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了占领缅甸，强迫6万多盟军战俘和30多万亚洲劳工修建连接曼谷和仰光的泰缅铁路。在泰缅边境气候恶劣、地形险峻的热带雨林区，战俘与劳工们以血肉之躯拼死劳作，使这条原计划6年才能修成的铁路在短短15个月内竣工。然而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此期间，有1.2万名战俘和9万名劳工丧生。全长约415公里的铁路上，平均每修筑1公里，就有200多人付出生命。这条铁路也因此被称为“死亡铁路”。

阿奇·弗兰纳根正是这段可怖历史的亲历者之一。这名澳大利亚的普通士兵在战争中遭日军俘虏，被送往泰缅边境，参与了铁路的修筑工程。比很多人幸运的是，他侥幸从“死亡铁路”上逃生，并最终平安返回澳大利亚。

他当年的遭遇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被永久地埋葬。多年后，他的儿子理查德·弗兰纳根花费了12年之久，以父亲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创作了一部有关“死亡铁路”的长篇小说，起名为《深入北方的小路》。小说讲述了在二战中成为日军俘虏的澳大利亚医生多里戈·埃文斯在战火中艰难求生、营救战友的故事；而他在战争中对自己过往爱情的追忆又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主线，在时空的频繁转换间，透过主人公的眼睛，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争对人类心灵的扭曲和摧残。

2014年，凭借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理查德·弗兰纳根一举斩获了英语文学最重要的奖项布克奖。《深入北方的小路》也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并于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近日，弗兰纳根受邀来华参加了澳大利亚文学周的一系列活动。借此机会，3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请他分享了创作《深入北方的小路》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文学和历史、战争与记忆的理解。

澎湃新闻：《深入北方的小路》是基于你父亲修建泰缅铁路的经历写成的。是什么促使你去深入父亲的过往，花费12年的时间写作这部小说的？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写的不是我父亲的故事，可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就不会去写这个故事。我父亲幸运地活着离开了“死亡铁路”，但他的很多朋友却死在了那条铁路上。他曾跟我简略提起那时的事，但不愿谈及更多。他的沉默令我想要理解那些他不曾吐露的事情。

起初我并不想写这本书，因为它让我感到纠结，我并不想去触及人类经验中如此黑暗的一面，而且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处理好这么一个庞大而重要的主题。但围绕这一主题，我开始萌生很多想法，它们不断增多，令我感到快要窒息。我感觉如果我不写这本书，就无法写其他书了，于是不得不动笔。面对一个如此黑暗的题材，我想我需要加入一些光亮。因为即便在最糟糕的境况下，依然有希望存在。而在这个故事中，有关希望的表达就是爱情。所以我想，要书写这片黑暗，我就需要一个爱情故事。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就找到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方式。

澎湃新闻：从你父亲的言行中，你感觉他对修建“死亡铁路”的那段经历是怎样的态度？他是否读过你的小说？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父亲在退休不用工作后，开始越来越多地回忆自己的过去，有时会稍微谈起一些，但从未说很多。但当一个人年岁渐长，这些回忆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你会感受到它们，从而理解它们。我记得他曾说过：“对于往事，你可以原谅，但你不可以忘记。”但有很多故事他都没说，特别是那些暴力和残酷的部分。我觉得后来，他都在努力寻找人性中好的一面，例如他与他的同伴是如何互相帮助的。他试图在这件最可怕的事中找到好的东西。

他没有读过我的小说。写作时我有一个信念，我必须要在他死前完成这本书。因为我隐隐感觉到，一旦他去世了，我和他之间的一些联系也会消失。我在一个早晨写完了这本书，然后就去拜访我98岁高龄的父亲。他问起这本书，我就告诉他我写完了，并且即将出版。得知了这个消息后，他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澎湃新闻：写作《深入北方的小路》时，你是否实地探访过泰缅边境或其他与你父亲战时记忆相关的地方？

理查德·弗兰纳根：为了写这本小说，我确实去过泰缅边境，想看看父亲说过的地方。我体会在潮湿的空气中行进的感觉，抚摸过刺竹，眺望过尖利石灰石构成的峭壁，还去看了我父亲当年住的营地是怎样的，我需要感受所有的细节。

小说快要完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需要去一趟日本，因为我的小说需要一些情绪，而我从未去过日本。我知道当年参与“死亡铁路”工程的一些日本人还活着，我想找到他们。到日本后，我成功地找到了一些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的友善和慷慨，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哀伤。我不打算谴责他们，这么做并没有意义。作为一个作家，我只想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性格，来理解是什么迫使他们做出了暴行，而那些事日后是否仍然影响着他们。

我见到了一个当年日本军队中的医疗人员，他曾经在我父亲的战俘营里。他告诉我，当他刚刚来到我父亲所在的营时，看到那些饱受折磨的战俘是如此的瘦骨嶙峋，仿佛在泥泞中爬行的骷髅；这样的景象，让他联想到佛教中所说的地狱。而我问他，作为一名医疗人员，他有没有帮助他们，他的回答是没有，因为他不觉得他们是人。

在东京郊区的一个小出租车公司，我见到当年我父亲所在战俘营的守卫，他是我父亲非常痛恨的人。他在战后因战争罪行被判处死刑，后来获得了减刑，并在1956年美国针对日本战犯的大赦中被释放，回到日本注册了这家公司。这位战犯年纪很大了，他对我的态度非常慷慨和温和，他尽力回答我提出的每个问题，诉说了当年在战俘营时的种种往事，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然而，他记得当年的一切，却唯独不记得自己曾对战俘施暴。他有可能是在撒谎，有可能真的不记得了，毕竟人有时会下意识地忘记自己不想记住的事。我想知道是怎样的原因，促使这名此时看似温厚的老人做出了那样的暴行。于是我要求他扇我三个耳光，这在日军战俘营中是很常见的体罚方式。他起初很抗拒我的古怪的要求，但最终还是照做了。他站起身来，身体前倾，抬起手肘，向我举起了手——我顿时意识到，即使他的大脑已经忘却了自己当年的暴行，他的身体并没有。他用力扇了我三个耳光，当扇到第三个时，我感到天旋地转，整个屋子就像狂风怒涛中的一艘小船。而那一刻，我在眩晕中看向那位刚刚向我施暴的战犯，发现他脸上的神情是非常惊恐的，我想他理解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而我也明白了，无论邪恶是什么，它并不存在于我和他之间。

澎湃新闻：你曾如此深入地进行过实地考察，并与当年的亲历者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为何选择把这段往事以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不是历史写作？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认为小说道出的是另一种真相，它能表达历史写作所不能诉说的。我试图更好地展现人们对彼此都做了什么，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导致这些罪行的缘由又是怎样的。如果我选择历史写作，就只能在目击者当中做调研。目击者只能告诉我他们所见的，却不能陈述人们内心的想法，而小说家可以走得更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小说，有音乐、绘画、电影这些艺术形式，它们能让我们看见人类的灵魂。

《深入北方的小路》是一个虚构故事，正因如此，它能够超越自己所在的情境，与不同时空的人对话。举例来说，这本书出版后，有很多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表示，他们觉得这本书很重要，因为他们在其中找到了与自己相似的经历和感受。这次我来到中国，也很想了解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感受，因为中国也曾饱受日本侵略。虽然中国人与我父亲的经历截然不同，但同样充满黑暗与伤痛。这就是小说的力量，它能表达比事实更大更广阔的真相。

澎湃新闻：写了这样一本书后，你是如何理解人们关于战争的创伤记忆的？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书中很大一部分在说，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有些我们会选择记住，而有些会选择遗忘。在某种契机下，我们会重新走入自己的过去中，尽管这很困难，但对人们来说是一次治愈伤口的机会。对于战争所摧残的人们，他们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而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社群，战争年代的创伤会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对待创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仇恨延续下去。当年的日军之所以会做出如此暴行，是因为他们不把被施暴的对象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类；而当我们心怀仇恨，也会把其他人看作比我们低下的物种。我们需要明白，犯下滔天罪行的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类。如果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拥有同样的权力和同样的心境，也会做出和他们一样残酷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铭记那些残酷的过往，它们很重要，但我们不可以仇恨。

澎湃新闻：《深入北方的小路》中引用了很多诗句，对此你是如何考量的？

理查德·弗兰纳根：有两个原因。首先，对主角多里戈·埃文斯来说，诗是让他在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美的事物。而我认为，在诗歌中，有一个虽然脆弱，却无比神圣和美丽的广袤宇宙。诗歌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告诉我们总有一种更值得追寻的美好，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的永恒。另一个原因是，这本书涉及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罪行，而为了避免我在书中对日本人作出某种评价，我想同时展现一些能表现日本文化之美的事物，所以就想到了日本的诗歌，也就是俳句。（注：《深入北方的小路》这一书名来自松尾芭蕉的俳句，章节名也都来自俳句，书中的日本人角色也用俳句寻找内心的平静。）这帮助我能够更好地去书写他们不好的一面，却不带仇恨色彩与主观评价，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此外，我的父亲酷爱诗歌。我的祖父母受过教育，因此他的成长中能够接触到诗歌。所以我认为他懂得，诗歌中有一种美丽的魔力，它能使人自由和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