这种力量进入若开邦——一个曾与主体缅族（Myanmar）、骠国（Pyu）分庭抗礼（至今仍具有相当独立性和挑战性）的地方。整个罗新亚（Rohingya）的意思是“去若开邦生活”，它实际上是一种族群关系在时间和空间的叠加效果，并非一种族群分类。但是，现在罗新亚一词转而被用来指称自英殖民时代以来大量移入的源属孟加拉的缅甸穆斯林族群。亚洲媒体在跟着西方媒体称呼罗新亚为一个受迫害的族群之时，就陷入一种宗教叙事语境当中。“西方媒体”可以由此看到“出埃及记”、摩西率众逃脱异族迫害的经典宗教叙事，但是亚洲媒体应该有自己的史观和宗教观。

他们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也相信彬龙的一期是国家统一，二期是分权和“五族共和”以及分权共治。

亚洲内部的文明盲点：缅甸彬龙具有亚洲意义

同欧盟一样，亚洲也曾憧憬“亚盟”和“亚元”，并仍然憧憬“亚洲共同体”。

在族群、文化、宗教整体观的比较视野之下，日本相当于“亚盟”中的“英国”，中国更像是“亚盟”中的“法国”，印度则是“亚盟”中的“德国”；东南亚的伊斯兰文明国家，其战略角色则类似欧洲的“奥匈帝国余威”；新加坡的战略阶位类似欧盟系统的“以色列与美国因素”；俄国相对于“欧盟”，类似美国之于“亚盟”。

以上只是分析框架，并非理论，远非论断和“发现”。笔者旨在强调缅甸国家背后重要的政治学与宗教阐释学意义。基于笔者的观察，亚洲国家内部的彼此漠视和陌生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而它将产生灾难性影响。

所以，亚洲国家之间应该加强联系，对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互动来说，最应该尝试的思维转型是以更大的单位和视角重新估量自己的治理区域、治理对象、治理方式，把中国、缅甸、越南、泰国，乃至亚洲都当作一种方法和思维框架，而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文化单位。

如果这种思维形成共识，中国和缅甸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可以在高山、国际河流、国际海域、国际移民（难民）、跨国犯罪等问题上找到真正的合作空间和治理联合，最终形成针对亚洲问题的内嵌型政治治理（embedded trans-cultural governance），这种议题融合、资源协调、联合治理、轮值运作的机制是更有前景的超国家治理架构。来于亚洲，超越亚洲，这种简单的思维逻辑运用将被证明具有重要的文明修复作用。

回到缅甸彬龙会议本身，一级目录如果只是民族和解和发展，它便躲避了分权、联邦、共治的基础性议题，很难形成真正意义的军事解冻和解；只有尊重“妙齐提”式的历史框架，看到具体的人，实现主权同享，政治共治，见人不见族，谈人不谈群，超越这些族群概念才能躲避妙齐提的政治分权“诅咒”。

已经有国际非政府组织批评，内比都的彬龙会议，根本看不到代表妇女权力的群体，而对女性的暴政、男权社会的滥权，也正是现在缅甸社会积弊难返的原因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昂山素季具有高度政治和平权象征性的原因之一，无论她是否在现实政治中不断集中手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