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南生，曾任中国驻孟买总领事，今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他用自己在印度的亲身经历，以外交家独到敏锐的眼光，告诉我们印度的“真相”——别看不起印度，在某些地方，印度比中国好多了。

不少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停留在”穷、乱、差、慢“上，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作者袁南生，曾任驻印度孟买总领。

中印最近几十年发展都很快，中国因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为世界瞩目，印度也因快速发展而成为“金砖国家”之一。中国在许多方面较印度先进得多，例如，2012年中国GDP约8.3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7.8%，印度则为1.8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5.3%。

印度整体落后于中国至少20年。11年前，我任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时，不少印度朋友就已对我明确表示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多年来，印度在发展速度和水平上一直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不少国人对印度发展中的积极面看得不够，对消极面看得过重，简单地用“穷、乱、差、慢”看待印度，这明显不符合事实，不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笔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换个角度对印度谈几点看法。

穷而不苦

印度人均GDP比中国低得多，与中国相比无疑要穷得多，但印度人不觉得苦，幸福指数非常高。民意测验表明，相信有来生的印度人90%以上希望来生还是印度人。

为什么会这样？

一是印度开国时就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一福利甚至延伸到在印度的外国人。我在孟买时的同事、驻孟买副总领事的女儿不慎受伤，送往医院治疗完毕，分文未交，签字就行了，原因在于这是一家公立医院。

二是印度对教育的投入一直占GDP的4%以上。 

我在印度工作时，公立大学特别是新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这样著名的公立大学，学生几乎不用交费，学校管食宿，一年学费、吃住加在一块，只合人民币1600元左右。即使是私立大学，学费也不太贵（外国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的学费、食宿费总共6000美元）。完全靠学费学校根本办不下去，钱从哪里来？来自于社会的捐款。

三是国家在法律上尽可能促进社会公正。1950年印度宪法颁布，其中一个主要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歧视，不能在种姓上有任何的区分和区别对待。因此，即使是新德里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也必须留出10%以上的名额专门招收“贱民”学生。

再比如，印度法律规定：有多少残疾人，公务员中就必须为他们保留相应比例的名额；卡纳塔克邦有7%的残疾人，因此给残疾人保留7%的公务员名额。

印度整体上虽穷，却能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

例如，除了电影、马戏，印度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不少剧场只有发票窗口，没有卖票窗口。我曾在印度欣赏过维也纳交响乐团、莫斯科芭蕾舞团、南非歌舞团和其他许多演出，包括印度歌舞的演出，与其他观众一样，从来都是凭领的票入场。孟买10多个剧场常年免费演出，主要由企业和政府买单。

印度公立学校的学费便宜得不可思议，实际上等于是免费教育。

例如，公立中小学校每生每月学费平均仅40~50卢比 （约合人民币8元），印度90%以上的中小学生在公立学校就读。来自穷困地区的大学生一般都有助学金。

印度生活用水、办公用水没人装水表，也没人收水费。我在孟买的办公室也好，家里也好，同印度人一样，只管用水，不管交费。印度还有个奇怪规定：农民可随便进城，在一个地方住了30年以上，这个地方就属于你。所以印度的城市里有大片贫民窟，这是由于城乡没有隔断。对于进城的农民，政府提供医保和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等。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印度富人施舍的报道。

印度富人乐于行善，最大的私人财团“塔塔集团”形成了赞助慈善事业的机制，印度首富普莱姆基一个人赞助办了100所学校。2003年，印度撒哈拉集团董事长罗易的长子举行婚礼时，为101对无钱办婚礼的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并赠给他们20万卢比的支票。第三天，小儿子也举行订婚仪式，又向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

印度新德里大学

为什么印度人穷而不苦？

这同印度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有关，同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有关。如果说西方流行罪感文化，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每个礼拜要到教堂去赎罪；中国流行乐感文化，相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莫使金樽空对月”；印度则流行苦感文化，认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华，离神就越近，来世也就越幸福。正因为印度倡导苦感文化，所以直至现代，大多数人仍奉行素食主义，同时不断有人加入到苦行僧的行列中。

杂而不乱

印度与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但印度比中国要杂得多。大一统的中国可以用一个“统”字来描述，反之，可以用一个“杂”字描绘印度。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专制，印度却从未出现过中央集权王朝。

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是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多种姓的社会多元化地区，在历史上，除孔雀王朝（大致与中国秦朝同时代）和莫卧尔王朝（与清朝大体同期）曾短暂实现次大陆基本统一外，其余绝大部分年代处于邦国林立的分裂状态。

即便在短暂的统一时期，地方对朝廷也只是臣服和进贡的关系，中央对地方也未实行过郡县管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是颇有张力的印度教使得南亚获得某种程度的文化统一。而政治统一则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才实现，自上而下的文官制度以及连接各地的铁路和电报网络催生了以“杂”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印度。

印度的“杂”体现在语言上。印度是语言大国，据1962年人口调查的统计，印度人讲的语言有1652种，印在钞票上的官方语言有15种，每个邦又有本邦的官方语言。仅在孟买，大街上人们说的至少有26种语言，中小学生既要学全国通用的印地语，也要学英语和邦里的官方语言。印度的“杂”又体现在数百个政党林立，无论国大党还是印人党，都得依赖地方小党的支持才有可能在中央执政。

于是乎，印度政坛长期呈现“四两拨千斤”、“小党唱大戏”的局面，一批地方强人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在全国政治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以至拥有呼风唤雨、与中央分庭抗礼之力。尽管这样，印度总体上仍是杂而不乱，运转有序。非暴力与不合作，而非大规模流血牺牲，使印度开国的成本在大国里面最低。

自印度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每次大选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政府更替有序，与邻国巴基斯坦形成鲜明对比。

印度管理成本很低,公务员与纳税人的比例是1：92。政府没有自己的报纸,没有会议室,没有文山会海。

印度穷人尽管很多，却基本上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现象，也没有集体偷渡现象。尽管印度数亿人口没有脱贫，许多人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但非法出境的案件不多。没有人靠当蛇头、做“人贩子”为生。印度基本上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药品不敢说没有，但确实因少而难得发现。印度医院用血靠捐献，社会上有负责献血的慈善组织，愿意捐献者不乏其人。

医院不买血，穷人也不卖血。印度贫富悬殊大，1400万人口的孟买，竟有770万人住在贫民窟，然而贫富如此两极的印度，社会治安状况总的来说却不错。游览各地的庙宇名胜，游客一律要把鞋子脱了放在门口，但不论什么样的名牌鞋也绝不会丢失。

印度火车常常人满为患，但没有票贩子，也没有假票。火车即使已经开动，你如果沿月台追赶，车上会伸出许多双手拉你一把，并为你挪出一个地方。印度公共汽车没有车门，车开动后，一些人还跳上跳下。中产阶级开小车出门，车里能挤多少人就挤多少人，挤不下的塞到车后物品厢里，警察司空见惯，熟视无睹。

车与车相撞了，只要还能走，一声“拜拜”走人，从未看到过因此吵架。印度虽然很杂，但对国粹的恪守毫不松懈。汉族人近代以来学西装革履，以致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了，而印度人穿纱丽几千年不变，至今引以为傲。印度当年栽种鸦片卖到中国，鸦片在中国一度泛滥成灾，但鸦片当年在印度没有泛滥，今天，印度吸毒人员仍远不如中国多。

缓而不慢

根据最新人均GDP排名，中国在世界上列第89名，5414美元，印度第138名，1389美元。印度经济实力比中国差得多，但一直在发展。印度以中国1/3的国土，负担几乎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1/3的GDP，在相同的时间内，能提供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免费医疗，能养得起航母，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并制造出原子弹。

印度经济增长始于2001年，到2009年，8年时间里，印度人均实际工资和收入的增速比人均GDP增速高出两倍，老百姓实实在在分享了经济增长成果。

印度人不着急，慢慢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必然干事少，效率低。印度某些部门的公务员确实人员少、任务重，但成效大。例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被誉为南亚“硅谷”。

2003年，在全球被评为软件能力成熟度5级的72家企业中，印度就有50余家，而这些企业一半以上集中在班加罗尔。但是，主管该领域工作的卡纳塔克邦政府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科学技术部（相当于我国省级信息产业厅和科技厅），全部工作人员只有7人。从总体看，印度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但在一些领域，它又处于十分先进的地位。

如印度的文盲率极高，差不多1/3的人口是文盲，但高等教育却很发达，不仅培养出世界一流的软件工程师，且迄今为止已产生了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文学、物理学、医学、经济学以及和平奖。

独立以来，印度培养的科技人才数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印度人不急不慢，时间好像不值钱，但解决电脑“千年虫”问题却最快、最彻底，赢得了世界第一。

在印度，手机拥有者比中国少得多，但印度手机早已单向收费。在印度找个网吧特别费劲，但其信息产业却一枝独秀让世界惊奇。比尔盖茨1997年3月访问印度时说，“21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可能是印度”。

中国与印度的“龙象之争”中有一些奇怪现象值得关注——2003年，印度有23个股票市场，已全部联网，中国只有两个；印度上市公司1万家以上，中国不到1300家；印度公司上市的资本门槛为8000万人民币，中国则为5000万；印度的银行体系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且基本上是私营的，还有差不多1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75％是外资或私营银行。

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相比之下，中国银行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企，30％贷给私人。

此外，中印呆坏账的比率不一样。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远高于中国，所以印度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呆坏账比率较低的私企。

腐而不败

印度重大腐败丑闻不断，例如，“电信丑闻”中的前电信部长等一伙人为所欲为，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甩卖价”出售2G手机网络许可证，导致国库损失400亿美元，成为印度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官商勾结案，其首犯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全球第二大“滥用权力者”（因“水门事件”遭弹劾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名列第一）。

但也应看到，祸害当今中国的一些腐败现象印度却几乎没有，或者说并不严重。例如，印度没有公款旅游风，也没有吃喝风。吃素的人占印度人口一半以上，越有地位、越有文化的人越倾向吃素，反之，越没有地位、越没有文化的人什么都吃。

一些印度人对素食的较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连萝卜、花生等地底下长的东西都不吃，因为不愿杀生。印度朋友科米卡对我说，他访问中国期间，中国餐馆用煮过荤菜的锅给他做素食，那怎么行呢？

印度没有天价烟酒，烟酒在印度男人中不那么流行，抽烟的人极少，公务往来和红白喜事没有人敬烟。印度的烟仅10支装，比中国的烟短。印度人口袋里装一包烟、一个打火机的不多，许多烟民宁愿买一支抽一支，且常常躲起来抽。

印度没有公车攀比风，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以至老百姓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乘外国车、高档车的都不是当官的。印度官员没有奢侈风。即使印度国防部大楼里，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这样的最高将领（总统是三军总司令）的办公室，也没装空调。

夏天高温常达45摄氏度左右，他们的办公室里也只有电扇在转。我去过多次的马邦邦长、孟买市长等的会客厅和宴会厅里也没有空调。印度最好的房子之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

这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大的公共支出必须经议会批准，批准前要经过多番公开辩论。找部长、邦长等行政高官没用，他们只有执行权，没有大的审批权，且公共开支完全透明，难有猫腻。也正因此，印度难以产生成克杰、刘志军这样的贪官。

不少人喜欢把中印关系描绘为“龙象之争”，我在印度工作时的印度外长辛格对此表示：中、印竞争是龟兔赛跑，印度是龟，中国是兔，兔跑得快，龟落后了，但“千年乌龟十年兔”，最终谁跑得远还要看。

辛格的话表明，印度承认落后却不甘落后。习惯于从龙象之争视角看待中印关系的读者，不妨换个角度，从龟兔赛跑的角度，来个换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