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德国《商报》3月25日发表文章呼吁，欧洲政界应从中国等国家身上学习有价值的相关解决方案。

文章表示，中国的趋势很明显：2月底，不少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就已减少。最近，武汉的最后一家方舱医院因没有更多患者而休舱。那里肯定采取了一些正确做法。但欧洲并未足够认真地学习。

世界卫生组织赴中国考察专家组负责人布鲁斯·艾尔沃德2月底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就很具代表性。他此前为了考察疫情，在中国待了一个多星期。

3月26日，在德国伊瑟隆，医务人员在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站取样。新华社发（约阿希姆·毕瓦勒兹 摄）

艾尔沃德报告了重要事项，它们是各国社会在抗击新冠疫情时都能付诸实施的。例如，中国将很多医疗咨询和处方开具工作转移到了互联网上，以防止未感染患者在拥挤的候诊室与新冠肺炎患者接触。而且政府从一开始就宣布免费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

中国策略中的另一个要点在于，重症和高龄患者直接送往医院，轻症患者在集中隔离点休养恢复。而欧洲采取的方法完全不同。

中国将改造的体育馆等设施作为集中隔离点。疑似病例应尽快接受检测，并在酒店房间中隔离等待检测结果。

3月10日，武昌方舱医院最后一批痊愈病人共49人出舱。这是两名青海医疗队队员等待出舱时小憩。（肖艺九 摄）

文章称，武汉最初也是要求轻症患者留在家中，以避免给人满为患的医院增加更大压力。直到人们意识到，75%至80%的传染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

在《商报》看来，欧洲未吸取这一教训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因为中国当时是遭受一种未知病毒的突袭，而欧洲面对病毒时已提前数周获得警告。

为什么欧洲没有学习这些如今被流行病学家认为对付新冠疫情十分重要的策略——甚至现在仍未就此展开讨论？文章称，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对许多人来说仍然遥远且陌生。

作者写道，或许政治家们也一直以为欧洲不会变得像中国那样严重。欧洲的不少专家和政治家可能还认为，在热爱自由的欧洲采取诸如集中隔离疑似病例和感染者的严厉措施在政治上根本行不通。

文章最后呼吁，欧洲政界也应从中国等国家身上学习有价值的相关解决方案。